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28882
邂逅仙灵精怪 漫步童话王国 品读自然文学 感受博物浪漫
踏上英国经典童话仙境之旅：
邂逅水孩子、妖精信使、仙王仙后、玩具公主、水晶宫、灰姑娘、仙子教母、小红帽、树精、沙地精……它们不只是童话角色，也是维多利亚文化代言人。
从自然奇观到进化奇迹
从童话王国到科学仙境
从物种灭绝到自然复兴
回顾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兴衰与博物思潮
本书是一部讨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自然文学与科学写作的著作，讨论主题围绕该时期的自然文学、经典童话与博物学运动而展开，作者为法国图卢兹大学英语系教授劳伦斯·塔拉拉赫-维尔玛斯。
妖精如缩小版的人类，它们的无力蕴含着维多利亚人对自身的怜悯。而自怜是认清事实后的情绪释放，只有这样才能慢慢接受环境在不断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维多利亚时代的妖精褪下了浪漫主义的浮华外衣，给“自然”的新内涵当起了代言人，借此摆脱了原本日渐式微的境地，重新焕发出生机。它们帮助科学家拓展现实的极限，打破了可能与不可能的绝对界限，让不同领域的讨论相互交融，描绘出科学中那些仅仅靠理性思维无法感知和体验的内容。它们还帮助科普作家应对水火不容的宗教和科学，实验室和大学校园里渐渐没有了灵性现象和基督教信仰的栖身之所，而科普作品也成了它们&后的避风港。
目录
致 谢 / I
序 言 / XI
第一章 从自然奇观到进化奇迹：
查尔斯·金斯莱的童话故事 / 001
博物学的浪漫 / 003
“仅仅是为宣扬大自然的奇观”：童话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儿童教育理念 / 015
全都泡进酒里，一个不剩：《水孩子：一个陆地孩子的童话之旅》与不可能存在的怪物 / 040
第二章“如何走进科学的仙境”：
阿拉贝拉·巴克利的儿童科普作品与大自然的奇妙 / 067
童话的开头：描绘不可见的事物 / 073
巴克利的进化论史诗：从妖精信使到自然生态系统 / 085
第三章 机械化的人类感情：
玛丽·德·摩根和《玩具公主》 / 103
玛丽·奥古斯塔·德·摩根、女性和科学界 / 107
科学进步与重塑大自然：奇妙的自动机 / 116
第四章 透过玻璃看自然：
维多利亚的灰姑娘、魔法和蜕变 / 137
世界博览会是魔法的领域 / 139
安妮·伊莎贝拉·萨克雷·里奇的灰姑娘：收集者与消费者 / 145
身陷玻璃的囹圄：刻画欲望，驯服自然 / 161
第五章 大自然的真面目：
《小红帽》与探索自身的野性 / 179
童话、女性和自然 / 185
安妮·伊莎贝拉·萨克雷·里奇的版本：消费与失贞 / 192
哈莉特·路易莎·柴尔德-彭伯顿的版本：普希与狼 / 199
第六章 自然和自然世界：
玛丽·路易莎·莫尔斯沃思的《圣诞树园地》 / 219
童话故事、动物故事和儿童文学 / 224
引导童话故事：幻想是危险的领域 / 230
复兴与大自然的关系 / 240
第七章 大自然的妖精和怪物：
伊迪斯·内斯比特的《五个孩子和沙地精》与环境意识 / 255
灭绝的生物与自然的奇观：需要调和的科学知识 / 262
19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灭绝 / 271
内斯比特和毛茸茸的妖精：物种灭绝与帝国主义 / 275
后 记 / 294
译后记 / 300
参考文献 / 283
译名对照表 / 319
导 论
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酷爱博物学。与博物学相关的活动曾风靡一时，在中产阶级行为规范的构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当时的人看来，博物学实践是健康的户外运动与智力活动的有机结合。
在一定程度上，维多利亚时代推崇博物学的风气直接引发了一些短暂的社会热潮，人们热衷于收集虫子、海藻或者贝壳，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里不光得放几样有分量的家具，水族箱和蝴蝶标本箱也成了必不可少的物件，书柜里还要摆上几套菲利普·亨利·戈斯（Philip Henry Gosse）的大作，这样才算是体面。
同样受到人们追捧的还有仙子和妖精，卡罗尔·西尔弗（Carole G. Silver）和妮可拉·鲍温（Nicola Bown）分别在她们影响深远的著作《奇怪而神秘的人：妖精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意识》（Strange and Secret Peoples: Fairies and Victorian Consciousness，1999）以及《19世纪艺术和文学中的妖精》（Fair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rt and Literature，2001）里提出，妖精是维多利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时的民众对妖精和妖精故事都非常熟悉，无论是维多利亚时代之前还是之后的人都无法望其项背。两人的研究都强调，妖精的形象填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在祛魅后留下的认知空洞，让“无法被现代化进程所容的神奇现象与神秘事物”再次有了立足之地。
此外，她们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如何借助妖精的形象，发表社会观点和政治见解， 尤其是在关乎女性的天性以及法律地位的议题上；她们还论证了为何梳理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与妖精之间的关联是理解“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抱有何种情感”的关键。
另外，西尔弗和鲍温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钟情于描写和展览新奇的生物并乐此不疲，从巨人到侏儒，再到怪胎和常年生活在地下世界的怪物，抑或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微小生物——还有什么比这些超越常识的生物更能代
另外，西尔弗和鲍温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钟情于描写和展览新奇的生物并乐此不疲，从巨人到侏儒，再到怪胎和常年生活在地下世界的怪物，抑或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微小生物——还有什么比这些超越常识的生物更能代表大自然那不可思议的无穷潜质呢？自然界的生物就像妖精一样，它们是地球未解之谜的一部分，等待着有朝一日被博物学家发现并制成标本供大众参观，成为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一部分。
本书旨在阐释博物学为何会与妖精的世界产生关联，所选的历史时期正是妖精的形象发生明显转变的维多利亚时代，有的妖精调皮地换上了好几副面具。事实上，本书的目标是在西尔弗和鲍温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起初，自然世界在维多利亚人的眼中既引人入胜又蛊惑人心，但随着博物学的发展，对于大自然的全新定义和认识恰恰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接踵而至，文学界开始大量试验一种妖精角色可有可无的童话文学体裁，本书将尝试对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进行探讨。
19世纪60年代，随着妖精的形象融入维多利亚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们开始出现在艺术作品、科学论文，甚至是商业广告里，童话故事的出版量随即一飞冲天。这个时期的童话故事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改编版本，最终，要对它们进行归类变得异常困难，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们面临的窘境正是如此：他们四处搜罗民间的传说和童话，却发现难以对其分门别类。民俗学家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就曾在他最后一本故事汇编里抱怨道：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的妖精故事越来越多，以至于为了照顾受众，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跟民俗传说里的妖精（有的是妖怪）渐行渐远，并逐渐分道扬镳。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1824—1905）、玛丽·奥古斯都·德·摩根（Mary Augusta de Morgan，1850—1907）、黛娜·马洛克·克蕾克（Dinah Mulock Craik，1818—1887）、安妮·伊莎贝拉·萨克雷·里奇（Anne Isabella Thackeray Ritchie，1837—1919）、朱莉安娜·霍雷蒂亚·尤因（Juliana Horatia Ewing， 1841—1885）、玛丽·路易莎·莫尔斯沃思（Mary Louisa Molesworth，1839—1921）， 以及伊迪斯·内斯比特（Edith Nesbit，1858— 1924），这些作家的作品因大量采用魔法和仙女教母等元素，而逐渐成为童话和奇幻这两种文学体裁的代表。但是，如果要论其中最登峰造极的作品，很可能非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系列”（Alice）莫属，它可算得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童话故事的扛鼎之作。
时至今日，任何一部维多利亚童话故事汇编，都会系统性地收录里奇、尤因、莫尔斯沃思和内斯比特的作品，尤其是当书的编者试图凸显童话改编中所承载的女性话语时，便更是如此了。这些作家塑造的角色与人们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广告里看到的温良可人的妖精形象大相径庭，后者如玩具和天使一样精致，这完全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口味。我们还能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里看出，虽然新兴的童话题材是为了帮助人们逃离祛魅的世界，但是它们却与现代性的诸多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纠葛，譬如技术进步、科学思想，乃至于社会和政治议题。只可惜，这类汇编很少关注童话文学里充满博物学知识的事实——作为一种与博物学密切相关的文学体裁，童话在“自然”这个词备受争议的时代，通过参与其中起到了调和张力的作用。
因此，本书的主旨正是想要说明童话故事涵盖了许多不同的话语和讨论，它们可以互不相干，也可以偶尔产生交集，尤其当妖精的形象或者童话的情节触及有关自然的议题时，就更是如此了。换句话说——让我们借用约翰·皮克斯通的说法，当时流行“用博物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其本质即尽可能地“记录多样性与变化”。而与此同时，文坛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妖精形象的变体和童话故事的改编版本，这些作品往往紧跟新兴的生命科学理论，而创作的意图则是为了彰显支配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运行的法则其实是相同的。
皮克斯通对19世纪“用博物学的方法来认识”的强调和他对同时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及其意义、价值体系的关注，同样也是本书研究维多利亚童话的出发点。无论是用于传播博物学、描绘自然界，还是为了探讨某些社会议题，比如女性的天性，妖精和妖精的故事都承载着人们对于大自然全新的思考方式，促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知识结构的传播和发展。琳恩·巴柏（Lynn Barber）的《博物学的黄金时代：1820—1870》（The Heyday of Natural History: 1820—1870， 1980）和琳·梅里尔（Lynn L. Merrill）的《维多利亚博物学的浪漫》（The Romance of Victorian Natural History，1989）都着重强调了博物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发展，也导致人们很难给“自然”这个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自然”既可代表上帝的造物，又可指英国的乡村田野，它是普通人家花园里赏心悦目的风景，是浪漫派诗歌里的风花雪月，而当这个词出现在与地球和物种起源有关的新兴科学理论中时，它又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其他人，比如芭芭拉·盖茨（Barbara T. Gates），其代表作《亲爱的自然：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的女性书写生命世界》（Kindred Natur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Women Embrace the Living World，1998）则把重点放在了女性对博物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她们因为受制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念而表现出的局限性上。盖茨认为，实际上，“女性对自然的看法……一定程度上由男性对自然的看法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决定；女性对自然怀有怎样的见解，从当时的社会把她们想象成了自然本身这一点上，也可见一斑”。
女性与自然或博物学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科普作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的女性经常在这两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和出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最明显的体现是，许多女性身兼童话故事作家和博物学家的双重身份，同时活跃在文学和科学领域， 朱莉安娜·霍雷蒂亚·尤因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这也正是本书以科学和文学的互动作为切入点的原因，本书希望透过两者的关联，一窥维多利亚文化塑造和传播博物学知识的方式。
没错，本书将展现妖精和妖精的故事帮博物学家和科学家描绘的自然世界的新图景。不仅如此，随着人们对博物学的理解发生转变，它们本身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妖精故事的创作和维多利亚时代对童话文学的新尝试，尤其是在1859年之后。类似的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中有明显的体现，正如鲍温和西尔弗提出的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借用妖精和童话仙境的目的，是为看客们营造一个个能够暂时逃离现实的浪漫自然世界。
这个时期的绘画充分彰显了维多利亚式的浪漫主义色彩：画布上的妖精们躲藏在树丛里、蘑菇后，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当时的画作并不追求玄幻，恰恰相反，以约翰·安斯特·菲茨杰拉德（John Anster Fitzgerald， 1819—1906）、约瑟夫·诺埃尔·佩顿（Joseph Noel Paton，1821—1901）、约翰·乔治·奈什（John George Naish，1824—1905）和理查德·达德（Richard Dadd，1817—1886）为代表的画家，他们创作的突出特点是精细地展现妖精在大自然中的姿态，兼顾幻想与写实，尽可能让妖精这种角色回归“忠于自然”的绘画风格。有鉴于此，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作品是当时
从自然奇观到进化奇迹：查尔斯· 金斯莱的童话故事
博物学的浪漫
“未知”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对人迹未至之境的向往，对美丽和有趣事物的无尽遐想……若没有了这份期盼，博物学就失去了最大的乐趣，谁还能忍受那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博物学家研究的对象实在太过丰富和多彩，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除了永远悬悬而望的心情，没有什么东西是定数。他踏上旅途，却无从得知能在路上遇见什么；即便结果不及出发前的预期，他也十分确定这一趟不会空手而归，因为总有一些有趣的事物会出乎他的意料。
异国他乡，可谓未知的代名词，也是博物学标本采集者的风水宝地。
正如菲利普·亨利·戈斯（Philip Henry Gosse）所强调的——意外、惊奇和期待，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发现未知地区和新物种时的心情——哪怕只是在英国本土也一样。博物学家极富骑士阶级的浪漫主义精神，两者追寻的事物都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倒像是来自某个魔法漫天飞舞的幻想世界。
戈斯在《博物学的浪漫》（The Romance of Natural History， 1860）中记述了许许多多从前未知的物种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有的来自英国本土，有的来自海外，甚至还有借助显微镜发现的新物种。这部科普作品描绘的大自然充满了不可思议和美丽动人的事物，充分展现了博物学家和博物学作品如何凸显大自然蕴含的无限可能性与千奇百怪的自然形态。耐人寻味的是，博物学家和科学家发现的东西越多，大自然在人们眼里反倒越是神奇和神秘。本书想要强调的主题是，维多利亚博物学作品的修辞和它描绘的图景渗透了维多利亚文化的方方面面，关于当时的博物学科普作家在为读者们创作怎样的故事，戈斯的《博物学的浪漫》一书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绝佳范例和切入点。
博物学被认为是充满想象力的学科，这一点在戈斯的书名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者用琳·梅里尔的话说，大自然看上去“就像一位中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那充满幻想的思绪之海”。我认为，这种以丰富的想象力看待和定义自然的视角，为博物学与童话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的珠联璧合埋下了伏笔，因为尽管长久以来博物学作品和童话故事多以自然为主题，且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被科普作家和儿童教育家广泛使用，但彼时二者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在《博物学的浪漫》一书的序言中，戈斯对数种研究博物学的方法进行了比较：首先是讲求事实派，他们像“干巴巴博士”一样，“在博物馆里做研究，得到的数据如博物馆陈列的皮毛和骨骼般干瘪和生硬”；再是观察自然派，他们到野外做研究，“朝露未干，就开始在森林和草地上收集、记录， 得到的数据如周遭的环境一样鲜活而明媚”；还有诗意派，他们更愿意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看待自然的眼光“充满了人类的感性思维——惊讶、好奇、恐惧、厌恶、赞美、爱慕、渴求等”。
戈斯在创作该书时选择了审美的视角，他在书的开头用华兹华斯a笔下的一曲诗歌为读者开启了一趟浪漫的旅程。自然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充满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戈斯对自然的描绘是人格化的：蝾螈“换上了他们的春装，华丽的荷叶边衬衫配猩红色马甲，活脱脱的假日情郎”；自然界的生物“热情”“开朗”，又“可爱”，比如石蚕叶婆婆纳b，它“长着一双蓝色的笑眼”。
戈斯那引人入胜的文字风格，成为科普作家努力让大自然显得更有趣的典型例子。他的叙述方式将一堂枯燥的博物学课变成了一次寻访未知世界的冒险，书的内容紧跟知名人士的脚步，比如昆虫学家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1759— 1850）、旅行作家托马斯·维特拉姆·阿特金森（Thomas Witlam Atkinson，1799—1861）、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当然也少不了探险家，比如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神秘的大自然和稀有的物种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乡，平添了别样的异域风情，一个土生土长的英格兰博物学爱好者只因为新奇的发现——比如捕捉到一只燕尾蛾——民族自豪感便可油然而生：
让我们把目光从美丽神奇的异域秘境收回，回到恬静而平平无奇的英格兰。对痴迷昆虫幼虫的在校学童来说，一个六月的“捕蛾之夜”是多么惬意而愉快的时光。距离日落还有一个小时，他就偷偷摸摸地离开家门，随身携带一个杯子，里面装着混了啤酒的糖浆。他一路朝树林的边缘地带进发，用油漆刷把杯中之物涂到几棵大树的树干上。路过的护林员和他的狗满头雾水，面面相觑。太阳渐渐落山，像一颗红彤彤的煤球。我们年轻的学者寻觅着下一个挥洒汗水的地方，这一次，他全副武装，带着捕虫网、几个药片盒子和一盏巡夜提灯。他在树篱高耸的乡间小路上停下脚步，显而易见，蝙蝠们今晚的狩猎十分成功，成群结队的小灰蛾扑腾着翅膀，在树篱间进进出出。他严阵以待，紧紧抓住手中的捕虫网，那儿，那只蛾子的颜色非常少见。唰！抓到了！他把它放进棉布袋里，举到眼前。透过西下夕阳的微光，他看到自己抓到了一种非常漂亮的小蛾子——“翡翠蝴蝶”。离篱笆不远的地方有一片空地，一只白色的蛾子正翩翩起舞，忽而近，忽而远。那肯定是“鬼蛾”，绝对错不了！现在又来了一个大家伙，远远地就能看到它身体泛白。它冒冒失失，一路俯冲。预备！出手！又中大奖了——一只“燕尾蛾”，它全身淡黄，是英国最高贵和美丽的本土品种。
戈斯巧妙运用停顿、惊叹和命令语气，提升了文字的紧张感，让读者始终悬着一颗心。我们循着博物学家深入自然秘境的脚步，对他的兴奋之情感同身受，他记录的每一种动植物， 都像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眼前一般。每只外形古怪的昆虫都会被西方的科学爱好者收服，变成充满异域风情的标本。例如，华莱士在马来群岛东部的某座小岛上，与一种全新的鸟翼凤蝶（Ornithoptera）不期而遇，读者将和他一起体验“高兴”和“血液（正在）涌上（他的）脑门”的感受。
戈斯会时不时地冒出几笔血腥和哥特式的描写，但都非常有助于烘托“氛围”。譬如，当叙述者与一只鬣狗狭路相逢时，黑暗的文风达到了极致：一头“肮脏可恶的怪物”，发出“恶魔（般的）狞笑”——“这声音仿佛是地狱才有的”—— 缓缓从“一堆荒凉的乱石后面”现身。第二只也很快赶了过来，嘴里叼着人的脑袋，锋利的牙齿把骨头磨得吱嘎作响。
相比之下，萨里郡动物园的饲鸟员托马斯先生，他的故事简直如童话般浪漫又美好：
日落之际，托马斯先生发现自己身处荒郊野外，这地方距离伦敦还有数英里。他站在田里，脚边是几堆新收的干草，估计很快就会被人运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把两捆干草拎到树林的边上，叠成一堆，然后“像只鼹鼠一般钻进了干草堆心”，只露出脑袋呼吸新鲜的空气。明月高悬，万里无云，借着月光，托马斯先生能观察到周围的一切。这张床又软又暖，还带着干草的芳香。睡意很快袭来，他随即沉入梦乡。等迷迷糊糊的托马斯先生醒来之时，错以为各种各样的精灵、幽灵、妖精和小鬼正围在他身边，兴高采烈地举办着午夜舞会。
托马斯先生并没有真的看到“小人”跳舞，他只是被周遭寂静浪漫的乡村风光所感染。一只欧洲夜鹰的出现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个故事的童话色彩——“（它）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仿佛用了某种魔法，只一刹那，便又迅速消失，犹如划过夜空的彗星，转瞬即逝”：
这群鸟儿酷似猫头鹰，犹如鬼魅一般掠过天际，悄无声息。此情此景，几乎要叫人相信这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某片魔幻之地。我出神地看着这种鸟在夜空中诡异地嬉戏，只要再加上捣蛋鬼迫克a、他的精灵伙伴以及仙子侍从，对于我来说，就完完全全是“仲夏夜之梦”了，尤其是当我还半梦半醒、迷迷糊糊之时。我很高兴自己在大自然中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我多希望那些在博物馆里闭门不出的博物学家当时也能在场，让他们看看大自然的美景，便可与之分享我那份喜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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