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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212823
“摇滚博导”陈涌海首次跨界博物写作,科研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巧妙结合。
全书精选特种书纸双色印刷,书页柔滑细腻,护封双面印刷,全面呈现图片质感。
为什么有不同的蠹痕?这些不同的蠹痕跟不同的书虫有什么对应关系?衣鱼为什么命名为蟫?“覃”字是怎么造出来的?为什么恰好是李白发明了“蠹鱼”这个词?
这些问题就像波浪追逐波浪一样,在脑海里永不止息地推移,搅动自己像蠹鱼一样在书籍的海洋里自在地寻觅。
问题依旧高悬……我只管考虑对我个人的意义——我好奇,我高兴,我愿意,我较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
序言
蠹鱼演化史
衣鱼、蠹鱼和书虫
蠹鱼前传——“蠹鱼”词源考
蠹鱼后传——“蠹鱼”词义和形象的演化
蠹鱼外传——衣鱼图像史
蠹鱼消亡史
科学与艺术
胡克的衣鱼观察
衣鱼银粉——白腻铅粉如
蠹痕之惑
书画中的蠹痕作伪
虫书之美
蠹鱼书帧
欧洲的书虫
辟蠹的科学与艺术
文学和掌故
蠹鱼三食神仙字及其他
蠹鱼驮走黑暗
两条腿的蠹鱼
蠹鱼的变化
《书的敌人》与衣鱼
叶灵凤与蠹鱼
蠹鱼屎与秦灰
李白与蠹鱼
饱蠹楼
银蠹鱼和红金鱼
蟫考篇
蠹鱼异名源考
蟫考——为何衣鱼名为蟫
蕈草考
蟫寻篇
捕蟫记
虫洞记
我的辟蠹术
安琪的衣鱼图和诗
杨典衣鱼图、虫虫虫天印及诗
附录:蠹鱼简明文献
序言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时间之口》有一文讲“在图书馆的幽暗中度过一生”的衣鱼或白鱼,我读了非常喜欢,抄在笔记本里不算,又去网上搜索衣色的介绍:它是书蠹中的一种,有很多别名,如蠹鱼、蟫、壁鱼、银鱼,等等,古代诗文中经常出现。
找衣鱼照片时,觉得书蠹蛀蚀古籍留下的孔洞很有意思,蛀痕的起始和消失与书法笔画间的起落有某种神秘的呼应,于是又检索蛀痕有关的各种古今文献。关于书籍治蠹、防蠹的文献是最多的,我却是不太关心,因为我的书从未被虫子吃过。八十年代有一些文献提到了蠹痕,书虫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亲手所拂,读起来生动有趣,只是这样的文献并不多。到了九十年代,文抄公出现了,文章抄来抄去,作者多半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写文章大概是为了评职称。有一人很恶劣,把自己某文大段文字中的“书虱”换成“毛衣鱼”,又去别处发表,这比抄袭更恶劣。我也用Web of Science之类的科学文献检索系统来查找衣鱼和书虫的英文文献,研究报道很少但有很多杀虫剂的专利。看来无论中外,对于书虫,大家都只有杀灭的兴趣。
这么多资料看下来,两眼昏花。大部分学术类文献津津有味地介绍各种书虫的形态、习性以及如何防治,对蛀痕却都语焉不详。我能理解,对急于消灭害虫的人来说,蛀痕怎样并不重要。像我这样对蛀痕运动变化规律感兴趣的人应该很少吧,我时常想象书虫在书籍中穿墙打洞的样子,猜测它们如何选择运动方向,跟重力加速度是否有关系。年底了,有点闲工夫也算正常吧。
倒是发现某个艺术家也对蛀痕有兴趣,他受书上蛀痕启发,创作了系列架上和装置作品。真是让我嫉妒——仿佛自己的创意被他人提前偷去——而又无可奈何。好在那并非我想要的那种痕——我并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但确定不是这位艺术家鼓捣出的那些。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蛀痕的照片,但是远远不够。即便有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我还想看到真实的蠹痕,亲手拂拭那些神秘的虫篆。
于是我跑到单位图书馆黑漆漆的书库(不知道灯的开关在哪儿),从幽暗无光处的书架底层抽出一本书来,看不见的尘土扑鼻而来,借着窗外天光细看,毫无书蠹的痕迹。又跑到报国寺(很少的旧书摊)和潘家园(太多的旧书摊),也找不到虫蛀之书:问摊主有没有虫子咬过的书,摊主看我像个傻子。
我不会绝望,这早在我意料之中,干燥寒冷的北方不是书蠹的家园在温暖潮湿的南方,无数的书虫正在书册里挖洞打滚呢。你等着,南方。当我从所有这些纸张和文字上抬起头,没有人看到我摇晃的触须和裂变的复眼。
前边这些文字是我2015年春节期间写下的。因为对蠹痕产生兴趣,从而到处收集蠹鱼的资料。在阅读这些由古至今、从西到东的资料时,因为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出于习惯,总是不由自主地提出很多问题来。为什么有不同的蠹痕?这些不同的蠹痕跟不同的书虫有什么对应关系?衣鱼为什么命名为蟫?“覃”字是怎么造出来的?为什么恰好是李白发明了“蠹鱼”这个词?这些问题就像波浪追逐波浪一样,在脑海里永不止息地推移,搅动自己像蠹鱼一样在书籍的海洋里自在地寻觅。
看了足够多资料,一些问题有了明确的线索和答案,还发现很多文人墨客对蠹鱼和蠹痕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这时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写一本蠹鱼主题的书呢?国内和国外出版过几本关于书籍档案害虫的书,主要介绍各种害虫的昆虫学知识,捎带介绍它们对书籍档案的危害情况以及书籍档案保护方法等。总的说来,这些是面向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书籍,普通读者显然不会感兴趣。
我想写或者说有能力写的只能是一本带有科学或学术视角的文化闲书。围绕蠹鱼一书虫这一主题,把我搜寻到的各种资料、我的疑问以及相应的思考和回答组织起来。这样的书可以牵涉很多知识领域:人文方面涉及文学语言文字学、插图和装帧、工艺美术等;科学技术方面涉及昆虫学、物理学印刷术和造纸,甚至本草学知识。也许好奇心重的读者会感兴趣。对我自己来说,这样的内容足够驳杂却不至过于宽阔无边,正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科学职业密切相关,又因为题目够小而不会占用我过多的时间精力,可以说是非常合适的。
然而一旦开始行诸文字,就不像寻找查阅资料那么心情愉快了。我以前只编写过科技方面的专业书籍,面对的是从事科研的读者,逻辑清楚、文字简明扼要即可。现在写这种面向普罗大众的书,总觉得应该有点文采,要有趣味性、故事性之类,这方面我可以说是毫无经验。总是在很多写作问题上犹豫不决,无所适从。怎样取舍收集到的众多材料?直接引用古文原文,还是转成白话文来叙述?叙述的语气应该轻松幽默(然而我并不幽默)还是自已擅长的简明扼要?背景知识介绍到什么程度?证据是否足以支持结论?诸如此类。
我可以假装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写,但总有一个问题如白日高悬,无法回避:写这本书究竟有什么意义?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写项目申请书去申请研究经费,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说明这项研究的意义,要么具有科学上的意义,即推动学科的发展和加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要么具有应用上的意义,即研究成果可以转化成生产技术或产品,满足人类需求。那么研究蠹鱼到底有何意义?蠹鱼毕竟是个太不起眼的东西了,对现在的人类来说,既没有多大的好处,也没有多大的坏处。旧时中医认为衣鱼具有利尿通淋、祛风明目、解毒散结等功效是《本草经》三百多味药中的一种;然而现代中医认为衣鱼并无此用,已经放弃这味药。旧时蠹鱼啃食书籍纸张,还能惹怒藏书人,促使人们发明各种治虫办法。现在蠹鱼几乎销声匿迹了,绝大多数人没见过蠹鱼和被密鱼蛀食过的书,很多人连蠹鱼的蠹字都不会写。在这种情形之下,研究蠹鱼岂不等于研究“马尾巴的功能”?
韩愈曾经用诗句“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批评他的学生皇甫提醉心于园林花鸟,不关心国计民生。必须承认,研究蠹鱼其实比“尔雅注虫鱼还不如。研究蚊子、苍蝇、蝗虫之类的害虫,有助于避免它们带来的危害;研究蜜蜂、蚕之类的益虫,可以促进物质生产;哪怕知了、蜻蜓、蜘蛛这些看似与人类生活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虫子,因为可以经常看到、听到,人们也有兴趣去了解:为什么要研究躲在阴暗角落里丑陋的蠹鱼呢?
搞清楚蠹痕形状跟书虫的关系,理解了蠹鱼形象为何混乱,知道了覃就是盐。搞清楚了衣鱼银色光泽的物理机制,掌握了很多人们不了解的蠹鱼知识:这与孔乙已知道“回字有四样写法”本质上就是一回事,不过都是些无用的知识。
当然我可以对比中文的蠹鱼和英文的bookworm在各自文化中的内涵外延,进而探讨东西方文化上的本质差异,也可以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蠹鱼之类的词汇的兴起和衰落,探讨社会文化思潮对语言文字的影响等等,以此来拔高蠹鱼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样当不是变成正儿八经地做学术研究了?还是在一个自己陌生并且也毫无研究基础的领域。我可没有发疯。自己也深知这小小的蠹鱼,一种完全灭绝也丝毫不会影响人类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原始昆虫,根本承载不了也无需承载那些宏大的旨意——用来承载我的好奇心倒是蛮适合的。
我当然可以较真,得意洋洋地指出文人和艺术家在描述蠹痕和衣鱼时所暴露出的科学上的矛盾;但又深感文学艺术的真与科学的真完全是两码事,拿科学的真来要求艺术,只会减弱甚至消除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从而破坏了文学艺术的真。这并非我的追求。
问题依旧高悬,但我并不需要申请经费,也就不用编造蠹鱼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了,我只管考虑对我个人的意义——我好奇,我高兴我愿意,我较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意义。
即便是无意义的蠹鱼研究,也有足够多的乐趣。寻觅蠹鱼相关的新资料发现看似无关的资料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与科学研究中搭建新设备以获得新的实验数据、找到实验现象背后的物理机制没有本质区别,也都具有寻找和发现的愉悦,都是在混沌未知的世界中构造了一个心智上的有序结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别的研究终归是对社会有意义的、有用的,从而可以从社会获得名声和利益的回馈,而蠹鱼研究几乎没有这样的效益。但是不正是这种无用才使得快乐更加纯正、深刻吗?近来的哲学明星韩炳哲说了:“然而,感知的深层快乐却在于这些行为的无效率之中。它源自徜徉于事物却不对其加以利用和榨取的长久的目光。”
借由无意义的蠹鱼研究,一窥古典经籍之门,对古代知识海洋的浩瀚也算有了浪花一朵朵的切实体会。韩东的诗说得好:“你见过大海/你也想象过大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我也不想再写这种需要大量阅读的书了,这几年眼睛又近视了一百多度,我可不要眼睁睁地淹死于书海之中。
最后要感谢期间帮助过我的人。我的学生贾彩虹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帮我买过两本关于书虫的英文二手书:重田帮我翻译日文书名;韩笑给我寄来在法国旧书集市上买到的精致衣鱼彩色插图;大学同学王迎请他儿子帮我翻译了《书的敌人》一段拉丁文诗;秦晴不辞辛苦地帮我在东京大学图书馆翻拍《纸鱼繁昌记》的封面和内封,想到国图古籍馆不允许翻拍资料,不知道东京大学的图书馆是什么规定,我的请求是否让她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老友孙宾帮我从北大图书馆下载了几篇民国报刊文章还有墨甫、杨典、涤愁等人帮我捕捉衣鱼,没有他们的帮助,衣鱼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干瘪的文字和僵死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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