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577372
1.本书以宏大叙事和海量史料完整讲述了明代与藏、回、土达、瓦剌、鞑靼、女真等边疆族群之间的战和历史，回顾了明朝中央与边疆族群交往的所有历史细节，在浩如烟海的繁杂信息中总结明代北部边防的特征，寻找明代能在276年时间内捍卫边疆的秘密。
2.本书的最大特征是海量史料的运用，虽数量巨大，但经窦德士的梳理和陈佳臻老师的准确翻译，全书读来并不枯燥，很多历史故事跃然纸上，读罢全书，深深敬佩作者叙述之精妙，分析之独到。
3.明代九边防御是明代边防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窦德士这本书从朱元璋开国时的北伐一直讲到女真崛起后突破辽东防线，贯穿明代始终，对明代边防政策的演变、边防军事体制、边疆族群的兴衰、明朝中央决策的逻辑，都有深刻的分析，是一部了解明代边防的不二作品，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是著名汉学家窦德士的代表作。作品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讲述了大明王朝的边防战史，并从战争史的视角，对明代的政治制度、地方管理、军事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书将明朝北部边境防御历史划分为14个时期，论述明朝皇帝、官员和将领在实际处理边境防御问题时，是如何思考、争论、做出决策的，探究明朝是如何在长达276年的统治中确保领土完整的。本书为审视大明王朝的兴衰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助于全面认识明朝北部边境的防御体系，有助于了解明朝军事决策机制和军事防御思想的变迁过程，有助于思考北部边防对明朝政治、经济的影响。
第一章 洪武时期——太祖肇基（1368—1398年）//0001
第二章 永乐时期——永乐皇帝的攻守之道（1403—1424 年）//0085
第三章 宣德时期——和平之巅（1426—1435年）//0145
第四章 正统时期——英宗皇帝的多事之秋（1436—1449 年）//0193
第五章 阶下囚皇帝（1449—1450 年）//0275
第六章 景泰时期——规复行动（1450—1457年）//0317
第七章 天顺时期——此起彼伏“天难顺”（1457—1464 年）//0369
第八章 成化时期——马不停蹄？疲于奔命？（1465—1487 年）//0393
第九章 弘治时期——负重致远（1488—1505年）//0463
第十章 正德时期——“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1506—1521 年）//0563
第十一章 嘉靖时期——大明堡垒（1522—1566 年）//0693
第十二章 隆庆时期——曙光！（1567—1572年）//0827
第十三章 万历时代——先礼后兵（1572—1620 年）//0845
第十四章 大明余晖——最后的辽东防线（1573—1627 年）//0925
注 释//1001
译后记//1075
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将成为任何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的BI读之作。对几个世纪以来明朝北方边境安全的纵向研究，将明朝皇帝、政治家和将军为应对持久且最终无法解决的外部威胁所进行的人性斗争置于背景之中。尽管皇帝、官员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但野蛮入侵的驱动力仍然逃脱了明朝在中亚和草原的掌控。窦德士在强调外部安全威胁往往只能被反应而不是解决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上，为中国历史和安全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龙沛，范德堡大学教授、汉学家
这本书借鉴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资料，并受到最新研究的启发，提供了关于明朝北方防御政策演变的巨大概述和分析。窦德士打破了停滞和衰落的传统叙事，揭示了明代官僚军事基础设施的动态韧性，为理解明代在亚洲维持霸权近三个世纪的原因提供了关键。作者尤其关注明朝每个皇帝的个性和个人利益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考量，由此展现出的画面是基于实利政策评估的战略灵活性，但又掩盖了一层稳定的光泽。同时，作者对草原政治的流动性与明朝的朝贡制度的关系也高度关注。
——肯尼斯·斯沃普，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凭借对史料的深刻把握，窦德士提供了关于中国明代北方边疆的全面叙述。
——宋怡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分析为基础，成功地梳理了有明一代北部边防的变迁线索，再现了“九边”沿线战争、朝贡、边贸、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的历史画卷。
——张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本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对明朝与北方各族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交往做了全程式报道与评述，是一部了解明代北部边疆史的重要基础读物。译者的流畅文笔，尤其是大量译者注，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刘晓，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一部明代史，也是一部长城修筑和防御的历史。本书名为“长城之外”，实际关注的是长城内外明王朝依托长城构建的北边防御体系之内和之外的史事，为阅读明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彭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窦德士的《长城之外》一书，在西方学界长城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明代长城防御历史与阶段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相对于此前偏重理论的研究取向，本书提供了更为丰富与细腻的历史情节，生动展示了有明一代长城边疆的历史之歌。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史、长城史研究专家
序 言
明朝（1368—1644 年），享国276 年的东亚强国。在这276 年中，明朝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防范其边防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来自内陆亚洲草原深处的“骑射手”。对此，本书试图说明的问题抛引如下：明朝，一个缺乏现代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前工业社会，是如何在跨度如此之长的时间里成功守卫其超过2700 公里的北境防线的？答案当然无法简单地在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火器发展史或长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从一连串经年累月的事件叙述中去总结，从一系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涉及为迟滞对中原永无止息的袭扰，消除事关存亡威胁的战事、谋略、决策、行动的史实中去发现。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又可说是一部明朝的国家安全史。设若当年明朝未能成功守住北境防线，那么东亚的历史或许会向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也许中原北部会逐渐从混乱无序中诞生一个带有多元色彩的区域政权，对近现代历史进行难以想象的改写。
本书的研究依托大量关涉其时其事的史料，如《明实录》《国榷》等。此外，亲历者、事涉官吏人等的记述、文集，事关边防的奏议、则例等亦可作为所依托史料的一部分。因为上至庙堂之上的圣君贤相，下至地方督抚和前线将士，所有人无不对明朝的边防安全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故而相关史料浩如烟海，本书亦难以一一囊括其中。
从长时段看，层出不穷的边防安全事件可分为三个典型时期。第一个典型时期在洪武元年（1368年）到宣德十年（1435年），这一时期，明朝皇帝掌控着全局。太祖、永乐皇帝和继任的宣德皇帝以其恩威之势主导着东半球大部的政治格局。太祖和永乐皇帝还曾先后11 次大规模远征漠北，这使得鞑靼人（即当时的蒙古人）几乎不怀疑中原政权也具备远程作战的能力。
第二个典型时期在正统十四年（1449 年）后。是年，瓦剌领袖也先在土木堡俘虏了年轻的英宗皇帝，这一事件成为一大转折点。此后直到隆庆五年（1571 年），明朝逐渐由攻转守，在防线上构筑大量军事防御设施。这一时期，皇帝难以恩泽天下，明朝逐渐转向内敛并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华夷之辨”的保守思想抬头，渐次取代此前“天下一家”的开放包容氛围。这一趋势在嘉靖皇帝在位时（1521—1567 年）达到峰值，中原因而变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大堡垒”。
到了隆庆四年（1570 年），博学鸿儒邓球便对这一转折有过如下论述：
国初，岁冬命诸王巡边，远涉不毛，校猎而还，谓之肃清沙漠，遂岁为常。宣德五年冬十月，车驾巡边，至于宣府，犹有遗意焉。盖正统己巳以后，不复闻矣。弘治中，北虏犯边甚急，孝宗皇帝锐意亲征。时大学士刘健等力谏，乃寝。或曰国初胡力方衰，而我之兵食强富，至此已非初时之边备。且虏之生息渐蕃而力勍也，盖正统以来，于各边止设巡抚等官，岁出防秋。伏读《大明会典》曰，凡“每岁七月，兵部请敕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烧野草以绝胡马，名曰‘烧荒’。事毕，以拨过官军，烧过地方造册邀奏”，是防秋之意也。夫欲防其在彼，而不备其在我。主将且怀畏虏之心，则亦岁终举应故事以塞责耳，而况三五百里云乎哉？
该段文字引自邓球关于北境防线《九边六关总说》的前序。幸而有这篇《总说》，明人乃至于今人，才有机会了解彼时明朝政府在维护边防安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亦才有机会探讨为何早期这一良好局势会在此后逐步恶化。
第三个典型时期始于隆庆五年（1571 年）明朝与俺答汗达成和解这一事件。和解使万历皇帝得以压缩原本耗费在北境防线上的财政、资源，转而将之投入万历援朝战役（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等其他一系列战争中。
这一局面持续了大约30 年。当万历皇帝和他体弱多病的继任者泰昌皇帝无法有效应对辽东防线附近女真部（别称朱里真、女贞、女直）努尔哈赤的崛起时，这一局面就被打破了。对于明朝而言，努尔哈赤无疑是一个异常强大的敌人，不过明朝1644 年的崩溃并非完全由于努尔哈赤，更重要的，是当时席卷中原、此起彼伏的起义。
明朝的文武百僚也年复一年地尝试制止这一切的发生，力求保全中原，使畿辅重地远离前线，使他们眼中的“文明社会”能够一直免遭游牧骑兵的侵扰。而现在，巨浪滔天袭来，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掩盖了原本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旋涡；掩盖了所有曾经为边防安全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淹没了党争、失策、腐败、民役和粮荒；淹没了数不胜数的苦难噩梦和血流成河。本书的立论依据，便是在这历史长河中每一名亲身经历者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自1893 年璞科第（Dmitrii Pokotilov）首次出版《明代东蒙古史（1368—1635 年）》以来，还未有如本书这样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作品问世。其他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聚焦关注往往与本书迥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 年初版）探讨了游牧民族生存所倚赖的生态圈。托马斯·J. 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公元前221—1757 年）》（1989 年初版）一书视域广阔，但其关注点侧重在草原本身，对中原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够。
与之观点相类的还有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的《中国与内陆亚洲：从1368 年至今》（1975 年初版），谢钦·札奇斯钦（Sechin Jagchid）与凡杰·西蒙斯（Van Jay Symons）合著的《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人群与中国之互动》（1989 年初版）等。林霨（Arthur Waldron）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990 年初版）致力于关注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将其关注的边境长城置于中原对草原世代侵袭的反应的大框架下，则可以发现，边境长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以此观之，研究就有了继续可资发挥的空间，大量丰富翔实的史料正有待当代研究者的关注和开发。这些史料能够向他们提供大量关于明朝在两个多世纪里如何应对边防安全挑战的技术，而这也正是笔者一字一句撰写本书的根据。总之，笔者希望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都能够记述下他们所遭遇的事。笔者认为，以此为契机去了解历史事件始末，未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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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对约翰·达第斯（George Dardess）、傅玉波（VickieFu Doll）、帕姆·勒罗（Pam Le Row）的帮助致以诚挚谢意，同时也对苏珊·麦凯克伦（Susan McEachern）、贾尼丝·布朗斯坦（Janice Braunstein）、凯特琳·特纳（Katelyn Turner）、马特·埃文斯（Matt Evans）以及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高效专业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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