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增订本）

断版多年的**之作重现
感受辞章与语言的思想史力量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之滥觞不得不读的**研究

  本书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书写语言与文章体式的复杂演变。作者主要从晚清民初的文章入手，将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予以考察。其严复、章太炎、刘师培、林纾、周氏兄弟等专章，从不同角度讨论他们各自的文言选择中的现代要素，以及如何影响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变革。另一部分则分专题，分析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工具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复杂纠葛，鲁迅杂感的起源，以及晚清到五四期间书写语言的变革。
  全书线索交错、问题玄奥，而作者条分缕析、旁引曲证，以申明其说。时有曲径通幽、豁然开朗之感。如白话替代文言的问题，作者从考察书写形式的变化为入口，指出诸多现代书写因素首先是在文言内部实现的，而到文学革命时期，被移用到白话中，由此产生现代书写语言。类此论述，为学界前所未见。

王风，福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具体涉及的学术分支和课题，包括近代文章、现代散文、周氏兄弟、废名等现代作家、章太炎王国维等现代学者、古琴史、古琴器等，均有多篇重要论文。出版有《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北京大学出版社）、《琴学存稿》（重庆出版社）。编辑《废名集》（全六卷），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主编《曹禺全集》（全十一卷），助理郑珉中先生编辑《故宫古琴》。

目 录
?增订本序
?初版前言

?“近代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诸问题
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
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

?严复“信达雅”爰及“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
?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
?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
?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
?林纾非桐城派说
?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
?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
?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
?工具革命和思想革命的  

?新时代的旧人物
严复：书牍里的中国
章太炎：行万四千里之后
刘师培：闭关谢客 抱疾著述
林纾：拼我残年 极力卫道
王国维：“殉清”亦或“殉文化”

?初版后记

增订本序

本书初印，距今已有八年，之所以起念增订，盖因绝版日久。而诸多新朋询问如何可获，不少旧友以为尚有可观。近年拙所作，门类繁杂，本书相关论域，尽管始终未曾放下，但成文者远不足另成新著。由此想或许合新旧所作，以报新朋，兼答旧友。

其中论说，核心无非汉语书写之文体和语体问题。而借助“近代文学”诸多对象，意在合晚清与五四两个时期，统而观之，而不仅仅拘于单一的既成路径。回思这其中的“现实关怀”，或感于汉语书写百年来的逐代衰变，以为有此近忧不可无远虑，是关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因以上溯晚清，考其多源，回观五四以降书写嬗变，及其升降得失之缘由。

事实上，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的产生，并非以白话代文言一语可了。晚清时期，文言的变化远较白话剧烈。原因在于文言的使用场域要广泛得多，亦系变革的载具；而白话依然是宜民便俗之用具，更有历史的惯性。到五四时期，胡适所倡议，关键在于引导了白话的精英化。其中新文学做出了绝大部分的贡献，成就了延续至今的汉语现代书写语言。

回顾汉语书写史，文言白话的二元体制，系统性地存在

于宋元明清。肇端于唐宋八大家的“唐宋派”文言，与此前不同，是一种完全脱离口语的书写语言，并成为此后文言的主脉。相对应的，是这一路文言，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总体对位，发展到桐城派，最终“净化”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与此歧路者，无论晚明的小品，还是晚清的魏晋六朝文，多体现出某种语言的异端，同时多少均具意识形态的反叛性。而这一千年间的白话，主要两类：一是“高端”的“语录”，由基于口语的实录，发展成富有口语感的书写文体；一是市民消费的小说和戏曲，小说亦由口说发展为书写，戏曲多数剧种使用方言口语。此类“通俗”作品，绝大多数取最多受众认同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正统观念，来结构故事，而传播于文盲半文盲的细民群氓。此即千年来文言白话的职能分工，也是极低识字率的传统中国，能维持社会各阶层统一价值观的缘由所在。

这一“双轨”体制，从文学革命开始，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单轨”转换。以传统白话为底基，结合通行口语，并很大程度上移植了晚清“近代文言”的变革成果，从而发展出沿用至今的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不过，无论如何的选择，都内含着异化的芽蘖。或许，与古代中国文言白话异路所带来的问题相反，现代中国过于强调口语对书写的上位统治，使得汉语现代书写的主体性天然缺位，则必定出现书写退化的隐患。就此，尤以周氏兄弟，其晚清文言和五四以后白话的实践，均是脱离口语，变法于书写内部，而最终达成至今最为丰赡的语言样态。这或是如今的药石。

既云新版，依例总得写几句话。只是对如此巨大的问

题，作如此粗陋的疏解，迹近妄为。惟多年来与朋友议及区区所论，每有妄语。姑笔记于此，以示言责。

犹有需说明者，本著于近世文字变迁，多所致意。未料以简化字排版，即有应报。如引章太炎致刘师培书，有句“思君之勤，使人髮白”，“發”“髮”已简化合并为“发”，校样中看到“使人发白”，险些喷饭。又“餘”“余”二字，今简并为“余”，输入法却早可打出简体形的“馀”，何所自来不可知，想必不断有人频繁遭遇歧义的困境，需求太甚而终至于编造。确实，书中用词如“余力”“余勇”“余论”等，均易误会，但这还不太严重。引《新方言》“餘字猶在本部”，则实在无法简为“余”。王国维《錄曲餘談》、林纾《技擊餘聞》，如作“余谈”、“余闻”，那就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了。因此之故，只得起用“髮”“馀”，并全书统一。是记于此，以为编辑免责之券。

此度增订，蒙夏寅、黄秋华、黄嘉庆、贺天行、陈汝嫣、王睿临、廖秀芳、林怡萱、李成城、陈凯迪诸小友，重核文字，略有订正。同时更换少量注释，大体系后出而更可据信版本。新增文等，季剑青、张丽华、袁一丹诸公，均有所指摘。是所深谢者。

本书初版经年，家父见背。此度再版，母亲未发一语，猝然远行。区区唯我，悲辛酸苦，自是言语不能为力。人生天地间，终难逃成一孤儿吧。

癸卯清明之日王风草于京西二右堂

“近代文学”“新文学”“现代文学”诸问题

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

近一百多年的文学历史，现在被划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要是翻译起来，从英文到日文，都无从措手，虽然这可以成为说明汉语精密程度的良好例证，但确确实实也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国情”。

讨论这些概念的成因，会是给人以良好启发的学术课题，但将它们与长达两三千年的“古代文学”并列，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显得烦琐。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试图打通三个时段，在新的观念背景下对已有的知识体系进行重新整理，可以说是学术史的必然。这成为十几年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动力，尽管大部分冠以“二十世纪”的研究成果只是对各个时段进行简单的知识联缀，但仍无废于我们对这一思路的学术前景的期待。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不管各个学术分支产生的背景

发展的动力。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洪子诚先生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当代文学”的概念》，⁽¹⁾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梳理概念或是反思学科史，而是寻找当代文学自身的特质，建立独立的叙述，并对现代文学宣告分别。而且，以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为重点的研究，其对象已经漫延到现代这一时段，洪先生的“保守主义宣言”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同样起到了“打通”的效果，这有点出人意料。

那么还有一个近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几个时段来说，近代文学显得特殊。在过去，近代这个时段的文学是古代文学的附件，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史前时期，古代文学史总会谈到近代，现代文学史也往往从近代起讲，看上去像是两面沾光，而恰恰正由于此，“近代文学”与其他几个概念不同，它不代表一个独立的学术分支。这其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是按照两张设计图纸盖起来的建筑，尽管设计思路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近代文学”处于两者之间，很难解释“古代文学”何以转换为“现代文学”，因而无法构建起叙述框架。

关于这一点可以稍作分析。首先，中国古代尽管有“文学”这个词，但并没有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学”的概念，在古代只有文体的类别，没有性质统一的“文学”，各文体自相发展，各管各的事，“诗言志”“文载道”，可以互不侵犯，这一 

(1)　《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来，于是开始整合，抽取符合要求的文体，拆拆卸卸，煮成一锅“文学”，然后追认出一个“中国文学史”来，文体在文学史叙述中虽然还存在，但上面有更大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种“体裁”的等级，成为分类的标准，我们讲每个朝代的文学史就是这么讲的，尽管碰到类似赋、骈文这种土产显得有点尴尬。其次，我们对整个文学史的看法本质上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观念，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肯定是各个朝代的偏重，这里既有雅的，也有俗的，还有民间的，新兴的现代观念与沿袭已久的传统看法构成了关系复杂的妥协，但到《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后，这一切就结束了，古代文学实际上也结束了，然后是近代，会提到龚自珍等人，但已经无法贯彻前面的思路，我们不知道这“一代之文学”是什么。再次，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整体评价是呈马鞍形的，以唐代尤其盛唐为顶点，前面是向上的，后面是向下的，这一设计思路其实就是为五四的重新上扬的旋律作准备，因而近代这一段必然是整个历史中最灰暗的。这是古代文学史一般的“技术”构成和描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