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3405697
清末民初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形态由单一走向多元。这一时期的人们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衣食住行以及思想逐渐西化。士是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是一个社会文化、风俗的风向标，引领着当时的时尚风潮。同时，也有一部分遗老遗少拒绝改变。新旧文化交融，多的是奇闻异事，尽在本书中展现。
本书稿以生活在北京的士人群体为主体，记录了他们从清光绪年间到1927年民国政府迁都南京这一历史时期的生活记忆。全书共分为十六个部分，分别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令、仕途等方面，全面记录了清末民初士人阶层的生活，展现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等。
一 衣
二 食
三 住
四 行
五 茶酒
六 礼仪
七 金榜
八 宦游
九 试途与仕途
十 节令
十一 会馆
十二 大婚
十三 大寿
十四 大殡
十五 大雅
自序
余 1945 年生人，难称“老北京”。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祖父、祖母膝下，周围有不少前清“遗老”、北洋“旧贵”。这些人经历了北京由清廷的“京师”，到民国的“首都”，又到了“北平特别市”之变，“几度浮沉几度秋”，所历所阅甚深。
从文化角度来讲，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值转型的过程。有“觉者” 也有“滞者”；有历史的传承也有时代的变革；有排斥、借鉴，也有认同、融合。鸿雁雪泥，留下了历史的印迹，也就是时下的“老北京”。
余所学所业，均围绕着北京。可叹读书不求甚解，著书不成一家之言。 尝曰“退休后写小说”。《四合梦》《末代镖师》出版后，知小说不可为也，有“累矣”之感。友人劝余曰：“何不操《京城百怪》《九门红尘》……之后，再度回归。”思之，实为佳择。
遂将《从北京到北平：清末民初的士人生活记忆》提上日程。脱稿后承蒙团结出版社诸先生抬爱得以出版。所记多系亲闻，但证之、考之而后用，庶几不失其真。如有失真，聆听方家正之、哂之，以免误谬流传。款款之心专此布达，愿先进诸公不吝赐教。
“饭团”——能聚有道
轮流作东，多少有些麻烦。形成固定的圈子后，“作东”也就发展成“饭团”，“饭团”也称“会”。例而言之，如“饭团”诸公“逢一会”，也就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在一起聚聚。届时，各自前往某饭馆。由于定金已付，因故未赴会者，概不退款。饭团有些类似时下的“AA 制”，所异者饭团按季、按年交半价餐费，又称“定金”。季末、年末时补上差额。补上时店家总要“留着零头”；如“吃家”表示“补齐”，店家就明白了，“没有伺候好，要换地方了”。
“饭团”每桌的菜，均由跑堂的呈上菜单，然后问道：“爷还添点什么 ？换点什么 ？”或曰：“爷还上点什么 ？下点什么 ？”“饭团”是大主顾，店家会精心安排，好生伺候。如掌柜的在，会亲自到桌前寒暄几句。 实缺、实差的“主”，“饭团”能排满了，也就是由逢一到逢九都不 “落下”。能排满了的“主”，不是什么大官，甚至不会是“中层”。但能量大，是“场面上的人”，能“了事”，也能“坏事”。这种人参加“饭团”的定金，一般都是由别人代付的。代付的人当然是有求于人，代付了定金后饭馆会“告知本主”，吃人家的嘴短，当然会关照关照，或是帮助“打通关节”“托上门子”。
官场之上也有太太的“饭团”，名为太太，其实大多是姨太太。清代官场之上的饭局颇为严格，不会僭越。在“过女眷”的交往中，太太和姨太太不能同坐一桌，不能乱了名分。好在当时衣饰有别，太太穿红裙子，姨太太再受宠也不可能在社交场合穿红裙子。大执宾一眼就能看出，不会乱规矩。
旗门饭局上还有一个规矩，包衣、哈朗阿不能同自己的主子同桌。包衣、哈朗阿官当大了后可以脱籍，但脱籍后也还对主子十分敬畏。入关前，凡是所掳获的人都编为包衣，分属八旗。包衣是满语，其意是“家的”，汉意可译为“使唤人”。上三旗的包衣隶属于内务府“奉天子之家事”，直接为皇帝服务。下五旗包衣隶属于各王府，是王公家奴。
包衣在旗籍上属于“另册”，而且子孙世袭，一代为奴，代代为奴。 宗室们还领有一定的属下旗人称之为哈朗阿。包衣、哈朗阿有政治权利，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当官，甚至可官至总督、大学士。当官后可以脱籍、抬旗，但不论官拜何职，其祖上所遗“犹存”，难于和昔日的主人“平等”。
据《世载堂杂记》载，清末一位尚书回籍丁忧（为父母守孝），省里的三大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当然要尽地主之谊招待一番。尚书大人为了答谢这番盛意，让夫人出面宴请三大宪夫人。由于宴会是夫人请夫人，所以家庭气氛十分浓厚，但入座时还是按照夫荣妇贵的原则，请巡抚夫人坐了首席。
宴罢，客人们行将告退时，布政使夫人突然态度十分严厉地命令巡抚夫人说：“你先等会儿走，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今天你坐了首席，因是在汉官家里，我也就不同你计较，要是在旗门之内，可容不得你这么放肆 ！”
巡抚夫人听罢大窘，连连赔不是，弄得尚书夫人不知所措。原来巡抚夫人祖上是布政使夫人祖上的哈朗阿。此时已近 20 世纪，旗门之中尚且如此。
步入民国后，太太“饭团”十分活跃。太太和姨太太也就无所“区分”了，只看谁的丈夫官大，谁的活动能量大。仍然严守旧制的人已经不多了，但一些恪守妇道、恪守古道的太太仍不屑与姨太太为伍，所组的“饭团”也“多异”。例而言之，太太“饭团”多设于功德林、全素斋；姨太太的“饭团”多设于“新潮之所”。古板的太太拒绝参加有姨太太的
“饭团”；姨太太大概不会拒绝参加太太“饭团”。
有太太“饭团”，当然也就会有小姐“饭团”、少爷“饭团”，店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促成“饭团”组成，帮着拉团、拼团。甚者，在“饭团”中加入、渗入、拉入、混入“坐桩”。“坐桩”的活动旨在调和“吃家”和“店家”。十个人交钱吃饭和九个人交钱吃饭，桌上的量也差不到哪儿去。“坐桩”就是不向店家交定钱的吃客，既然“白吃”，当然是店家的
代理人，帮忙把“饭团”稳住。玩得好的“坐桩”，不但能白吃白喝，而且能成为一方人士，用时下语来讲就是“很有能量”。
八个人正好坐满八仙桌，初始的“饭团”大多是“八人团”。随着八仙桌向十人圆桌、十二人圆桌扩大，“饭团”也随着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店家的促成，也是“饭团”自身发展的需要。高档“饭团”的八人团，均由官场上的体面人物所组成。店家很难“入桩”，没有身份地位的人也很难混迹其间。官场上的下层“饭团”，则往往鱼龙混杂，以利相合、 以利相倾。官人、商人、道上的人均可混迹其间。“饭桌上就了啦”“饭桌上就妥了”“饭桌上就搞定了”“没想到饭桌上就说翻了”。故对“饭团”“饭桌”，实不可小觑。
不论是逢几会，都是固定的“饭团”。总统、总理、总监、总办们不会“组团”，也不会“参团”，原因很简单，这些大人物太忙，不可能让饭局锁住。退而言之，就是司长、局长们对“团”的兴趣也不大。且不说 “奉上”，同僚们彼此之间的应酬已经够忙的了，焉能作茧自缚。官面上、商面上、街面上的“头面人物”所组成的“饭团”，若是哪位能把本区的警察署署长请来聚聚，则是件露脸的事，饭馆掌柜的也觉得风光。对为迎贵客所加的菜，不免单也得打折。 若 扩 而 言 之、 广 而 言 之， 常 在 饭 桌 上 聚 聚 的 人 就 可 称 之 为“ 饭团”——以“饭”团到一块儿。于上层而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也。”上层“饭团”也可以说，“饭翁之意不在吃，得之于心而寓知于吃也。”例而言之，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是翰林出身，是民国政坛上唯一的“文人总统”。徐的饭桌上常聚之人大多是诗友、文友，这个“饭团”十分“儒气”。段祺瑞好下围棋，身边聚了不少棋士、棋客、棋友，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不同，社会影响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能陪着总理下棋”，于是棋案和饭桌也就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饭团”。
民 国 前 期 的“ 北 京 政 府 ”， 在 1912—1928 年 的 16 年 中， 在 法 律 上没有对外割地赔款，此举实胜清廷三筹。于实力而言，清廷的政局尚 属“统一”，朝廷对各省封疆大吏完全可以“掌控”。民国前期的政局 系各省军阀拥兵自用，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南征”“北伐”，造成了对峙与割据。于政局而言，犹如一盘散沙。但在法律上没有对外割地赔款，不得不说是“职业外交家”之力也。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次长， 均系“海归”。在西方接受过正统教育，不但精通国际法，还精通西方列强的国内法。许多涉外纠纷，用“拖”的化解方式得到“暂安”，这种方法不是“苟安”，也不是“贻害后人”，而是对未来、对后人充满了希望与信心，认为后人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在当时来说，实属于上策。
“职业外交家”大多跨党系、派系，以颜回庆、陆征祥、王宠惠、王正廷、顾维钧等人为代表。这些人不但出任过总长，有的还出任过总理。在巴黎和会上“苦斗”，在《九国公约》中“力争”。其人其事，多有值得肯定之处。
这些人既是高官，又是高知。聚人聚气，多为中心。其“饭团”也具有群体性、专业性。多设在欧美同学会、远东饭店、畅观楼（万牲园内的西餐厅）等西化之所。在餐桌上，后辈外交人员能受益良多。
吴炳湘于 1912—1920 年在北京任警察总监，这个差事不太好干。吴谋求外放山东督军，认为老地盘上地熟人灵，但袁世凯说：“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吧。”直到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吴才衣锦还乡，出任了安徽督军兼省长。吴炳湘在北京任职时，由于职务的关系要和方方面面打交道，军界、政界、商界、教育界，甚至要和东交民巷的洋人进行“交涉”。所以吴总监有好几个“饭团”。吴不在饭馆应酬，他的衙厨、家厨都是高手。待客
以鲁菜为主，佐以淮扬菜、徽菜。衙中设宴地点在大客厅，也就是清代户部的二堂，经西化内装修后颇为豪华。家中的设宴地点多在后花厅、外书房。吴的住宅系袁世凯所送，很是排场。
吴系秀才出身，和遗老们“有话说”；和北洋军的军头们，是小站练兵时的“老伙计”；主持过中兴煤矿公司，和商业界有往来，在饭桌上和各界均能沟通。1914 年社稷坛对公众开放，时称“中央公园”。吴炳湘出任董事长。来今雨轩是董事会的俱乐部，餐桌上以苏菜和西餐为主。这个俱乐部是开放型的，各界人士均可光临。从《鲁迅日记》来看，来今雨轩是教育BU同仁们的小聚之所，也可以说是各界人士的所钟之地，影响很大，到来今雨轩就餐品茗，成为 20 世纪的时尚。不但名人日记中有记载，文学作品中亦有描写。
“文革”前夕，段应凯由上海来京，全国政协在来今雨轩设宴招待。 章士钊、泉伯泉、溥仪等人与宴。席间的话题，也就是“来今雨轩往事”了。只有溥仪无所言，于是叹道：“咫尺之遥，我都未能到来今雨轩坐坐，谁让我命不好，当了皇上。”众人皆大笑，这大概是溥仪第一次“幸”来今雨轩了，也是最后一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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