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63995
1. 本书所关注者为汉代掾史的艺术创作，这一群体曾被艺术史长期忽略，但他们恰恰在中古时期艺术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本书通过勾勒其艺术创作，追溯艺术制度、观念、形式、功能等如何被礼乐文化形塑、层积与更新，找到先秦至魏晋艺术传统相沿而成的内核。
2. 研究汉代掾史的艺术创作，是对早期艺术史模糊地带的一次勘察，是从“边缘”凝视“中心”，从“底层”求证“精英”的一次努力尝试。
3.精选插图100余幅，直观呈现汉代掾史的艺术创作与审美特征。
汉代的掾史，为各级长官自行选任的属吏，大都充当秘书、助手与参谋的角色，以公文撰写誊抄、辅助长吏行政、沟通官民联系等为职守。他们地位普遍不高，却是两汉官僚和知识群体中的大多数，致力于书法印章的日用、碑祠刊立的主事和音乐诗文的雅作，促成了两汉艺术的主体扩展、创造力提升、经典作品累积及制度传导，成为后世官僚或知识阶层艺术创作情境与模式的源头。
本书以任职于两汉中枢各部、王侯属国、各州郡县乡，由长吏辟用的掾史属佐为对象，借助简牍、碑铭、诗赋、箴颂、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艺术论著等，研究这一主体职司文艺、依仁游艺的各种艺术活动和现象，从艺术创作角度考察他们与公卿长吏、儒林学士的关系，探析其创作模式、情境和特征，从而确认两汉掾史之于中国古代艺术主体分化、艺术创造力提升、门类艺术衍生、经典作品累积、艺术风格演绎、艺术观念承启、艺术流派形成等诸方面的影响或意义。
序（言恭达）
绪 论
第一章 汉代掾史艺术创作的制度源流
第一节 汉代掾史的职官源流
第二节 汉代职官制度中的掾史
第三节 汉代掾史与艺术传统的沿革
第二章 文牍奏记与书法印章的日用
第一节 文书的类型、生成与体式
第二节 边塞掾史文案劳顿的五种观察
第三节 掾史文案取用的书体与风格
第四节 文件签封与官私印章
第三章 赞勋述己与碑祠刊立的主事
第一节 纪颂师长功德的碑刻
第二节 掾史称述自身的碑刻
第三节 工史协作与书刻风格
第四节 属吏身份与图像呈现
第四章 修身问学与音乐诗文的雅作
第一节 汉代掾史艺术修养的分层
第二节 汉代掾史的音乐诗文修养
第三节 汉代掾史的艺术理论著述
第四节 才艺世家与艺术流派的形成
第五章 汉代掾史的司艺、游艺及影响
第一节 两汉掾史与士的关系
第二节 汉代掾史的司艺与游艺
第三节 汉代掾史司艺与游艺的影响
结 论
主要参考文献
图版出处
序
言恭达
得益于考古新发现，中国艺术史，尤其是早期艺术史的很多篇章，正在变得丰厚。近几十年来，有关这些新发现的文化类型、作品断代、形式风格、材料技术、艺术群体等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然而，要将它转化为一部完整的、可以与魏晋六朝紧密衔接的“中国早期艺术史”，依然任重道远。这不仅是因为新的材料与问题持续涌现，出土材料、传世文献与已有成果间的往复求证仍需深入，而且因为，现有艺术史学科体系，还面临两个挑战：其一，已经严重西化的学术思维和学科话语，不断加剧对材料、问题和现象的学科肢解，即便以“跨学科”加持，其实质，仍然是现代学科的分化路径，既不能融通以达历史真相，也难逃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作祟。其二，礼乐制度是中国早期艺术发生发展的内核，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底色，与之相关的王官百工、创作行为、造物观念、艺术思想等，往往溢出自“美的艺术”发展而来的学科概念与范畴，当我们面对巨量“无名氏”的实用性“作品”，以类型、分期、分区来叙述时，往往会丢失其内核，淡化作品背后“人”的行为模式及其异同，导致作品意义阐释趋于表层化或扁平化。
上述两大挑战，都指向中国艺术史体系的历史溯源与现代建构问题。其关键，是基于礼乐文化原境，整体而动态地考察中国早期艺术的各类现象，寻绎其源流与内理，进而观照魏晋及其后的艺术发展，从对象及其文化原境出发，实现理论的建构，而不是从既有理论出发的按图索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治学用力较多的文献校理、职官考述、史地考辨、编年、目录等，既是治学者必资参用的方法，也是早期艺术史研究得以畅行的一个个桥基。
与魏晋及以后相比，先秦、两汉的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王官制度色彩。傅斯年先生就曾说，中国文学发端于官，佐助政治的官文，一度为名篇之大端，以至魏晋六朝仍有绵延，而官文的作者，正是与王官密切的“史掾”（包括先秦史臣，秦汉、魏晋的掾史）。史掾、清客、退隐、江湖客，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四类职业或角色，四者各具特征，又彼此出入或交错，构成“四角形的关系”：史掾和隐士皆为士阶层，区别在于官宦之进出；清客和江湖客多属方士，区别在于有无府主（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第 45—51页）。毋庸置疑，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早期艺术，不仅甲骨、金文、音乐、简牍、碑刻、玺印等大宗材料出自四类文人，而且，各类器物、建筑等，往往也由其主成或监理。所不同的是，先秦和秦汉时期的艺术家，除了四类文人，还有官属的百工及民间的工匠，百工为各级史臣统领，民间工匠又和方士一样可进出官府。这样，我们可以把傅先生所说“四角”关系，引申为彼此交错的“六角”关系，而先秦史臣和秦汉掾史，无疑是早期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创作群体。
目前，先秦史臣、秦代掾史的史料有限，且断续不一，而两汉掾史不仅史传有载，见于出土简牍、石刻、玺印的也日益丰富，各类型间又可互补。故将两汉掾史作为研究对象，聚焦其艺术创作问题，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特别是，它能从三个方面推进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首先，这一视角基于早期艺术的王官制度底色，通过勾勒早期文人群体（或知识阶层）的艺术创作，可追溯艺术制度、观念、形式、功能等，如何被礼乐文化形塑、层积与更新，找到先秦、秦汉、魏晋艺术传统相沿而成的内核；其次，在文学艺术诸门类互动并生的语境中，尽可能贯通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将已经打散或肢解的各门类艺术作品，与其共有的“作者”联系起来，整体地阐述一个群体的创作素养、创作风貌及观念取向，还原“艺术创作”的原初意义；再次，以相互交错的“六角”关系为视野，考察掾史与中枢公卿、地方长吏、各级官工、隐逸方士、民间工匠等的社会文化关系，依据不同的创作情境，阐述其协作模式与特征，更为清晰地勾勒汉代艺术创作的层次与维度。
这样，两汉掾史的艺术创作，便在汉代王官与师儒、个体与群体、时代与地域等多视域下展开，这一特殊群体艺术生产的日常化、制度性和稳定性，以及内在于汉代审美意识变迁的个性自在与游艺风气，也便得到彰显。借此，我们才能理解汉代掾史实务工作背后存真求美的努力，如何托举起汉代艺术的丰碑大碣，如何在传承先秦礼乐文化的同时，流化为魏晋时期“返朴归真”“澄怀观道”的审美理念和生活理想。
入读东南大学以前，珩帮博士便已沉浸汉晋简牍、敦煌西域文书有年，对汉唐之间官吏戍卒、知识阶层、僧侣群体的相关艺术现象有所关注，在河西走廊、天山西陲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又加深了他的历史体验，促动思考视野的拓展，因此，可以敏锐地抓住上述问题，并将其呈现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他格外注意简牍、碑刻材料的考古复原与断代研究，用一年多的时间整理汉史、汉简、汉刻中的掾史案例，力图避免空泛臆说。他将汉代掾史艺术创作的情境与模式，区分为日用、主事、雅作三大类，使现象和问题的阐述落到实处，避免了随意或无效比较，同时又能辩证分析，前后观瞻，将其视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艺术创作的三个基本模式，不仅凸显了汉代掾史艺术创作的历史承启意义，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创作的源流提供了新思路。
古代史籍多以“刀笔吏”蔑称掾史，近现代研究者又多持精英意识，致使这一重要群体被长期忽视。因此，研究汉代掾史的艺术创作，也是对早期艺术史模糊地带的一次勘察，是从“边缘”凝视
“中心”、从“底层”求证“精英”的一个努力。珩帮博士的研究表明，汉代艺术的发展，乃至其后艺术传统的形塑，都与这个被忽视的大多数人有关。书刀和毛笔是简牍时代知识分子的工具，也是知识生产、人文创造的象征。在此意义上，“起于刀笔”意味着对早期艺术创作文化原境、人文意义的揭示，也暗含对历史上有名或无名艺术家的尊重，更是立足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视野，对诸门类艺术并生关系的表达，对两汉掾史四百多年间无声、持续而厚重的精神劳动及其历史贡献的肯定。
承前启后的两汉艺术波澜壮阔。它的历史场景中，既有留名巨匠，也有无名掾史，还有失载颇多的工匠；既有文学、绘画、书法、印章、雕塑和器物，还有形式多样的乐舞和建筑；既有中国艺术内在精神的包容开创，还有人伦日用的多彩篇章，以及区域、主体、门类间的交互关联。如今，我们只能凭借部分遗存遥思追怀，实现民族艺术精神的古今交接。当然，这也正是艺术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随着新出材料和后续研究的推进，模糊地带亦将逐步清晰，为中国艺术史的书写筑牢桥基。珩帮博士感念在兹，勤于厚积，耕耘笃实，我坚信，他能在相关领域或论题上取得更丰厚的成果。
是为序。
壬寅立秋于抱云堂
书刀和毛笔是简牍时代知识分子的工具，也是知识生产、人文创造的象征。在此意义上，“起于刀笔”意味着对早期艺术创作文化原境、人文意义的揭示，也暗含对历史上有名或无名艺术家的尊重，更是立足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视野，对诸门类艺术并生关系的表达，对两汉掾史四百多年间无声、持续而厚重的精神劳动及其历史贡献的肯定。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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