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特种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33701
追踪植物学前史发展脉络 探寻欧洲草药志出版兴衰
欧洲植物学史开先河之作 剑桥图书馆馆藏****
英国皇家学会*位植物学女院士
艾格尼丝·阿尔伯毕生代表作
一部欧洲草药志研究绕不开的开创性著作
该**著作问世一百年后
*次被翻译成中文重磅出版
补录、修复稀见插图超过260幅
16开全彩印刷高度还原植物古籍实貌
邀请多位植物学领域专家审读学术把关
*大诚意再现阿尔伯的草药志学术思想
追踪植物学前史发展脉络，探寻欧洲草药志出版兴衰。本书是一部研究早期欧洲植物学及草药志印刷出版发展史的**著作，该书自1912年出版以来，此后每一部有关草药的研究著作都得益于本书。本书为英国皇家学会*位植物学女院士艾格尼丝·阿尔伯（Agnes Arber，1879—1960）的毕生代表作，作为一部欧洲草药志研究绕不开的**性著作，本书虽问世一百年之久，如今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译者考究原文，补录、修复稀见植物插图超过260幅，追溯欧洲草药志印刷本原本，16开全彩印刷高度还原植物古籍实貌，邀请多位植物学领域专家审读进行学术把关，力求以*大诚意再现阿尔伯的草药志学术思想。
目录
第一版序言 001
第二版序言 005
009 第一章 早期植物学史
一 引言 010
二 亚里士多德植物学 010
三 药用植物学 017
029 第二章 最早的印本草药志（十五世纪）
一 巴塞洛缪斯的百科全书与《自然之书》 030
二 《阿普列乌斯草药志》 032
三 《拉丁语草药志》 036
四 《德语草药志》和相关著作 039
五 《健康花园》 043
059 第三章 英格兰草药志早期历史
一 《阿普列乌斯草药志》 060
二 《班克斯草药志》 064
三 《草药大全》 068
077 第四章 十六、十七世纪的植物学复兴
一 德国的草药志 078
二 低地国家的草药志 100
三 意大利草药志 115
四 西班牙和葡萄牙草药志 126
五 瑞士草药志 131
六 法国草药志 138
七 英格兰草药志 141
八 植物标本的起源 166
九 亚里士多德植物学的复兴 171
175 第五章 植物描述艺术的演变
191 第六章 植物分类的演变
205 第七章 植物学插图艺术的演变
253 第八章 征象学说和星占植物学
273 第九章 结 语
279 第十章 补 论
377 附 录
427 译后记
译后记
这本有关欧洲草药志历史的著作翻译始于浙江自然博物院策划的一场展览，在这场展览之前，策展人王思宇咨询我准备利用馆藏的版画做一场展览。因为本人长期关注欧洲博物学版画，也为博物馆的博物艺术征集帮了不少忙，当时就提出可以做一场中西植物图像的对照性展览。待到展览主题确定之后，我们就分头搜集各种展品和文献材料，最终于2021年9月28日—11月30日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做了一场学术性的展览“草木留影花叶传形：中西方植物插图演变史专题展”。
也是在这场展览的筹备过程中，我想起了几年前看到的艾格尼丝·阿尔伯（Agnes Arber，1879— 1960年）这本有关欧洲草药志的著作。在此之前，我只是泛泛翻阅过，惊叹于书籍中丰富的草药志插图。真的等到要筹备此次展览的时候，我才觉得很有必要将这本书翻译一遍，作为展览的重要参考文献。那一段时间，我一边翻译，一边通过书中的信息搜集各种草药志插图。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只有19世纪诸如《柯蒂斯植物学杂志》（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等流传较广的英国植物学版画作品，而通过阿尔伯这部作品，我们了解到更多更早期非英国的欧洲草药志插图。可以说，阿尔伯这本书恰好弥补了我们对欧洲早期植物学知识的空缺。
也是因为这本书，我深深地被18世纪之前颇具人文色彩的欧洲博物学知识所吸引，当时因为展览的缘故，这本书只是被草草地翻译了一遍，之后再细细品读发现这本书蕴藏着海量的信息以及作者睿智的思想。想到国内还未有一本类似的书籍出版，我就有些心动是否可以找一家出版社将此书翻译出版。想到这里，我非常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赵静老师，当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她就非常支持，鼓励我将这本书系统翻译引进到国内，她得知这本书插图丰富但图片质量不太理想，就计划替换书中插图，并添加原书作者提及但并未展示的插图，力求将这部精典之作做得文图并茂，以希全面呈现欧洲草药志的发展历程。
有了赵老师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历经数月大致翻译完成，但书中仍留有拉丁语、大量早期英语等内容，这是我不太熟悉的部分，多亏四川大学的姜虹老师、西北大学的杨莎和高洋老师以及清华大学的蒋澈老师帮助，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尤其是姜虹老师还对全书译文进行了细致的校审，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以及赵梦钰博士对译稿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衷心地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阿尔伯这本书原书名直接翻译为《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植物学的一段历史（1470— 1670）》（Herbals Their Origin and Evolution: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Botany 1470–1670），因为这样翻译成中文毫无辨识度，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将其修改为《植物学前史：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1470— 1670）》。由于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欧洲现代植物学发展之前，抄本草药志转变为印本草药志，并逐
渐向现代植物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因此我就将这个历史时期称为“植物学前史”，由此也可以吸引读者来了解那段不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植物学前世，新的书名在“草药志”前加上“欧洲”两字作限制，可以使读者明确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是欧洲早期的草药志而并非中国传统的本草书籍。
讲到中国的本草，实际上也是译者翻译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此次浙江自然博物院的主题展览中，我们有意将欧洲草药志与中国本草进行对照，限于时间紧迫以及能力有限，我们仅仅做了两种书籍中植物插图的对比展示，实际上两种类似又有不同的植物文化中还有许多内容可以进行对比展示。译者想就此书的翻译为契机，让更多国内学人和爱好者来了解欧洲科学化以前的植物学知识，对其进行深入的对照性研究一定很吸引人。我在翻译过程中就找到了一处有意思之处，它反映出中西草药书籍创作的一些共同目的。1220年中国南宋时期画家王介创作的《履巉岩本草》当中，作者在序言中说：“或恐园丁、野妇皮肤小疾，无昏暮叩门入市之劳，随手可用，此置图之本意也。”王介的这本本草书籍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彩绘本草图谱，他当年绘图的目的便是希望目不识丁的普通人可以“按图索骥”，在身边寻找到可用于医治的草药，作者这种具有仁爱精神的创作意图在三百年之后也出现在了欧洲草药志当中。1526年出版的《草药大全》在引言的最后写道：“由于在医生缺乏的乡村，病人们需要长途跋涉到城镇的诊所就医，因而乡村里的患者很难得到救治康复。手足情深促使我将上帝的这些恩赐书写下来，告诉人们如何采用花园里的植物和田野中的野草来治疗疾病，其治疗效果与药房昂贵的配制药剂是一样的。”中西文化中对植物的实用性研究其目的本身均是为了服务于人，只是到了18世纪之后，欧洲草药志逐渐分化为专业的药典和探索植物本质的科学化发展的植物学，西方草药志传统在此之后就逐渐衰弱。中国传统本草则一直沿着我们的文化不断深化发展，影响甚至遍及整个东亚，一直到19世纪中期吴其濬撰写《植物名实图考》时传统本草学发展才出现了一些分化。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植物本身而不再仅仅关注它的实用价值，但无可否认，吴其濬的植物研究还是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回到眼前这本译著，翻译此书的目的便是希望通过将欧洲传统时代草药志的信息和研究引介到国内，可以使更多人关注到中西传统时代在研究和探索植物时出现的异同，在对照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本草学，而或更多国人关注到域外早期植物知识。
《植物学前史》这本书的翻译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作者艾格尼丝·阿尔伯。虽然她在1912年就已经写成此书，但到了1938年她又对全书进行了大范围的扩充，这种扩充无异于重写一部新书。译者最早翻译了这本书的第一版数章，之后发现第二版变化幅度很大，最终选择翻译了作者更新的第二版。遗憾的是，第一版有一些信息在第二版被删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第一版的内容。艾格尼丝·阿尔伯是一位勤奋且具有才华的植物学家，这本书是她早年对植物学史研究的成果，实际上她将更多精力用在了植物学的科学研究上，她出版的著作有《水生植物，水生被子植物研究》（Water Plants A Study of Aquatic Angiosperms，1920）、《单子叶植物形态学研究》（Monocotyledons a morphological study，1925）、《禾本科植物，谷类、竹类和禾草类研究》（1934）。此外，阿尔伯还对植物进行了哲学和思想层面的深入研究，代表著作有《植物形态的自然哲学》（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Plant Form，1950）、《思维与眼光》（The Mind and The Eye，1954）、《多元与一元》（The Manifold and the One，1957）等。由此看来，艾格尼丝·阿尔伯并不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她还有着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正是基于她的这种多元性研究兴趣，才使得《植物学前史》具有了多元的研究视角。读者在这本书中不仅可以获得各种相关的植物学文献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她的研究可以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欧洲植物文化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窥见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质。
这本译著主要以1938年的第二版内容为基础进行翻译，译文完全保留了原书的内容，译者为方便读者阅读，在书中增添了一些译者注（以*与原书注释相区分）。书中插图在尽量保持原图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更换和添加了更清晰的彩色图片，原书中的图片编码较为混乱，于是本书对此重新进行了编排，以方便读者阅读查找。由于早期文献引用与现代学术规范并不一致，为了减少对原文改动，译者完全保留了原书的文献引用方式，具体的引文、参考文献或相关阅读材料在附录中均有系统的整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按照书后附录进行查找。另外译者在原文之后添入“补论”，翻译了艾格尼丝·阿尔伯两篇有关草药志的研究论文以及英国科技史学者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1876—1960年）一篇有关欧洲草药志抄本流传历史的相关文章，后一篇文章主要是配合原书介绍草药志抄本的不足，读者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大致了解印本草药志出现之前欧洲草药志的历史发展状况。
2023年8月写于蓉城东湖畔
生活在现代科技时代的我们，对于林奈之前甚至达尔文之前的植物探究方式，其实所知甚少，对中西方古人的植物观念也缺乏细致了解。但这并未挡住学人的广泛兴趣，以及凭一知半解而来的偏见。这部《植物学前史》信息量巨大，可以弥补一些不足。阅读此书，能大致知道中西方博物学文化“同”在何处、“异”在何处。——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第一章
早期植物学史
一 引言
本书的核心主题是研究1470—1670年之间印刷草药志的演变，但要是不了解植物学较早阶段的发展史，我们就不可能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因此，第一章将简明扼要地说明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植物学的发展概况，从而真实体现草药志在科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
从一开始，人们对植物的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两种相互独立的视角——哲学化和实用化。第一种视角认为植物学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将其视作自然哲学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而第二种视角则认为植物学仅仅是医学和农业的副产品。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其中一个或另一个视角会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自古典时期之后，要追溯植物学这两条不同求知路线的发展还是有可能
的，尽管这两种路线更多时候是分道扬镳，甚至互相攻击，但偶
尔它们也会愉快地交融。
在西方世界，植物学作为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说肇始于希腊文化最为辉煌时期那无可匹敌的智识活动。自那个时代起，植物的本质和生命就被纳入研究和思索的领域，其结果则一直传承至今。
二 亚里士多德植物学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 322，图1-1）投身于广泛的科学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的影响主导了欧洲人的思想，特别是在中世纪。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植物学的大部分学说已经散佚，但是我们从他提及植物的那些其他主题写作中，还是可以大致了解他的一些植物学思想。他认为世间每一种生命体都拥有“灵魂”（psyche）；这个词不能用任何英文单词或短语准确对译，我们或许可以用“灵魂”（soul）或“生命要素”（vital principle）作为一种大致的翻译。
图1-1：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尤斯图特·根特和贝鲁格特·佩德罗创作。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植物的灵魂仅仅具有“营养性”，
因而这种灵魂比动物运动和感知的灵魂，以及人类推理的灵魂都
更低等。这种思想长期存在，1498年出版的特里维萨（Trevisa）
版巴塞洛缪斯·安格利卡（Bartholomaeus Anglicus）百科全书中的这段引文就是一个例证：
因为树木并不能像蜜蜂一样从一个地方任意地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喜好，也不能感受到悲伤……树木有生命的灵魂，但却没有感觉的灵魂。
亚里士多德将自己的图书馆遗赠给了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生于公元前370 年，图1-2），后者被称为其继承者。泰奥弗拉斯特很适合继承这个学派的伟大传统，因为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在柏拉图身边做研究。
图1-2：古希腊植物学家泰奥弗拉斯特，在《纽伦堡纪事》中被描绘成中世纪的医生。
我们对泰奥弗拉斯特研究植物学的了解，恰恰远多于亚里士多德，这全赖一本名为《植物探究》（Enquiry into Plants）a的著作（图1-3），这本流传至今的书很可能是由参加泰奥弗拉斯特讲座的学者们所记笔记汇编而成。
图1-3：泰奥弗拉斯特《植物探究》希腊文与拉丁文对照版扉页插图，1644年阿姆斯特丹出版。
《植物探究》开篇讨论了植物的各部位，作者尝试以动物器官类推的方式对植物部位加以解释，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对应很不完美。泰奥弗拉斯特认识到，很难将植物世界纳入任何一成不变的框架，为此他相当惆怅地总结道：
实际上你见到的植物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因此我们很难概括性地描述它们。
他接着对植物进行了分类，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对其探讨；同时他也谨慎地指出，自己对植物分类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意的，因为植物或许会从一个类别转变到另一个类别。泰奥弗拉斯特著作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强调微妙辨别力的同时，又呼吁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例如，在该书的一个章节中，我们会发现他批判过度精确的定义，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奉劝读者不要忽视差别，即便差别并不绝对存在。
《植物探究》主要关注环绕希腊的地中海区域植物，但是它也介绍了一些其他地区的植物学知识，据说泰奥弗拉斯特所拥有的部分外国植物知识要归功于亚历山大大帝，后者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极为敏锐地意识到科学的价值，因此训练观察者陪同他一起去远东，回来之后向他报告他们所见之物。
《植物探究》的其中一部分探讨了诸如“河流、沼泽、湖泊中的植物，特别是埃及”或者“北方地区特有植物”，这些主题是预示着生态学视角的最早研究，而生态学在现代植物学中变得特别重要。
纵观黑暗时代，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植物学在西欧鲜为人知，但在十三世纪，它通过一种令人吃惊的间接渠道复兴了。亚历山大时期之后不久，希腊学派开始在叙利亚立足，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早期的学术中心传播到了波斯、阿拉伯和其他国家。阿拉伯人将叙利亚语版本的希腊著作翻译为自己的语言，他们的医生和哲学家在中世纪早期保存了科学知识的活力，而此时希腊和罗马已经不再是学术的中心，同时期的德国、法国和英格兰文化也尚处于萌芽状态。阿拉伯人翻译的古典著作又逐渐被再译成拉丁语，甚至会被译回希腊语，这些经典以此种方式传到了西欧各地。
在其他一些遭受连续篡改的著作中，伪亚里士多德专论《论植物》（De plantis）现在被认为是由某位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Nicolaus Damascenus）所著，我们并不知晓他何时出生，但可以从一个事件推测他的历史身份——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在公元前几年曾派遣他去往罗马。他主要依靠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特的著作来编纂自己那部关于植物的书，近来该书也出现了英译本。《论植物》之所以在西方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它成为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植物学著作的起始点。
雷根斯堡主教布尔斯塔德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Bollstädt，？—1280 年，图1-4）是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他被同时代的人尊为最有才智者之一。终其一生，他被冠以“大阿尔伯特”之称，这个称号是经院哲学家全体一致赞成授予他的，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便是他的一位学生。
图1-4：15世纪中后期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 瓦尔特（Friedrich Walther）创作的木板油画《大阿尔伯特在布道》。
大阿尔伯特的植物学作品仅仅是他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本书也只关注这一部分——出现在一部可以追溯到公元1256年前的专著《论植物》（De vegetabilibus）中。毫无疑问，虽然大阿尔伯特从前文所述那部伪亚里士多德专论《论植物》中找到了他的植物学思想框架，甚至误将这本书尊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他意志坚定，拒绝盲从任何权威，他所写的许多内容几乎都是原创的。大阿尔伯特的研究在当时许多领域都是领先的，特别是他提出的植物分类建议，以及他对某些花朵的细部结构进行仔细观察，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回顾他的作品并探讨这些主题。
此处，我想强调他在形态学上展现的惊人天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在此后的四百年里都无人可以超越。例如，大阿尔伯特指出葡萄藤上的卷须有时候会出现在葡萄串长出的地方，于是就此
得出结论：卷须是葡萄串不完全发育所致。他也对茎刺和皮刺作了区分，然后意识到前者在本质上是由茎演化而来，而后者仅仅是表皮发展的结果。
尽管大阿尔伯特对植物结构有所洞见，但遗憾的是，他瞧不上现在所谓“植物系统学”（systematic botany）的科学分支。他认为，为所有存在的物种编目是一件极其艰巨而琐碎的任务，这完全不适合一位哲学家来做。然而，他在第六卷本（Sixth Book）里就忘掉了这一原则，转而描述了大量的植物。
图1-5：大翅蓟和苦荬菜属植物，《迪奥斯科里德斯论药物艾丽西亚·朱莉安娜抄本》，约公元512年绘制。
其间，大阿尔伯特被许多与植物“灵魂”（psyche）相关的微妙问题所困扰。例如，他发问两个个体在物质性连接的情况下，它们的灵魂是否也彼此联系，就像常春藤与支撑它的树。同泰奥弗拉斯特以及其他早期的作者一样，大阿尔伯特持有物种可变的理论，例证就是栽培植物可能回归野生状并发生退化；反之，野生植物可能被驯化。但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一个物种有可能会变为另一个物种，这是毫无根据的想法。就比如，他指出假使一棵橡树或山毛榉从地面被砍除，就会发生一种实际性的转化，在原先长树的地方会长出山杨和白杨。
在植物的药用功效方面，大阿尔伯特采用了温和的语气进行描述，这与之后许多作者不成熟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他在各个时期所遭受的大多数批评都指向了一本名为《汇方药书》（Livber aggregationis）或《草药功效论》（De virtutibus herbarum）的书，人们错误地推测他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会在第八章再次提及该书。
在大阿尔伯特之后，亚里士多德植物学发展没有出现很大的进展，直到安德里亚·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出现，局面才有所改变。他的著作出版于十六世纪末，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讨论。
三 药用植物学
纵观亚里士多德植物学的发展进程，一个严重的缺陷始终伴随——事实基础不足。
亚里士多德植物学出现在希腊哲学达到巅峰的时期，它的发展要归功于那些足不出户、提出总体构想的人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为植物世界构建理论之前，有必要详细地了解真实的植物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们如何生存等事实。这些知识不能仅仅通过人们头脑中构建的一般性原理推导出来，它们也须在细致且持久地观察之下获得。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植物学家具备这样的观察能力，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必要性，这个任务留给了看上去难以大展宏图的医药从业者，他们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丰富而准确的植物知识奠定了基础。
从很早时候开始，各种各样的草药就被人们当成治疗药剂来使用，对其进行特别细致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这样就可以按照不同的目的将之区别应用。植物系统学的绝大部分源头正始于这种纯粹的实用主义，正如在之后章节中呈现的那样，我们进行探讨的著作其创作群体中，绝大多数草药学家都是医学从业者。
此外，首先要归功于医学的并不只是分类法。尼希米·格鲁（Nehemiah Grew，1641—1712，图1-6）是植物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医生的职业嗅觉引领他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而研究解剖学的职业习惯又促使他思考植物可能具备和动物一样值得观察的内部结构，因为它们同是造物主的作品（图1-7）。
图1-6：尼希米·格鲁肖像版画，植物解剖学奠基人之一。
图1-7： 植物解剖图示例， 尼希米· 格鲁《植物解剖》（The Anatomy of Plants），1682年伦敦出版。
虽然全世界的民间医学都获得了发展，但我们在此只关注希腊，因为草药志知识是从这个地区开始传入西欧。在古希腊，药用植物是重要的贸易物品。草药采集者（herbalists）和草药商贩（druggists）进行草药收购、制备和售卖等惯常的商业活动，然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好名声。琉善（Lucian）将赫拉克勒斯（Hercules）称为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即“药根挖掘者和游荡庸医”。草药采集者进行垄断的目的很明显，他们通过各种口口相传的迷信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手艺，对此他们道貌岸然地宣称：草药采集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特别复杂而危险的职业。
泰奥弗拉斯特的《植物探究》第九卷，很有可能是在这位具有声誉的作者去世后一段时间里，由其他人汇编而成的。编撰者带着几分揶揄，引述了某位草药采集者的药用植物采集说明。我们从中可以获知，若是采集者要获取芍药根，他被告诫需要在晚上挖掘，这是因为如果他在白天行动，若是被啄木鸟看到的话，他将冒着失明的风险。书中还鄙夷地引述了关于采集曼德拉草（mandrake）和黑铁筷子（black-hellebore）的迷信说法，草药采集者似乎宣称：
采集人应该用刀在曼德拉草周围画上三个圈：砍（第一刀）的时候，采集人的脸要朝西；砍第二刀的时候，采集人要围着曼德拉草舞蹈……据说采集人也需要在黑铁筷子周围画一个圈，注意左右方向是否有老鹰，因为这对砍割铁筷子的人具有危险性，假如老鹰向人靠近，那么此人会在当年死亡。
虽然《植物探究》第九卷包含了药用植物及其使用方法的详细论述，但是，它在植物学史上的重要性比不上在此之后一位希腊人的著作。克拉泰亚斯（Krateuas），也被称为克拉特瓦斯（Cratevas），他是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国王的医生，这位国王的统治时间始于公元前120年。克拉泰亚斯的著述已经遗失，我们只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一些收入其中的片段，如从老普林尼那里可得知克拉泰亚斯曾制作过一部包含彩色植物插图的草药志。通过他的一位继承者佩达尼乌斯·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os Dioskurides， 图1-8），我们获知了其著作内容的主要部分。
图1-8：古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木刻肖像出自法国探险家兼作家安德烈·塞维（Andre Thevet，1516—1590）的《宇宙志》（1590）。
迪奥斯科里德斯出生在小亚细亚，可能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尼禄（Nero）和维斯帕先（Vespasian）时期，是一位医学从业者。他声称自己在军旅时期游览过许多地方，因此他极可能是位军医。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他在英国通常以此名为人所熟知）编纂了一部五卷本《论药物》（De materia medica libri quinque），这部著作在引用时常冠以拉丁书名，书中囊括了大约五百种植物。当时的版本如今并不存世，我们在此将要考虑的唯一手抄本是一部可以追溯到公元512年的拜占庭抄本。它是为艾丽西亚·朱莉安娜（Anicia Juliana，图1-9）而作，这位贵族女士的父亲弗莱韦厄斯·艾丽西乌斯·奥利布里乌斯（Flavius Anicius Olybrius）曾经短暂当过西罗马皇帝。朱莉安娜生活在查士丁尼时代，因狂热的基督信仰和修建教堂而闻名。这部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手抄本，可能在它诞生后的一千年里一直保存在君士坦丁堡。
图1-9：艾丽西亚·朱莉安娜肖像画，创作于约5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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