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3235144
“父亲身份就像尼罗河的源头一样神秘。”
——————————
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关系中，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却是恒久不变的。
亲子鉴定既是“真相机器”，又是潘多拉魔盒：
白人父亲被迫承认黑白混血儿子。
难民被移民管理部门的血缘测试拒之门外。
开创了亲子鉴定方法的科学家，却因犹太血统客死他乡。
……
当父亲身份既是一种私人关系，也是一种公共关系时，谁是父亲，谁有资格成为父亲？
——————————
米拉尼奇思考了父亲身份的社会定义与生物学定义之间的矛盾。如今，父亲的定义依然值得我们探索。
——安德鲁•所罗门，《背离亲缘：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寻找身份认同的故事》作者
米拉尼奇善于发现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并以近乎小说或新闻的笔调将其娓娓道来。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关于亲子鉴定的权威书籍。
——伦纳德•戴维斯，《泰晤士高等教育》
本书探索了人类揭开亲子血缘关系之谜、确定父亲身份的历史，并探讨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本书主要聚焦于20世纪各种亲子鉴定手段的发展，详细介绍了血型检测、指纹分析和身体特征分析等五花八门的分析手段，引出了当前使用较多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DNA检测方法。本书结合了大量具体案例追溯科学界对父亲身份探索，同时，本书也强调“父亲身份”的社会性质。本书指出，虽然我们的亲子鉴定技术日益发达，但围绕父亲身份产生的遗产继承资格、抚养义务，乃至公民身份问题，依然是复杂的。
致谢
引 言 谁是你爸爸？
第一章 寻找父亲
第二章 江湖庸医和血液振动仪
第三章 血液之用
第四章 陌生人的城市
第五章 躯体证据
第六章 犹太父亲、雅利安祖先
第七章 白人丈夫、黑人孩子
第八章 公民父亲、“纸生仔”
结 语 DNA时代的亲子鉴定
由于人为的历史将父亲身份的概念进行了层层包装，我们很难理解，父亲身份其实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
—玛丽•奥布莱恩（Mary O’Brien），《生殖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1981：29页）
这部法庭剧的主角包括一位年轻的母亲、一个推定的父亲和一个可爱的红头发婴儿。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初，战争还在国外肆虐，审讯在洛杉矶一个座无虚席的法庭进行。这可不是普通的亲子诉讼案。这位母亲叫琼•贝瑞（Joan Berry），23岁，是一位颇有抱负的女演员，婴儿是她的女儿卡罗尔•安（Carol Ann），而作为被告的父亲则是好莱坞名人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贝瑞曾是卓别林的弟子，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时光里，两人一起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起排练戏剧。这位54岁的演员对年轻女性的偏爱众所周知，现在，他被指控是贝瑞孩子的父亲。 他承认了这段恋情，但强烈否认了亲子关系的指控。事件爆发一周后，卓别林娶了他的第四任妻子，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岁的女儿。由于他的英国公民身份和左翼政治倾向，对于有些美国民众来说，卓别林的意识形态倾向与他的风流浪漫一样值得怀疑。至于贝瑞，她被描述成一个倒霉的纯真少女，“闪耀着好莱坞的魅力”，可能精神不稳定，“长得好看”，但据她自己的律师说，“智力有限”。
但这个婴儿才是这场法庭秀的主角。在这场关于父亲身份的诉讼被提起时，卡罗尔•安还没有出生，而在漫长的传奇性诉讼过程中，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可爱的蹒跚学步的孩子。她是法庭上的常客，坐在她母亲的律师面前的木桌上。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了她五颜六色的围兜和她对于馅饼蛋糕的喜爱。尽管如此，法律诉讼仍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关系到这个孩子的身份，进而决定着她会面临贫困还是衣食无忧，以及是否会有名分、遗产和父亲。她母亲的律师宣称，这起亲子诉讼案是孩子“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报纸上也重复了这一说法。
这部法庭剧中也有其他角色：证人，比如卓别林的勤杂工和管家，他们证实两人曾经幽会；陪审团的成员，普通的男男女女，包括几位家庭主妇、一位室内设计师、一位退休的物业经理。为了迎接镜头，他们在来法庭之前都精心打扮。贝瑞的律师本身就是法庭上的演员。在一段特别令人难忘的、长达三小时的结案陈词中，他谴责卓别林是“伦敦渣男”和“老色狼”（而卓别林的律师则将他的当事人比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最后，还有一些男女新闻记者，他们激动地向公众报道整个事件。他们每天从法庭发回的报道包括对主角的服装（贝瑞的黄绿色外套）和情绪（查理的鬼脸）的描述。这个由性、名人和丑闻组成场面令人兴奋，不仅挑动着美国读者的神经，而且通过全球通讯社向战争中的世界播送。
为期两年的官司经历了无数波折。在一项相关的刑事指控中，卓别林被指控出于不道德的目的跨州运送贝瑞，但被宣告无罪。他也一度因外国人的身份而差点被驱逐出境。至于关于卡罗尔•安的父亲身份的诉讼，由于陪审团陷入僵局，第一场诉讼以无效审判告终，并要求重新审判。在这场诉讼开始时，罗斯福总统下令罢工的煤矿工人恢复战时生产，盟军正在地中海集结，准备进攻意大利。到这场诉讼结束时，罗斯福已经去世，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然而，尽管这场吸引眼球的诉讼旷日持久，法官却在诉讼接近尾声时提醒法庭上的人，“这个案子其实很简单”。它围绕着一个问题：“被告真的是小女孩的父亲吗？”
这个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父亲身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法律、政治和科学问题，根据长期的西方传统，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母亲身份可以通过生育的事实来确定，而父亲身份却总是令人抓狂地无法确定。至少从希波克拉底时期开始，医学专家就一直在努力确定父亲身份，而罗马法、伊斯兰教法和犹太教法的法学家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在荷马、莎士比亚、哈代和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文学作品中，父亲们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父亲身份。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论家们都认为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理的原始基础。对于20世纪早期的一代人类学家来说，对父亲身份的跨文化认识是“人类比较科学中最激动人心和最有争议的问题”。
父亲身份不仅仅是一个供人沉思冥想的主题。正如卓别林和贝瑞之间的官司所表明的那样，它对男人和女人、对孩子和家庭都很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遗产继承，还有现实和存在意义上的重要性。从历史上看，父亲身份的问题是在围绕子女抚养和继承权而起的纠纷中产生的。对于孤儿和被收养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与失去的身份有关的问题。最近，辅助生殖技术——配子捐赠、代孕——以新的方式提出了旧的问题。
父亲身份的利害关系不仅涉及私人，还关乎公众，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和社会，而不仅仅是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围绕卡罗尔•安的父亲究竟是谁而起的争执会发生在法庭之上，并受到法律规定的约束。虽然亲缘关系经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或“非西方”的联系形式，但它是现代社会经济中公民身份的核心，也是划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关键标志。家庭关系对国家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获得战争抚恤金、社会保障和国籍，也决定着一个非公民是否拥有在一个国家定居的权利。从历史上看，失去亲缘关系的孩子会成为公共负担。因此，父亲身份的问题带来了个人和社会之间权利和责任平衡的问题。
当然，有争议的不是卡罗尔•安的血统，而是她父亲的身份。意味深长的是，虽然人们会问“谁是孩子的父亲”，却很少会质疑“谁是孩子的母亲”。父亲身份一直被认为是无法自然而然地确定的，而母亲的身份却被认为是明白无误的。简而言之，父亲身份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答案被认为是潜在地不可知的。此外，在父权社会中，父亲身份传统上所代表的最重要的资源——经济支持、遗产、国籍、父姓、“身份”——并不是通过母亲身份来传递的。当琼•贝瑞的律师劝说陪审团宣告卓别林是卡罗尔•安的父亲，以便“给这个孩子一个名字”时，他脑海里有一个预设，那就是只有父亲才有权这样做，而母亲则不行。父亲身份的问题反映了父亲身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独特的利害关系。
如果说对父亲身份的探寻有着悠久的历史，那么卓别林案则反映了这个故事在现代社会中的几个变化。像卡罗尔•安这样没有父亲的儿童是在法庭上享有自己权利的公民，这样的观念与以前认为儿童是慈善对象而不是权利主体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关于她父亲的身份的争议变得更加紧迫。媒体的作用也是新事物。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就知道，身份之谜是情节剧的最佳主题。到了20世纪，大众媒体开始把这样的故事讲给着迷的公众听。卓别林的故事自带流量，但这样的故事并不需要好莱坞明星来吸引全世界的观众。
最重要的是，在由卓别林与贝瑞主演的这场探寻父亲身份的大戏中，有了一个新的主角：科学家。事实上，有三位科学家参与其中。1944年2月，卓别林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了当地的一个实验室，在那里他被抽取了少量的血液。一个小时后，贝瑞和她的孩子也来做了同样的事情。三名医学专家对这些样本进行了检测，随后在法庭上展示了他们的发现，辅助他们的是一个被一名旁观者称为“由字母、长单词和大图表组成的迷宫”的东西。他们进行的检测是对遗传血型的分析，三位专家的检测结果一致：琼•贝瑞是A型血，婴儿卡罗尔•安是B型血，根据血型遗传法则，她的父亲必定是B型血或AB型血。然而，卓别林是O型血。这位演员可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他承认与贝瑞有过一段恋情。但他不可能是卡罗尔•安的生父。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了很多有望解开永恒的父亲身份之谜的科学方法，遗传血型鉴定只是其中之一。“医学专家希望，在代代相传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液中，存在着一些未知但至关重要的因素，把他们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仅在血型中寻找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在其他被遗忘已久的方法中寻找，包括血液的电子振动、结晶模式和颜色特征。除了血液，他们还研究了鼻子形状的遗传，以及牙齿结构和上颚隆起的相似性。通过对人体（尤其是面部）的测量分析，人们试图客观地揭示家族相似性这个明确无误但又模棱两可的现象。也许亲子关系的秘密就隐藏在人耳错综复杂的褶皱里，指纹上纤细的轮状和环状里，或眼睛、头发和皮肤的图案中。
各种科学方法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方法的核心假设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亲缘关系的真相存在于父亲和孩子身体的某个部位。这种方法不仅意味着一种揭示父子关系的新方法，还意味着一系列更广泛的主张：父亲身份是可知的；为了公众的利益，人们应该知道它，而且科学家也可以发现它。最根本的是，它暗示了一种关于父子关系到底是什么的认识，即父子关系是一种生物学的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
在DNA时代，这种对父子关系的理解是很常见的。今天，我们经常将血液样本或者口腔内膜样本送到遥远的实验室，以揭开我们身份的神秘面纱。我们把亲缘关系理解为一种生理事实，把身体理解为真相的来源，把科学理解为揭示真相的手段。但这样的想法是晚近才有的。在更古老的传统中，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被认为是自然界不可言说的谜，不仅是未知的，而且确实是不可知的。父子关系与其说是身体上的，不如说是形而上的，是一种从行为和社会习俗推导出来的关系。在许多法律传统中，是婚姻造就了父亲身份：母亲的丈夫就是父亲。至于像卡罗尔•安这样的非婚生孩子，父亲身份是通过其他方式来确定的：他是那个和孩子母亲同居或者在公共场合亲吻孩子的人，那个被邻居看到付钱给奶妈的人。父亲身份主要不是源于生育行为的自然事实，而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行和社会的观察而形成的社会事实。
按照这种社会逻辑，在中世纪的传统中，如果寡妇迅速再婚，然后生了孩子，孩子可以选择自己的父亲，而这取决于做第一个丈夫最小的孩子更有利，还是做第二个丈夫最大的孩子更有利。其他法律传统也规定了可分割的父亲身份。例如，斯堪的纳维亚法律认为，如果两个男人都与母亲有关系，那么孩子的抚养费可能会由他们分担。父亲身份也可以是不完整的，一个男人可能有责任在经济上支持一个孩子，但不让孩子使用他的姓氏，也不让孩子继承他的遗产。当父亲身份发生争议时，那些被叫来作证的人不是科学家或医生，而是朋友、同事、邻居、母亲或男子本人。
有些孩子根本就没有父亲。在英美法律中，私生子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无父之子(filius nullius)。如果说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一个父亲，那么在其他情况下，“谁是你爸爸”这个问题是故意不作回答的。在奴隶社会，作为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很可能是母亲的主人。涉及堕落的牧师或者丈夫不是他妻子孩子的父亲的时候，又当如何呢？被部署在国外的殖民者和士兵经常被免除对他们在那里生下的孩子的责任。因为父亲身份根植于社会权力关系之中，所以它也有潜在的破坏性。政治、道德和公共财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个父亲，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其他东西——谨慎、压制、虚构。
我们对从血液检测中提炼出的亲子关系非常熟悉，它涉及一系列关于父亲身份是什么、了解父亲身份的必要性和如何知道父亲身份的假设，这些假设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且确实是很晚才出现的。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些思想变得越来越强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美洲和欧洲都是如此。人们起初是试探性的，后来热情不断高涨，这些认识和技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柏林和洛杉矶都得到了实际应用。在此过程中，它们对大西洋两岸的公众产生了无穷的魅力，并塑造了国家和社会对亲缘关系、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思考方式。
但是，就像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亲子鉴定也引发了一系列现实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应该在何种情况下进行亲子鉴定，谁应该看到鉴定结果，以及披露结果是否总是一件好事。如果说传统上是社会、法官、母亲和男性本人定义了谁是父亲，那么亲子鉴定科学现在将这种权力赋予了一个新的权威，即生物医学专家。当专家的评估与旧有的社会和法律上的父亲身份观念相悖时，会发生什么呢？
围绕卓别林的父亲身份之争就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到20世纪40年代，血型遗传已成为公认的科学理论，科学家们认为，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的检测结果是决定性的、无可争议的。因为卓别林的血型与卡罗尔•安不相容，所以他不可能是她的父亲。卓别林的律师提醒陪审团说：“遗传规律就像自然本身一样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一个孩子的血管里没有某个人的血液，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是孩子的父亲。”
虽然自然可能是明确的，但法则却更加模糊。法官承认了血液检测作为证据的有效性，但向法庭解释说，在加利福尼亚州，它不被认为是决定性的。血液检测只不过是与其他证据(如证人证词或母亲的话)一起被考量的证据之一。琼•贝瑞的律师直接拒绝了血型分析的结果，称其“令人憎恶”，因为它只能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但永远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是谁。“卓别林绝不会输，婴儿绝不会赢！”他怒吼道。他敦促陪审团注意他们的决定的真正利害关系。“这些年来，没有人能阻止卓别林和他的好色行为——只有你们，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
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中，陪审团的11位女士和1位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想法。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查理•卓别林是卡罗尔•安的父亲。法庭上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但许多观察人士对判决结果表示怀疑和愤怒。一位社论作者写道：“加州的法庭实际上相当于判定了黑即是白，二加二等于五，上就是下。”事实上，这样的判决结果在美国法院并不罕见。批评者将其归因于陪审团的无知或法律固有的保守性。一位经验丰富的亲子鉴定律师将卓别林的惨败总结为“与科学、自然和真相背道而驰”。
但是，哪种说法才是真相呢？虽然辩护律师敦促陪审团记住，“血液检测的客观科学证据说明，卓别林不可能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但贝瑞的律师给这种检测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他在法庭上说：“如果承认验血结果，实际上就是在说，‘你这个小乞丐，滚出去’，让那个有钱的父亲随心所欲。”在他看来，这场亲子判决与其说是关于生物学，不如说是关于道德和正义：一个富有的名人勾引不幸的年轻女性的权力。卓别林的父亲身份并非源于他与卡罗尔•安的血缘关系，而是源于他与她母亲的关系。这种逻辑并不是饱受诟病的洛杉矶陪审团所特有的。根据同样的逻辑，在许多法律传统中，丈夫被认作妻子孩子的父亲。根据同样的逻辑，私生子的父亲是不可知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简而言之，这是社会的逻辑，而不是生物学的逻辑。
法官认为这个案子很简单。陪审团只需要决定这名喜剧演员是不是婴儿的父亲，而血液检测应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但是它并没有揭示答案，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父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血液检测没有揭露真相，而是暴露了两种可能的真相之间的紧张关系。它将社会与生物、揭露与压制、真相与道德之间的区别具体化，而不是将其消解。
像本案这样的亲子关系诉讼案显然是辩论这类问题的最佳场合，但在20世纪，关于父亲身份的棘手问题出现在各种令人惊讶的背景之下。对许多观察人士来说，现代世界实际上加剧了历史悠久的父亲身份之谜。城市化、移民、人口增长、不断变化的性观念和家庭观念，以及社会的异质性，已经削弱了亲属之间原始而亲密的纽带。然而，幸运的是，现代科学提供了一剂解药。除了消除亲子诉讼纠纷中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还可以解决继承诉讼，并找出通奸所生的后代。它将重建因现代生活的变迁而破碎的家庭，无论是由于在产房抱错婴儿，还是由于世界大战。新的亲子鉴定科学不仅被用于调查身份，还被用于调查性行为。它被用于强奸和性侵犯的调查，这时其对象不是孩子或父亲，而是母亲和她的性行为。亲缘关系科学利用普遍的遗传规律为无可争议的真相服务，但它的实际应用和社会意义显然是地方性的。
如果说新的亲子鉴定科学可以重新建立纽带，它也可能会使纽带破裂。就像卓别林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它往往更擅长证明某个特定的人不可能是某个特定孩子的父亲，而不是明确地识别出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血液检测没有找到婴儿卡罗尔•安的父亲，它反而威胁着要剥夺她的父亲。证明父亲身份不成立也可以揭露一个长期存在的法律假定，即妻子生的孩子总是其丈夫的。考虑到这门新学科会让孩子成为孤儿，会危及婚姻并颠覆公共道德，它有潜在的弊端，而这可以作为限制它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亲子鉴定科学都有助于定义和捍卫亲缘关系、性和婚姻，但有时也会破坏其稳定性。不过父亲身份不只是家庭的问题，它也与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这门科学萌芽于种族科学和优生学的有害土壤，其实际应用常常带有种族目的。在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民族国家利用亲子鉴定来划定种族界限，并将非我族类者拒之门外。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当局改写了有关亲子鉴定的法律和科学，试图找到隐藏在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冷战时期的美国移民官员利用亲子鉴定来阻止中国移民，质疑他们与华裔美国公民的所谓亲缘关系。如果说亲子关系象征着一种相互关联和归属感，那么这门科学也被用来服务于歧视和排斥。
今天，对父亲身份的探求似乎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变，甚至可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DNA指纹技术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使以99.9%的确定性确定父亲身份成为可能。这一技术催生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产业。对亲子关系绝对可靠的鉴定曾经是科幻小说的主题，而今天，这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这种确定性的承诺也变得稀松平常。
然而，尽管现代基因科学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但父亲身份问题仍然纠缠在一堆尚未解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中。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亲缘关系技术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们提出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保持不变。目前尚不清楚亲子鉴定是否应该受到监管，以及谁应该了解其真相。换句话说，谁有权力决定父亲的身份，是个人、社会和国家，还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这些技术还迫使社会考虑它们为谁的利益服务这个问题：它们服务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儿童还是成人，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富裕国家如今经常要求对非白人移民进行DNA检测，这进一步唤起了种族排斥的幽灵。技术揭示了多种可能的父亲身份——社会的、情感的、法律的、生物的——的存在，当它们相互矛盾时，哪一个应该占上风呢？ 事实上，这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即父亲身份到底是什么？
对父亲身份历史的探索揭示了先例和模式、教训和警告，它们可以阐明我们目前与基因和生殖技术的关系。这方面的历史不仅与新技术有关，也与跨国收养、同性婚姻这样的新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它帮助我们认识到，父亲身份、母亲身份、家庭和身份一直是具有可塑性的范畴，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追溯过去那些有关父亲身份的创造性定义有助于我们审视当前看似前所未有的实践和关系。
历史也表明了新知识和新真相模棱两可的影响。虽然科学在阐明父亲身份的过程中发挥了特别强大的作用，但它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使其变得更加复杂。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科学进步，我们仍然无法回答这个历史悠久的问题：父亲是谁？事实上，对我们来说，也许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回答。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