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1168338
本书是“大家学术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中国史学史》是蒙文通先生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史的集中论述，着重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与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关系。本书是蒙文通“纵通式”史学研究范式之代表，以时间为轴线，以王朝更替为叙述线索，对每朝每代史学的发展情形作系统考察。全书分四章四十一节，今存三章二十五节，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晚周至汉、六朝至唐、中唐两宋的中国史学史。书稿另附蒙文通先生其他相关文章四篇，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及其本人的学术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绪 言………………………………………………………… 001
第一章 晚周至汉…………………………………………… 003
一 周代学术发展之三阶段 ………………………………… 003
二 论《尚书》之传写与体例 ……………………………… 008
三 晚周史学三系 …………………………………………… 014
四 东方前期文化与史学 …………………………………… 021
五 晚周各派之历史哲学 …………………………………… 026
六 鲁国史籍与诸国史籍 …………………………………… 031
七 《左》《国》荟萃之史料（原缺）
八 《世本》与《史记》 ……………………………………… 035
九 杂家学说与司马迁（原缺）
十 司马迁与班固（原缺）
第二章 六朝至唐………………………………………… 038
一 魏晋之学术与史学 ……………………………………… 038
二 史学与江左清谈 ………………………………………… 040
三 史学与六代俪文 ………………………………………… 042
四 史学家之民族国家思想 ………………………………… 044
五 史家之君臣观念 ………………………………………… 047
六 史例之进步 ……………………………………………… 050
七 史体之发达 ……………………………………………… 052
八 史识 ……………………………………………………… 056
九 汉以后有关古史之著作 ………………………………… 059
十 北朝史学 ………………………………………………… 065
十一 唐修《晋书》、五史与《汉书》学（原缺）
十二 刘知几与张太素（原缺）
第三章 中唐两宋………………………………………… 067
一 天宝后之文、哲学与史学 ……………………………… 067
二 《五代史》《唐书》之重修与新旧史学 ………………… 070
四 孙甫与司马光 …………………………………………… 073
六 新学、洛学、蜀学与史学 ……………………………… 077
七 南渡女婺史学之源流与三派 …………………………… 080
八 义理派史学 ……………………………………………… 082
九 经制派史学 ……………………………………………… 090
十 事功派史学 ……………………………………………… 096
十一 金华文献之传（原缺）
十二 西蜀、江西之史学（原缺）
十三 三派末流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原缺）
第四章 明清（全章原缺）
一 正德、嘉靖以后之学术与史学
二 义理派之史学
三 考据派之史学
四 道、咸学术与史学再兴
五 欧亚交通与蒙古史及中亚史
六 近世史学之动向
《宋略》存于《建康实录》考 …………………………… 103
评《学史散篇》…………………………………………… 118
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 128
致柳翼谋（诒征）先生书………………………………… 132
第一章
晚周至汉
一 周代学术发展之三阶段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盖十五国风次第衰竭，而侯国《春秋》次第以兴。此道术迁变之一会乎？史学盖继文学而起。刘、班之伦，以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帝王靡不同之”。若《春秋》之作，自三古而然。显背孟子之意，亦诬而已也。《墨子·明鬼》言：“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则举《大雅》《商书》《夏书》之伦以明之。叔世之鬼，举《春秋》以明之。此《春秋》编年兴于晚季之证乎！
《明鬼篇》言：“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西周之季也。
“齐庄君之臣有王国里、中里徼者。”当宣、幽之世。“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当襄王、匡王之世。
“宋文君鲍之时，有臣曰 观辜。”当匡王、定王之世。
“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当敬王之世。
《墨子》论宣、幽以下之鬼，本其事于周之《春秋》、齐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郑穆公事，当本于郑之《春秋》，《墨子》书误脱之耳。共和以上，则以《大雅》《尚书》为说；共和以下，则以《春秋》为说。此非《春秋》作于《诗》亡之显证欤！
《诗》亡之时，著见于三百篇，郑氏《诗谱》亦有所论，可表见之：
宋终戴公 在宣王、平王之世。
王终庄王
齐终襄公 在庄王之时。
唐终献公 在惠王、襄王之时。
郑终文公
鲁终僖公
秦终康公
卫终文公 皆在襄王之时。
曹终共公 在襄王、顷王之时。
陈终灵公 在定王之时。
桧 郑玄言当夷王、厉王之时。
魏 郑玄言当平、桓之世。
就此十二国《诗》言之，明夷、厉以后，至乎顷、襄，而《诗》零落以尽。独陈之《株林》最晚，此所谓《诗》之亡也。而司马迁叙周秦本纪、诸侯世家，其有年数可征，然皆不甚早。各国纪年所始，其《春秋》编年次第以作之时乎！班固言：“《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周本纪》自厉王始有年。《燕世家》则曰：“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晋世家》言：“靖侯以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靖侯十七年，厉王出奔于彘。”晋之五世不知年数，而其君尚可知；燕之九世，并其君不知也。则燕之《春秋》作始又晚。详考《史记》诸国始纪之年，其侯国《春秋》始作之年乎？则正接《诗》亡之际也。可表明之：
齐自献公，有九年，而武公，其十年入共和。
秦自秦侯，有十年，而公伯，有三年，而秦仲，其四年入共和。
卫自顷侯，有十二年，而釐侯，其十四年入共和。
蔡武侯
曹夷伯
陈幽公
宋釐公
楚熊勇 皆当共和之世始有年数。
上列各国多者二十三四年入共和，少者十数年或六七年入共和，而列邦之年始可具知。《陈杞世家》言：“杞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公而武公始有年，则又或在共和后也。斯则诸国《春秋》之起，皆在共和前后之时。惟鲁独早，岂以礼文备物故耶？郑以始封之晚，吴、越又绝远中国，皆不论。是《诗》尽于东周之初，而《春秋》作于西周之末，《春秋》与《诗》相代嬗，是《墨子》所论非偶，孟子之言非虚，皆囿于实事，故义无歧出，刘、班云云，正所谓非愚则诬而已。
司马迁一则曰《左氏春秋》，再则曰《春秋国语》，其实义旷世莫能解，而讼说以纷纷，斯亦右史、左史之言蔽之耳。由《韩非·奸劫弑臣篇》言之，其征引《春秋》，固即《国语》，非书言：
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返，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
又言：
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
韩非上征二文，皆同于《左氏》，制比《国语》，而韩非目以“《春秋》记之曰”。此与墨子所述周、宋、燕、齐之《春秋》，体无殊致，论述详实，固即《春秋》。斯则以《春秋》与《尚书》别左右史，惟以仲尼笔削之文专《春秋》之名者隘矣。盖仲尼所定，与《左氏》《国语》并为《春秋》，不可相离。犹司马《通鉴》重以《目录》，互为表里，相待益彰。《左氏》所称“诸侯之策”，《公羊》所称“不修《春秋》”，董狐所笔，《坊记》所征，文举纲维，以系委曲，一疏一详，疏为详起也。疑于《春秋国语》《左氏春秋》之名者，不已固乎？由《国语》之实为《春秋》以论，其在孔氏《春秋》之前者，《周语》始穆王，晋始武公，郑始桓公。《左氏》记事，亦颇有前于孔氏《春秋》者。此百国《春秋》实起于共和前后之又一验也。《齐语》但记桓公，与《左氏》相应，桓公以下有齐事，由他国事及之耳。后则为记晏婴事。《郑语》惟记桓公，亦与《左氏》所记相接，庄、昭以下事，亦由他国事并及之耳。后则为子产事。吴、越同后起而雄，固无待论。《左氏》《国语》二书，若相待而不可以分。《左氏》自桓迄襄，晋三军将佐，粲然明备，惟僖二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军，而将佐缺如。《晋语》独于此言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婴将下军，先都佐之，余均未之论。《左氏》已言者，《国语》则不言，《左氏》未言者，《国语》仅于此言之，两书相足，情若剖符。岂偶然耶！《论衡·案书篇》言：“《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见《国语》《左氏》初为一书，汉师离之，乃为二帙。《国语》即为《春秋》，马迁所云《左氏春秋》即所云《春秋国语》，不已明乎？《虞氏春秋》十五篇，《春秋》家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王充所云“《左氏》解经，辞语尚略”者，倘即指《春秋》家《左氏微》二篇而言之耶？论者或偏执于文体不类、事相缪剌为辞。岂谓今之《左氏》为一体之文，严、颜所传《公羊》之本遂无出入哉？知《国语》之实即《春秋》，则“《诗》亡然后《春秋》作”者，实国风之变而为《国语》，《国语》又从而出其纪纲大端，以为事目，孔氏依之以笔削，《春秋》之名遂为孔书所专，而《国语》反不得以《春秋》许之也。
刘知几言：“赵鞅，晋之一大夫尔，犹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诸侯之国史既盛，至是而大夫之家史又起也。《左氏》书于春秋之末，晋以叔向、齐以晏婴、郑以子产，大夫之记载綦详，而诸侯之记载翻略。是家史盛而国史又衰，此非学术之又一变乎！晏婴书名《春秋》，始见《史记》，昔贤固尝疑之。然史迁言：“虞卿著书，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此亦何与刘、班右史记事之旨。况《十二诸侯年表》所论，复有铎椒、吕韦；《艺文》所志，复有李氏，皆名《春秋》，而书在九流，胥所谓一家之言，事与孔经绝远。而衡以《国语》为《春秋》之义，斯众家之篇，比于《左》《国》。则《春秋》之目，实得其宜。殆诸侯之史曰“国语”，“国语”，《春秋》也。大夫之史曰“家语”。“家语”，亦《春秋》也。此秦焚篇章，《诗》《书》百家语有禁，史迁亦曰“百家杂语”。诸子书曰家语，曰百家，是固由大夫之史，沿“国语”之号转变而来。则晏子辈之《春秋》，谓之《晏子家语》可。《孔子家语》，名始见《严氏春秋》，谓之《孔子春秋》亦可。孟、荀、庄、韩之书，皆应以家语、以春秋名，割裂之久，遂莫悉其源。疑所不必疑，而继以辩所不必辩，岂不悖哉？秦禁百家之书，推其说于“往者诸侯并作语”，其烧《诗》《书》，亦以“诸侯史记尤甚”，此家语、国语事之一贯。《左氏》书末，独详晏婴、子产，殆又以家语续国语，而统为《春秋》。《诗》亡然后《春秋》作，其流之广若是。家史既盛，谨于一人之言，则史学衰而哲学兴，故曰此学术之又一变也。奚言乎史学至是而衰也。《国语》《左氏》述事周悉，至战国则缺略谬误，惟纵横长短之说是纪。上视《国语》《左氏》，瞠乎其后。若曰刘向辑书，惟限《国策》，是又不然。马迁述史，远在子政之先，所取战国之事，岂不囿于刘氏所录？是非子政之咎审矣。若曰焚书以往，所存已鲜，刘、马所睹，皆未得全，斯又不然。《六国年表》言：“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秦之史为然，诸侯之史谅亦如斯。文略不载日月，惟有权变，是刘、马所窥，《国策》所著，一代之史，固若是耳。岂非史之衰乎？是西周之初，文学为盛，而史即寓乎文。若孟、墨之引《太誓》，孔子之引《夏书》，皆属韵文。墨征《大雅》，亦云《周书》。此皆史之初寄乎《诗》，《国语》兴则史离《诗》而独立也。《左》《国》所述，名理实繁，此哲学之初寄乎史；家语作，则哲学又离史学而独尊。此周代学术转变之阶段也。《左》《国》所采者广，上接乎《书》，下及乎子，若晏婴，若叔向，若子产；又旁收短书小记，若《师春》，若梓慎、裨灶之俦，不可胜论，所取既博，而事若丛书也。子政所校曰中秘书，曰臣某书、太史书、太常书，即诸子之篇，亦参互杂出，非成一手。《左》《国》同异，岂遂鸿沟之不可合耶？以《越绝》一编言之，胡应麟、洪颐煊诸家，以《内纪》八篇即杂家之《伍子胥》书，东汉文士，盖又取他书附益之。是《子胥》一书，比于《晏子》，特偶不见取于《国语》，后合他书为《越绝》以孤行。而《越语》下者，则又取异篇以合于此，事可识也。《晏子春秋》，刘向所见诚非一本，又或见《左氏》之中，或出《左氏》之外，明《左》之所见亦未必全，而他书言晏子则更夥矣。《国策》言三家分晋，于《赵策》之第二章，即取之《韩非·十过》，与第一章事颇不同。此言智过，而彼谓郗疵，亦与《魏策》不侔；此言赵葮、而彼谓任章、魏桓子，此为取之《十过》，知彼三策之首言分晋事，谅又别出一书。《左氏》下及鲁悼、智伯之诛，顾遗此简，《国策》得而录之。然分晋后几百年无所纪，独《魏策》纪文侯、武侯事，似即据儒家之《魏文侯》六篇。纵横家苏、张之书，当亦在焉。若刘向所据曰《国策》，曰《国事》，曰《短长》，曰《事语》，曰《长书》，曰《修书》。是《左》《国》《国策》《越绝》，并为丛书。即晏婴、庄周、荀卿、墨翟之书，亦莫非出于类集，奚必大、小二戴所传《礼记》而后出于缀集哉？乃《国语》成后，合众录为一家之书，自《左传》别出，又离一编为二体之作，分合迁讹，真遂不显，而异论以滋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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