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文库148·雨林里的消亡：一种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终结

这是一本神奇而有分量的书。作者诙谐的描写和自嘲几乎能让你忍俊不断，而作为读者的你则和作者共同见证了一门仅有百余人使用的语言如何在现代世界中一步步走向消亡。作者作为一位人类学家，记录的不仅是一门深藏于热带雨林的语言，更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早期传教士打开了雨林之门，“现代生活”强行进入到了嘉普恩村村民的世界，他们因此而受到了何种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又发生了什么改变？为什么几乎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他们会接受作者这样一个白人与他们日夜生活在一起­？本书不仅将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作者生活在这里的悲欢点滴全部展现，你更会与作者一起延伸思考：是什么改变了这个村子和村子里的人，让这门语言离他们越来越远。

一段发人深省的旅程，一个仅有不到两百人的偏僻村庄，一种除他们之外无人能讲的语言，一处正在经历沧桑巨变的爱恨交织的生死场。作者库里克风趣、动情、悲悯，见解深刻而又富于同情。

——卡尔·霍夫曼，《婆罗洲后的野人》作者

了不起的壮举：扣人心弦的叙述没有更多聚焦在人类学家本人，而是这一群活在当下的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正面临着双重挑战，面对即将失去的语言他们带给人们不同于以往传统看法的印象，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未来图景。

——玛丽莲·斯特拉森，《性别的过去与未来》作者

这是通过个人经历讲述全球史的独特之作，开始阅读就根本停不下来。

一段平实的经历在作者笔下呈现为宏大的叙述：古老语言行将消亡，而这门语言所能表达的一切都只存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偏远村庄中，这位了不起的人类学家在三十年间反复前往当地，被当做过世村民的幽灵来接纳，与当地人朝夕相处，共同享受那里的美好，也共同经受了那里的种种苦难。

——马歇尔·萨林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荣誉教授

20世纪九十年代，年轻的人类学家唐·库里克，只身走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雨林中，位于一片沼泽地中央，人口仅两百的小村庄嘉普恩，记录一门濒临消亡的当地语言——泰雅博语。到达后他就深深领悟到，如果不理解说这种话的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学会这门语言：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如何与自己的孩子沟通，如何争吵、八卦和开玩笑。在这段跨越三十年的时光中，他反反复复拜访当地，每次都停留数周到半年多的时间不等，亲眼见证了语言环境日渐稀薄，记录下他所能学习到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已经义无反顾地融入了嘉普恩村民的生活与世界，与他们的悲欢和命运产生了交融。

本书英文版出版当年，即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推荐当季书目和《美国国家地理》当季旅行类图书，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和读者好评。

唐·库里克（Don Kulick），人类学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人类学教授，曾撰写和编著十几本著作，涉及从变性性工作者的生活到脂肪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话题。他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巴西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过广泛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并获得过包括美国人文基金会学者、梅隆基金会客座教授和古根海姆学者奖等多项资助和荣誉。

前言

• 我们呼吸的空气

第二章  沼泽里的村庄

第三章　拜师学艺

第四章　摩西的计划

第五章  给予的负担

第六章  在迦普恩吃饭

第七章　“我要离开这里”

第八章  飞越彩虹

第九章  脏话里的诗意

第十章  肝脏问题

第十一章  年轻人的泰雅博语

第十二章  险象环生

第十三章  谁杀死了莫内

第十四章  卢克写了一封信

第十五章　地狱走一遭

第十六章  语言消亡时，实际消亡的是什么？

第十七章　尾　声

后记　结束之后

关于书中人名的说明

致谢

或许是所有人类学文献中，秀、伟大的人种志田野调查作品。

——《华尔街日报》

如果想要不费体力周转（也无需花费多文）就能体验为不同的文化，读这本书就是你的好选择。

——《华盛顿邮报》

不容错过的佳作……信息量巨大，令人过目难忘。

——《曼哈顿书评》

研究一种文化需要付出什么？人类学家唐·库里克在三十年里反复到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小村嘉普恩，为的就是研究即将消失的当地人语言：泰雅博语。《雨林里的死亡》包含了作者的学术论述、语言学研究和与这个偏远社群共同生活的个人经历，揭示了一个社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是如何发生改变，并终被外部的广阔世界吞噬殆尽的。

——《时代周刊》

人类学家带给我们的关于历史的重要一课，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观察一门语言和一群人逐渐走向消亡，与此同时他们生存的雨林日渐消逝。

——《启示者杂志》

在这本机警、同情的嘉普恩回忆录中，人类学家库里克讲述了一段关于文化交流和语言变迁的往事，这一切都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深处的一个小小村庄中……尽管文中所展现出来的诸多美妙的当地文化细节与西方文化有极大的不同，但却归纳出了一个明确且打动人心的结论，即不同文化也拥有数不尽的相似之处，也警醒人们应该更加尊重共同的文化责任。这本书真诚而热烈，对于文化和全球化有审慎思考的读者一定会深有感触。

——《出版人周刊》

在令人着迷的叙述中，作者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思考了关于种族和权力的复杂问题，差异巨大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属性，以及生活在如此困难环境当中所面临的的挑战。库里克笔下的记录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更令人身临其境，喜爱《国家地理》以及对文化探索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不会错过这本书。

——《书目杂志》

库里克……在这本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引人入胜的研究作品中并未过于强调其学术特征……让本书成为令人既悲痛又振奋，终又令人倍感尖锐深刻的探索录。

——《科克斯书评》

（唐·库里克）讲述自己适应村庄生活的故事既幽默又感人。通过他在嘉普恩度过的每一段时光。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类学领域在不同时代——从殖民主义的过去到高度文化敏感的现在——关于实践的种种冲突。库里克接受在自己的研究中暴露自身的文化偏见，并承认自己的文化特权；在这一过程当中，他详细说明了支撑自己理论的理由，即为什么语言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与公平。本书适合不同年龄的读者，从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到大学生和学者都可以阅读。

——《藏书楼杂志》

做了那么多年人类学田野工作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成为一个成功人类学家的要诀就是坚持逗留到让人生厌。因为人类学的整个目的就是试图不光理解人们说了什么，还要理解人们实际上做了什么（要搞清楚这两项活动往往是不同甚至矛盾的），一个人类学家很少只是采访一个人或递出一张问卷，然后就走人。相反，我们会待上一会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人类学家得具备一项天赋——或发展出一项技能——不招人眼目地逗留。

对于身涉其中的每个人来说，逾期逗留到让人生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想象一下跟一个人类学家交朋友，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你家附近，广而告之说他要写一本关于你这样的人的书。出于礼貌、好奇或同情，你也许会邀请他某天下午一起吃顿饭。人类学家会早早就到了，把一顿午饭拉长到一个下午，留神专注地听你讲你自己的故事或任何其他事情。突然，你会发现你不知怎么就把他邀请到你家吃饭了。他会跟你爱人友好地开玩笑，跟你的孩子们玩耍，对着你的鹦鹉咕咕叫，变成你家狗子好的伙伴。所有的杯盘碗碟都洗好收起来后，你转过身发现，那个人类学家还在你家厨房里，或客厅里，眼睛明亮，一脸热情地待着。终，你会宣布说你累了，得去上床休息了。人类学家会礼貌地离开。第二天他又会出现在你家门口。

第三天也是。

从人类学家的视角来看，这种长毛狗一样的行为的目的就是把你磨平——帮助你了解一个人类学家不想每次都像客人一样被特别招待。他想被当成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平常人：倒不是说要像家人一样，而是更像一件舒服的家具或一株盆栽棕榈。

这一角色——用这个学科的术语来说，美其名曰参与式观察——建立的过程不是那么令人愉悦，田野工作糟糕的部分永远是初那几个月，那时每个人都在探测哪些是可以被接受的边界。我记得很多很多次在不同的做田野调查的地方，我和素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在一个空咖啡杯或一盘被扫荡一空的食物面前寻思着，“现在他们真的很想让我走吧”——而且会刻意抗拒发现这一点后正常明智礼貌的后果。我知道如果我再多逗留哪怕一会儿，就能更快向不知所措的招待我的人传达，我不需要他们照顾，我人畜无害，如果他们继续该干吗干吗，完全不注意我，我也丝毫不会介意。

1980年代我次长待迦普恩的那十五个月里，我有上百个小时都在逾期停留，大部分时候都在记录母亲及其他人是怎样和婴儿说话的。我遵循一个严格的日程安排：一周三天，我会天不亮就到五个感到困惑的家庭之一那里，他们同意我录音，我就带着我的录音设备和笔记本坐到一个不招人眼目的角落里。有时我跟着妈妈们和她们的孩子一起去其他人家里或园子里，有好几次，我跟着一对已婚夫妇，他们带着孩子去雨林里砍西米棕榈树，加工西米粉。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会在屋子角落里坐上一整天，一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打开录音器，做好记录，比如孩子和来来去去的大人的名字，他们说话的时候和他人的关系和所处的位置。

坐在房间里时，我并不会假装自己是趴在墙上的苍蝇——一整天里，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和妈妈、她的孩子以及任何路过或过来串门的人聊天。有小孩子或往往连着孩子母亲一起在午后的烈日下睡着时，我也会蜷缩在地板上打个盹儿。

我会待到天黑，屋里什么都看不清时才离开。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又来了。

通过几百个小时和照顾婴儿的人以及孩子们待在一起，我所做的记录和观察让我得以理解泰雅博语是如何消亡的。在我1980年代末写的那本关于村里语言情况的书里，我讨论了泰雅博语向孩子传输的渠道是如何无可避免地被割断的。我预测我所认识的十岁以下的孩子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学泰雅博语，我也预见到了除非有什么奇迹发生，泰雅博语很快就会永远消失。

2009年，自我1980年代末次长待后，我回到了迦普恩，自然很好奇地想看看，我做过的关于泰雅博语消亡的预言有没有应验。1980年代我记录了语言掌握程度的那些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他们中许多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我离开这个村子后，这些孩子有学习掌握泰雅博语吗？这门语言真的在消亡吗？还是比我所预测的更顽强？

多数研究者往往把自己学术事业的赌注押在永远正确上，跟他们不同，我则抱有很高的希望，巴不得自己关于泰雅博语的预测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发现我误判了村子里的情况，泰雅博语这门极小的语言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壮大了，那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我甚至幻想过在我要写的这本书的标题里就宣告我的错误。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个标题是什么，但我记得里面有“弹性”或更烂的“浴火重生”这样无病呻吟的词语。

当我再次在村子里安顿下来，我想着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年轻人到底还说不说泰雅博语。然而，即便过了三个多月，我发现我还是无法准确判断年轻人到底有没有掌握这门语言。

每当我问年轻人他们说不说泰雅博语，他们都告诉我他们是说的。问题是，我从来没听任何人真的说过。偶尔，我会听到一个年轻人蹦出一两个泰雅博语里的习语，像“让开”或“你要尿了”（因为我要打你）。这些话通常让一个场景显得很滑稽，而且经常伴随着欢笑。我好像还感觉到，每当二十五岁以下的村民用泰雅博语哪怕只说一句简短的习语时，他们就会转变声调，仿佛在暗示他们是在引述或模仿另外一个人，通常是在嘲笑他们（比如一个大男人的权威腔）。

每当有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会说泰雅博语时，我就会让他们告诉我用这门语言互相说些什么，他们会列出一些词，比如mum和tamwai（分别是“西米啫喱”和“西米饼”），以及一些基础的习语，比如命令别人给他们递槟榔或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