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3131663
为美国内战前的政治文化及内战起源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向。国会暴力及其酝酿的情感因素为美国内战拉开了序幕，战争不是在萨姆特要塞打响的，而是从国会议员之间的暴力冲突开始的。
出版后备受赞誉，入选多个年度好书榜——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18年度瞩目好书
《史密森尼杂志》（Smithsonian）2018年度十佳历史图书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2018年度最佳书单
任何对美国国会、美国内战、美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不能绕开这部开创性之作。
——《书页》（BookPage）
本书曝露了长久遗失在历史中的、美国国会内部上演的暴力故事。作者利用丰富的资料，发掘其中尘封的信息，揭示出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的30年里，参众两院频频发生的肢体冲突。立法会议经常被决斗威胁、挥拳和杖击、翻倒的桌椅、群体的骚乱所打断。在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国会议员们当场拔出手枪，举起猎刀，甚至有议员在决斗中身亡。南方议员屡屡殴打、欺凌和恐吓北方议员，试图迫使他们服从，特别是在奴隶制问题上。
这些打斗，又在新闻媒体和地区选民中发酵，引起议员之间更激烈的情绪，加剧了南北方的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内战。正如今天的美国一样，强烈的情绪对国会乃至整个政治都具有塑造作用。通过国会暴力这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本书为约翰·昆西·亚当斯、亨利·克莱等知名政治人物做出了新的诠释，也展示了那些不很知名但同样迷人的政治人物的事迹，帮助读者重新理解美国民主的运行和处于危险边缘的联邦纽带。
导 言 沾满烟灰的地毯和本杰明·布朗·弗伦奇 / 1
本杰明·布朗·弗伦奇的晋升 / 12
第一章 合众国吉与凶的化身：美国国会 / 23
美国国会的“庄严气派” / 32
潮湿的国会山地窖 / 39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和我一样了解这些会议 / 44
第二章 国会中的各色人物：南北相会之地 / 51
极端之城 / 57
住在奴隶岛 / 62
一个新罕布什尔州的男孩 / 66
温顺的面团脸 / 73
好战者和怯战者 / 80
第三章 暴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西利-格雷夫斯的决斗（1838年） / 88
“第一次致命的国会决斗” / 90
打倒辉格党 / 98
“其他人认为我会被‘唬住’，因为我来自新英格兰” / 102
一场团体性的事件 / 108
众议院里的轩然大波 / 112
去投票箱 / 123
第四章 秩序规则和暴力规则：危险的措辞和关于钳口律的辩论（1836—1844年） / 132
规则的战士和他们的战争 / 137
以规则为武器 / 144
暴力的法则和施暴者：国会中的恶霸 / 153
“南部的奴隶制政体和北部的奴性” / 158
第五章 为合众国而战：“1850年妥协案”与本顿-富特的混战（1850年） / 167
好战者和他们的战斗 / 178
地区羞辱和最后通牒的权术 / 184
公平战斗的重要性 / 192
“公共解释是有必要的” / 199
第六章 两出阴谋故事：媒体的力量和堪萨斯论战（1854—1855年） / 209
从未存在过的国会 / 219
新闻业的合作关系 / 223
讲述国会中的故事：奴隶主权势和北部的挑衅 / 231
地上十足的地狱 / 238
第七章 共和党与奴隶主权势的交锋：查尔斯·萨姆纳及其之后（1855—1861年） / 248
史上最暴力的一届国会 / 256
地狱般的立法机构 / 279
猜疑和解体 / 296
尾 章 “我目睹了这一切” / 316
附录A 关于用词的解释：党派缩写和地区忠诚 / 341
附录B 研究方法札记：建构争斗和解构情感 / 343
注 释 / 349
参考书目 / 491
致 谢 / 524
索 引 / 531
作者前言
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一次情感之旅。如今美国国会冲突激烈，而国家正分崩离析，所以现在让自己沉浸在另一段国会冲突激烈而国家分崩离析的历史中并非易事。在很多时候，我必须置身心于事外，以保持一定距离。但在有些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会让我匆忙冲向键盘，长时间地研究和解决问题。当然，美国内战前的国会和今天的国会天差地别，但彼此间的相似之处可以很好地告诉我们，人民的分支（People’s Branch）可以在很多方面既帮助又伤害这个国家。
17年前，当我开展研究时，本书的研究主题远没有如此应时，也更令人疑惑。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参众两院发生了如此多的暴力事件。推搡。挥拳。手枪。鲍伊猎刀。国会议员们打成一团，而同事们站在椅子上看好戏。至少有一次，有人在众议院里开了枪。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讲述过？
这个问题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得到回答，这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1830年到美国内战期间国会中的肢体暴力。然而，即使知道答案，直到去年我才知晓了国会暗中迸发着怎样的火药味。在一次漫长而深入的政治人物采访中，前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透露，之前国会进行了一场关于记号的激烈辩论（贴在票据上的物品，对某位国会议员所属的州有利），在众议院内阿拉斯加共和党人唐·扬（Don Young）把博纳按在墙上，拿出一把刀来威胁他。据博纳所述，自己低头凝视着扬，骂了他几句，冲突就此结束。而据扬所述，他们后来还成为了朋友；博纳是扬婚礼上的伴郎。根据报道该事件的媒体所言，这并不是扬第一次在国会大厅里拔刀了。据称，在1988年某议案要限制阿拉斯加的伐木业，扬向着该法案的一位支持者挥舞刀刃。（1994年，他还愤怒地向一名想要限制海象捕猎的内政部官员摇动一条阴茎骨——是海象的阴茎骨，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两场冲突在发生时就见报了，但直到最近，博纳与他人的对决才被曝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个多元媒体24小时时刻报道的时代里，国会发生的事情有时还是会秘而不宣。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种情感的迸发——甚至笑得喘气，然后就不再关注了，有时这的确值得一笑。尽管扬舞弄刀刃的事件让人感到惊恐，但它体现出的不是危险的趋势，而是一个国会议员的浮夸。
然而，国会中战斗场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尤其是在临近美国内战的那段人心惶惶的岁月里。在那段岁月里，正如这本书将展示的那样，武装起来的北部和南部国会议员们成群结队地在众议院内大打出手。他们对权利受到的侵犯和诉求遭到的否决恼羞成怒，对联邦内自己所属区域的落魄感到担忧，所以他们用威胁、拳头和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当斗殴的风气流行开来，国会议员们在每天早上前往国会大厦之前都会带着刀和枪时——那时他们不再相信国会机构，不再相信他们的同事能保护他们个人的安危，斗殴就有所意味。它意味着极端的两极分化和辩论的终止。它意味着对议会规则和政治规范的蔑视已到了可将其通通放弃的地步。它意味着政府结构和合众国的纽带正在遭到侵蚀。简而言之，它意味着国家公民社会体系正在崩溃，已到了危机地步。这个国家没有滑向（slip into）分裂，而是奋力开出一条迈向分裂的路，即使在国会情况亦然。
斗殴在19世纪50年代末并不新鲜；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几十年了。就像美国内战一样，国会内战斗风气的根源也很深远。不同地区的风俗和情绪也由来已久；南部国会议员长期以来一直在参众两院用威胁、侮辱和暴力的霸凌手段来获取权力，利用公开羞辱这种手段的威力来得偿所愿。这并不是说国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它是个运转良好的理事机构。但斗殴行为司空见惯，显得都像是在例行公事，也因此产生了影响。斗殴的行为影响了国会内的事务，从而塑造了整个国家。
斗殴行为也影响了公众对于国会的意见。美国人通常更喜欢他们的议员，喜爱度远远超过国会。如果议员们是好斗分子，热情洋溢地捍卫所属地区选民的权利和利益，公众就会更加支持他们；唐·扬选区的选民连续23次选他，这是有因由的。内战前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人希望他们的国会议员为他们的权利而战，而有时光靠言论是不够的。
这是一种十分具有效力的直接代表关系，无论它被证明是多么具有破坏性。19世纪50年代末，斗殴行为的升级清楚地表明美国人民不再信任国会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利和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日益增长的猜疑所产生的影响是严重的。由于无法向政府寻求解决之道，南部与北部开始相互攻击。国会议员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之间跨越区域的友谊缓和了局势，但他们对其他区域已经失去了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长的恐惧和猜疑撕裂了这个国家。
在我的研究刚开始时，我发现了能证明国会中威胁和暴力的尖锐证据。这份证据是一份机密备忘录，底部有三个签名：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Benjamin Franklin Wade，俄亥俄州共和党）、扎卡赖亚·钱德勒（Zachariah Chandler，密歇根州共和党）和西蒙·卡梅伦（Simon Cameron，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这份备忘录讲述了一个让人难忘的故事。
1858年的一个晚上，韦德、钱德勒和卡梅伦——他们都反对奴隶制，认为他们受够了南部的侮辱和欺凌，于是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进行了漫长而又焦虑的对话，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们发誓对彼此忠诚，立誓要对将来的冒犯者挑起决斗，并战斗到底，直到“躺进棺材”。除了使用决斗，这种南部常用的手段以外，似乎没有别的方式能够阻止南部人对北部人的侮辱。他们充分地预料到自己在家乡会受到排斥；因为在北部决斗被谴责为“野蛮的南部习俗”。但因此遭受的处罚好过他们每天在国会面临的羞辱。所以他们让自己的计划为人所知，并且根据他们的陈述——他们还产生了影响力。“当人们知道北部参议员为了充分的理由准备好战斗时”，南部人辱骂北部人的语气将有所缓和，不过辱骂并没有就此终结。
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而当我第一次读到它时，最影响我的是那三个人讲述它的方式。即使多年过去了，他们也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恶劣的人身攻击”对这些人产生了影响，而且非常大。它不仅几乎每天都对“他们的男子气概”构成威胁，而且让北部国会议员噤若寒蝉，从而剥夺了他们选民的代表权利，“这种无法忍受的暴行”使北部议员们“愤怒且耻辱”。对韦德、钱德勒和卡梅伦来说，南部持续的霸凌行为不仅仅关系到他们的自尊心和议会权力的运转。它直击了他们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并对代议制政体最为核心的本质构成威胁。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于是他们行动了。
这些人在艰难时期尽最大努力来捍卫他们的事业和选民，他们也做出这样的声明。他们留下了文字：“为了让那些后来者了解到，支持自由的代价一度是什么，以及在美国公务生活的最高场所表达此类情感的代价又是什么。”他们恳求子孙后代——恳求我们，了解他们曾经受到什么样的威胁，有多么的害怕，他们又过了多长时间才决定反击，因而他们的事业是多么的有价值。在几段文字中，他们证明了国会暴力的存在和威力。而后人却忽略了他们所传达的主要信息。
当我第一次读到他们的恳求时，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如此的贴近当下，但又如此的遥远。他们的恳求极富人性色彩，愤怒、羞耻、恐惧和骄傲的情感汇聚在一起。他们的恳求不仅把本书的主题带入了现实的人类生活中，而且表明了本书的主题如何具有现实的意义。韦德、钱德勒和卡梅伦通过展示他们激动人心的斗争现实，打开了一扇窗户，通往迷失的国会暴力世界。
他们时代的教训仍在今天回响：当对人民的分支的信任支离破碎时，作为国家的“我们”的一部分就会衰朽。没有什么能比国会系统崩溃的影响更能证明国会在保护和定义美利坚国家（American Nation）上的重要性了。
关于美国内战时期已存在海量的研究文献，有鉴于此，历史学家很难再说出真正有新意的东西，但弗里曼做到了……弗里曼是一丝不苟的学者，也是文字生动的作家，本书读来充满乐趣。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
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讲席荣休教授
引人入胜，研究缜密……弗里曼揭露了内战爆发前的大约30年里，美国国会议员们之间发生的种种打斗、行刺、杖击和威胁事件……国会楼座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人们期待观看一场充满趣味的突发暴力事件，正如今天的职业摔跤或冰球赛事爱好者们所做的那样……但弗里曼从未忽视一个事实，即国会中的斗争与一项运动远远不同。
——大卫·S. 雷诺兹（David S. Reynolds）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杰出教授
极富吸引力……证实了黑人活动家布朗（H.Rap Brown）在20世纪60年代得出的一个观察结论：“暴力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就像樱桃派一样具有美国特色。”弗里曼的这本书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美国内战。
——H. W. 布兰兹（H. W. Brands）
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乔安妮·弗里曼提请人们注意，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的28年紧张的岁月里，暴力在美国国会中起到的作用多得令人震惊……通过细心的研究，弗里曼从那些不愿公布尴尬真相的原始资料中看出了端倪。读者会感到惊讶，如此重要的故事为何等待这么久才被讲述出来？
——丹尼尔·沃克·豪（Daniel Walker Howe）
普利策奖获得者
好战者和怯战者
《爱国者报》道出了国会里各色人物之间流行的看法：很多南部人或者南部出生的西部人都是弗伦奇所说的“难照顾的客人”（hard customer）。他们夸夸其谈而且爱吓唬人（弗伦奇说这是“夸夸其谈式英雄主义”）。他们趾高气扬，大摇大摆。遇到反对者时，他们捏紧拳头，握住手枪，舞弄刀刃，神态轻蔑。他们全副武装，并且做好准备，他们夸耀自己的战斗意志。
以约翰·道森（路易斯安娜州民主党）为例，他经常舞弄武器。现在我们很难清楚地了解道森在路易斯安娜州的立法机构里是什么样子，也许在那里他的自控力会强一点。不过可能也不会，在这个暴力的时代男子以侵略性为荣，而路易斯安娜州在19世纪40年代则以粗野闻名，就像道森，他形容自己是个怀有“恶毒敌意的”男人，有用剑去决斗的强烈冲动，他的剑名曰“砍刺”（cut and thrust），可谓十分恰当。相对州内而言，他在全国性的舞台上籍籍无名，所以很难弄清别人如何评价他，不过后世之人仍然可以寻找到些许线索。约翰·昆西·亚当斯形容道森是个“嗜酒的霸凌者”，因为他在1842年威胁要割断一个同事的喉咙，从“一边耳朵割到另一边耳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议会中威胁欺侮的代名词。当有人进行威胁时，总是会遭遇到这样的嘲讽：“你是要割断我的喉咙，从一边耳朵割到另一边吗？”总之，道森完全有可能只是碰巧成了一个爱挥舞利刃的笑柄。当道森在1845年去世时，他的国会悼词也无法隐晦其“重大的不端行为”，尽管未明确说明是什么。
但是关于国会中的道森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怒火的触发点在哪里。无论如何，都是他人对奴隶制的敌对意见令他恼羞成怒，以至于他要动用武器。被威胁要割开喉咙的受害者（一个民主党同僚）当时正在为约翰·昆西·亚当斯（马萨诸塞州辉格党）于一场由反奴隶制请愿书引发的国会骚乱中进行发言的权利做出辩护。坦率的乔舒亚·吉丁斯不止一次因为道森的泄怒方式而受人尊敬。在1843年吉丁斯所做的一次反奴隶制演说中，道森猛推了他一把，并且用刀威胁了他。（亚当斯阴险地打趣道：“我记下了，议长先生，难道这不是在试图割开他的喉咙，从一边耳朵割到另一边？”）两年后，吉丁斯做了另一场反奴隶制演说，这次演说在议会中可以说是空前火爆，而道森显然被激怒了，发誓要宰了吉丁斯，还扳动了手枪，让四个配备武器的民主党人站在他这边。此举迫使四个辉格党人将吉丁斯围了起来，其中几人也配备了精良武器。过了几分钟，大多数拔枪的人才坐了下来。道森在路易斯安娜州的立法机构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惹是生非之人，但是在国会中他只会因为一个核心问题而变成一个惹是生非之人：如果对方当面攻击奴隶制。
在南部，大多数南部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能公开反对奴隶制。在印刷品中，反奴隶制甚至属越界言论。废奴主义小册子在1835年时曾如洪水般地被寄往南部，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令南部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体抗议，以及自发的警戒暴力活动和一堆堆燃烧的邮袋。之后，在国会中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反奴隶制辩论，这无疑是对南部的挑战，有部分南部人妥当、从容地应付了事，但很多南部人将这当成了对自己的公开冒犯，他们觉得必须复仇。正如约翰·C.卡尔霍恩在1836年时所说的，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这些反奴隶制请愿书中的冒犯：向他们屈服，或者“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击溃这些诽谤和中伤”。很多奴隶主都选择了最为激烈的对抗路线，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亦是如此。
这种选择部分源于南部的风俗习惯。在南部，男人对男人的正面交锋行为是得到一定许可的，权力机构很少会进行干预。南部人习惯于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优势和统治地位。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正是以此为基础。以其定义而言，奴隶制的政权本质上是暴力且危险的，奴隶反叛的可能性令奴隶主怀有防卫心理，所以他们始终小心谨慎，另外还让他们有夸耀自我权力的倾向，并且急于采取暴力行动。当涉及领导地位时，暴力的人——有时是十分暴力的人——会取得民众支持的优势。罗伯特·波特（Robert Potter，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派）因为阉掉两个他怀疑和自己妻子通奸的男人而入狱，出狱后他被选入州议会。当他犯下罪行时，他是合众国众议院的成员。威廉·朗兹·扬西（William Lowndes Yancey，亚拉巴马州民主党）被选入了亚拉巴马州的众议院，后来又被选入联邦的众议院，可在此之前他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开枪射向那人的胸膛，用手枪击打那人的头部，还用竹剑刺那人。
在这样的世界中，外在表现尤为重要，权威和权力都蕴含于个人的表现及其财产中。如此，南部暴力及其臭名昭著的野蛮行径具有公共意识的性质，而这注定让人印象深刻。荣誉文化（Honor culture）是这个世界的一块拼图。一个男人只有做到像别人所认可的那样，才能受人尊敬。决斗主要是为了展现男子气概以及枪火之下的冷静，而非杀戮。如果在决斗的挑战面前畏畏缩缩，那么你将不再是个男人。
北部的暴力文化则完全不同。这并非是说北部人不会那么野蛮，或者他们对荣誉文化的影响力完全免疫。按照弗伦奇所用的词语，“北方佬的荣誉法则”自有其逻辑和影响力。北方佬的荣誉法则很少以用枪决斗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不太会突出强调男子气概。用手杖攻击别人的行为在北部较为常见，还有仪式性的“发帖公告”（posting）——公开刊发充满侮辱性的言辞，攻击那些拒绝收回冒犯言论或者为其辩护的人。在一场异常激烈的国会选举后，弗伦奇在国会的两位缅因州朋友互相发帖攻击。在新英格兰人中缅因人较为好斗，部分原因是这个年轻的州具有边疆精神，它直到1820年才取得州的地位。
尽管北部人好斗，但是比起南部人而言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诉诸武力，更情愿使用法律。在北部，当攻击太过火，或者骚乱陡生时，权力机构常常会下达指令进行干预。在北部骚乱事件中，大多数不幸事故都被设法约束人民的公共机构及时阻止；相反，南部的骚乱往往会导致谋杀的出现。正因为这样，北部人在国会中面对暴力时才会有以下的表现：他们往往会求助于议长或者主席，请他们下达指令。约翰·昆西·亚当斯称他们的请求为“哀悼演说”（lamentation speeches）。
斗争形式的区域特征令国会中的人激烈地交锋对抗。在国会的行话中，大多数北部人都是“怯战者”（non-combatants），而很多南部人则是“好战者”（fighting men），这点实际上让南部人具备了斗争优势。一些人确实愿意，甚至急于用武器支持他们的言辞，但是有些人并非如此，这就让他们在冲突中畏缩不前，并且冒着显得很懦弱的风险。英国游客哈丽雅特·马蒂诺认为北部人的奴气在华盛顿表现得很明显。新英格兰人永远是那种“过于顺从的姿态”，还习惯性地走出那种“请求原谅式的步伐”，他们的“脑子里似乎总有一种想法”，他们“不能进行决斗，尽管其他人能”。而与之相对，南部人将暴力当成一种“恐怖的手段”，逼迫他人顺从他们的需求——他们这么做时还洋洋自得。1848年，两个国会议员曾经拍着桌子并怒拳相向，而威廉·威克（William Wick，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在事后宣布，南部人和西部人“现在和将来都会这么做，男人就不应该通过任何法律阻止他们”。如果众议院正式责备交战者，“那么举国都会嘲笑、鄙视它——至少，群山以西的区域会如此。”这件事情最后以妥协的方式告终：一份正式决议出台——众议院接受公开的道歉，除外不再做出进一步的行动。最终决议的投票结果为77比69，无论在哪个党派里，都没有新英格兰人支持这项决议。即使在平息争端方面，南部人也更具有优势。
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人对男子气概、暴力、合法性以及这些概念背后更深远的文化意涵都有不同想法——不同到有时足以需要翻译来进行解读。边沿州（border-state）的国会议员们能够担当此任。这些人来自马里兰州、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北部弗吉尼亚州，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奴隶主，但是他们的家乡州对奴隶制的观念是复杂的。边沿州的地理位置保证了它们长期与劳动自由的北部之间有着交流互动。边沿州有繁荣的城市——巴尔的摩（Baltimore）、圣路易斯（St. Louis）、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都遵循北部的模式，人员构成多元化，还有很多自由黑人。而且最有利于调解国会内纷争的方面是，边沿州的政治激情往往来源于国家主义，而非奴隶制，所以它们有时连废奴主义也能容忍。
边沿州的国会议员在文化上会两种方言，比起深南部的同侪们，他们对反奴隶制的话语也放低了戒心，有可能成为尊重法律和秩序的辉格党人，所以他们是调解争斗的完美人选。那段时期立法机构里最负盛名的妥协者几乎都来自于边沿州，这批人也是第一流的争斗调解人，这并非偶然。
好战者、怯战者，以及居中调解之人：当国会议员研究如何运用权力来策划立法事务时，他们就会明白哪些人属于哪种类型，也会有相应的计划。内战前，国会内的个人行动是受到区域暴力形式塑造的。地方主义在某种情况下凌驾于方针政策之上——甚至超过时刻将要爆发的奴隶制问题，可见地方主义至关重要，形塑了议会中的权力均衡形势。
弗伦奇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把这些因素计入他对国会的预测分析中。当一场争论从激烈的辩论转变成面对面的摩擦龃龉，他就会做大多数国会内部的人都会做的事情——估计哪些人是好战者，以及他们的怨愤有多大，猜想这些人决定以哪种行动保全名声，并仔细观察正在发生的，预测可能出现的结果：表现出“男子气概”的人将赢得荣誉和掌声；没这样做的人会被嘲笑是懦夫，他们在议会中的权力相应地也会流失。这就是对国会声望的计算，而决斗是主要的变量。
上述的计算很复杂，但弗伦奇在心中会有一份决斗状态核对单。哪些人在争论？他们是南部人、北部人或者西部人吗？他们是“重视荣誉且勇敢无畏的吗”？他们以前决斗过吗？这人是经证实的懦夫、怯战者、神职人员，还是一个长者？对于南部人、南部出生的西部人，以及所有好战者而言，决斗的障碍被设定得很高，而没有碰到这个障碍则意味良多。冒犯会有多认真？是言语的冒犯还是拳脚的冒犯？谁看到了？有人用了敏感的侮辱词吗？“小狗”、“耗子”、“流氓”、“懦夫”和“骗子”是有效的决斗导火索。在特定的圈子中，废奴主义者也是敏感词汇。存在特殊的环境吗？是不是有长期的世仇在起作用？这两个人只是单纯地讨厌彼此吗？有人喝醉了吗？或者两个都喝醉了？
几乎每一次严重的争执都会让弗伦奇去计算。1834年，当参议员乔治·波因德克斯特（George Poindexter，密苏里州反杰克逊派）和参议员约翰·福赛思（John Forsyth，佐治亚州杰克逊派）因为波因德克斯特对杰克逊政府的抹黑“进行了一场争辩”，福赛思斥责对方所言为谎话（控诉波因德克斯特说谎）。弗伦奇预测将会发生一场决斗，但参议院以“秘密会议的形式”处理了它。1838年，当亨利·怀斯（弗吉尼亚州辉格党）和塞缪尔·戈尔森（Samuel Gholson，密苏里州民主党）彼此恶言相向时（戈尔森称怀斯是一个“懦弱的流氓”——双重个人攻击），弗伦奇预感两人的行为记录上将会添上一笔斗殴的经历，但是戈尔森的胳膊上挂着绷带，所以“他无法进行剧烈的格斗”。发现每个赛季的最佳格斗手，计算出冲突的可能性，评估可能出现的胜者和输家，观看荣誉场上的季后赛：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国会中的战斗就是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
国会就是这样的大联盟。虽然合众国内所有的立法机构都有突发的战斗和霸凌事件，但是在国会中的战斗有特别的分量。议员会展开关于先前定好（precedent-setting）的全国性政策的辩论。全国的观众通过观看参众两院的正式记录而判断国家的状态。能够毁灭合众国的奴隶制问题从未远离大众视线。地区的习惯将会赋予某些人格斗上的优势。这会酝酿出灾难，结果也确实如此。但是在19世纪30至40年代，政党的纽带是起到平衡作用的关键力量。每个政党都有一批人是好战者，也有一批人是怯战者，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攻击一个怯战者，可能会面临被他的好战的盟友施以惩戒的风险。人数优势意味着安全，这是当时的现实。
但是有时个人尊严、地区利益和党派的需要也会迫使那些怯战者参与战斗。弗伦奇在1838年有了切身的体会。当一个新英格兰民主党人被要求进行一场决斗时，弗伦奇对这位捍卫自己尊严的同乡人和盟友油然生出敬意。但是事情变得十分糟糕，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而弗伦奇则越界了。他密谋了一场针对国会议员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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