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32575
“一门三苏惊天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民阅读形象大使郦波教授深情解读苏洵、苏轼、苏辙的人生故事。
这是一部有趣的传记，生动还原立体真实的三苏——
他是二十七岁才开始奋发图强、认真读书，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思想家的苏洵；
他是一生命运坎坷却始终旷达乐观，屡遭陷害却始终与人为善的千古文豪苏轼；
他是该安静时安静，该愤青时愤青，成为善于“惹祸”的哥哥坚强后盾的苏辙。
苏洵为何*独与王安石素来不合，互相嫌弃？
苏轼生命中的三个女子，谁才是他真正的灵魂伴侣？
苏辙是如何在“乌台诗案”中想尽办法营救兄长的？
亲情、爱情、友情，事业、爱好、趣闻，带你走近那些不曾了解的三苏故事。
这是一本当代年轻父母不可或缺的家庭教育指南——
为什么苏序对前两个儿子十分严格，唯独对苏洵“纵而不问”？
苏洵是如何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文学大家，并创造出 “一门三苏惊天下”的文坛佳话？
苏轼、苏辙的启蒙老师程夫人是如何在生活中教育两个儿子的？
因材施教、言传身教、兴趣启发、应该在什么年龄阶段跟什么人学习……
解读三苏家风传承，揭开家庭教育密码。
这是一场疗愈心灵、充实内心，使人告别焦虑与内耗的旅程——
当人生迷茫、踌躇时，三苏的哲思能够给予我们人生的指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我们沮丧、徘徊时，三苏的精神能够带来心灵的激荡：“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当踽踽独行、失意寂寞时，三苏的人生态度则是我们可以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源头活水：“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本书是一本关于三苏的传记，从苏轼的祖父苏序写起，主要从三苏生平、文化成就、家风传承等来讲解三苏。以诗词着眼，作古今观照，去探寻三苏与当代精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郦波在本书不仅讲述了苏洵、苏轼、苏辙三人的代表性经历以及对三人诗词、散文的品读，更延展了对子女的教育，家风传承。
三苏身上有很多具有当代价值、永恒价值的东西在，是可以作为人生范本来加以研究和学习的，值得持续深挖。郦波表示，苏洵思想之深刻，苏轼境界之超越，苏辙意志之坚定，他们在待人接物上的特征、他们面对人生得意与低谷时的态度，现在依然能给我们启示和鼓舞。
目 录
苏 洵
知我 启我 助我
知我者吾父 - 004
启我者吾兄 - 017
助我者吾妻 - 025
思想家父亲
从“发愤”到“焚稿” - 036
一个重要的规律 - 044
母亲的温度 父亲的深度 - 054
八大家中的另一家
一门三苏惊天下 - 066
惑、痛、苦、涩、憾 - 076
鼎新与革故 - 084
苏 轼
黄州 惠州 儋州
木秀于林 - 094
“乌台诗案” - 103
从“苏轼”到“东坡” - 113
惠州、儋州：痛并快乐着的圆融之境 - 121
万古人间四月天
一个人的三万棵树 - 132
贫贱夫妻百事哀 - 141
唯有朝云能识我 - 146
最包容的朋友圈
师长之交 - 156
此心安处是吾乡 - 167
是弟子也是朋友 - 172
苏轼的交友趣事 - 180
化敌为友 - 187
千年英雄 一代宗师
雅文化的宗师 - 198
俗文化的鼻祖 - 209
大师的精神 - 219
苏 辙
安静的“愤青”
安静的天才 - 228
一鸣惊人 - 236
再鸣惊世 - 246
宰辅之才
责任感 - 258
元祐贤人政治 - 268
颍滨遗老 - 277
与君世世为兄弟
你陪我长大 - 288
我护你周全 - 295
千古一兄弟 - 302
参考文献 - 311
黄州 惠州 儋州
苏轼晚年，从万里投荒的流放之地，遇赦北返，终于生还江南。路过金山寺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大画家李公麟当年为他画的小像，不禁百感交集，遂题诗一首云：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为什么最苦难的三大流放之地，却成为东坡居士的“平生功业”呢？
这都要从木秀于林的少年子瞻说起。
木秀于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宋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与文化宗师。
苏轼从小就被称为天才儿童。据很多古籍记载，他一出生就有天地异象。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这是说苏东坡出生的时候，周围的山立刻都变得光秃秃的了，因为天地之精华、山川之灵气全部汇集于他一人之身了。直到苏东坡死后，把天地精气还给了群山，满山才又重新青翠。
古人写天赋异禀之人，常用夸张手法。比如，后世说曾国藩出生之时，他家屋后的一棵大树上突然冒出一截青藤。这青藤象征着曾国藩的生命，吸收天地精华之气开始疯长，最后将整棵古树全部笼罩。一直到曾国藩去世后，青藤才渐渐枯萎。此说与苏轼出生时的传说倒也类似。
不管怎样，有这样的传说即意味着世人对苏轼天赋的推崇。
苏轼天赋既高，又得益于父母优良的家庭教育，所以少小聪颖，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是必然的。
苏轼幼时也入塾中就学。他八岁时曾经跟一个叫张易简的道士读书，之后又跟塾师刘巨学习。
一次，刘巨写了一首诗，很是得意，苦无知音欣赏，只得念与眼前的一帮幼童听。念到末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时，忽听下面一个稚嫩的声音说：“这两句不好。”
刘巨定睛一看，发言者正是小苏轼。
刘巨来了兴致，便问：“你说哪里不好？依你如何？”
小苏轼也不客套，径直回答道：“‘雪片逐风斜’显得没有归宿，没有着落。未若改成‘雪片落蒹葭’。”
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初雪落于蒹葭之上，意境果然更胜一筹。
刘巨一听，很是惊讶，仔细揣摩，叹为神童。后来更与
苏洵坦言“吾非若师也”（叶寘《爱日斋丛钞》）——你这儿子天赋佳绝，我的才学不足以教他。
苏洵后来便自己倾力来教，一个思想家父亲教一个天才且好学的儿子，苏轼的成长就像一匹千里马，日行千里，一骑绝尘。苏轼二十一岁时，父亲苏洵带着他与十九岁的苏辙一齐出川，往汴京求取功名。
苏轼入京后，果然一鸣惊人。
前此有述，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天下文坛盟主、翰林学士欧阳修，参详官是同样名满天下、后来被称为宋诗“开山祖师”之一的梅尧臣。
礼部省试分为好多门，苏轼第一次参加礼部省试时，其中一科的应考文章题曰《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曾特意交代梅尧臣，千万不要漏过那些有思想、有内涵的好文章。梅尧臣不负所托，检读试卷时发现了苏轼此文，非常激动，大为惊叹。赞叹之余，连忙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一看，也激动得不得了，连说好文章、好文章！
欧阳修本是文章宗师，慧眼独具，一阅此文，即有心将此篇点为第一。但忽然又想，如此精彩之文章，除却自己的学生曾巩，还有谁能写得出来？若曾巩得了第一，天下人岂不是会议论纷纷，说有师门袒护之嫌？
欧阳修左思右想，又与梅尧臣反复商量，终于为避嫌起见，将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列为第二名。
放榜之后，苏轼到座师欧、梅二公门下谒谢。欧、梅二公既赞叹其青年才俊，又大度地不耻下问。原来，苏轼在文中论轻刑时举例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饱读诗书，却不知此句典出何处。
年轻的苏轼爽朗地笑笑说：“当年曹操灭袁绍，将袁绍之子袁熙美貌的妻子甄宓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之后，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闻之大惊，忙问此事记载于哪本书。孔融却说并无所据，只不过是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人，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的仁厚与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一听击节称叹，事后他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坦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言下之意，是认为苏轼之才不可限量，其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将来文坛盟主的身份一定是要交与苏轼的。事后，欧阳修还多次与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
中国古人的学问，一大半来自经书与史书。经书就是指古代儒家经传，比如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书之外，古人最喜欢读的就是史书，因为在古人的传统认识中，历史最能开人智慧。
正如苏轼在《与元老侄孙》中说：“为学何如？想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书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又在《与千之侄》中说：“可读史书，为益不少也。”
贯通经史，其实不仅是苏轼的特点，也是他们父子三人的共同特点。南宋理学家、文学家朱熹对苏氏父子在这方面的长处观察得非常细致，也极为深刻。他将北宋学者李觏与三苏父子做了对比，说：“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朱子语类》）他们通古今之变，往往借助历史议论实证。苏辙也曾指出：“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苏辙《历代论引》）父子三人同题写作的《六国论》便是例证。
后来，苏轼回乡守母丧，三年后回京参加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一、二等为虚设），不仅拿了天下第一，还拿下有宋以来“百年第一”。苏辙也与哥哥一同高中。宋仁宗退朝后，高兴地对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陈鹄《耆旧续闻》）
年轻的苏轼科举高中头名，一时名满天下，所有人都对他寄予了厚望。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他踏入官场之后，迎面而来的却是熙宁变法的政治风暴。
初入官场时，苏轼在陕西凤翔任职锻炼，回京没过多久，苏洵病逝，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回乡守丧。期满还京之时，正是神宗熙宁元年（1068）。次年，即开始了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
平心而论，对于熙宁变法，苏轼并不是一个坚决的反对派。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北宋当时冗官、冗兵、冗费的现实也有深刻的认识，也有改革时弊的主张。另外，虽然父亲苏洵向来不齿王安石的为人，但苏轼为人豁达、宽容，对王安石并不抱有成见，反倒是王安石一开始就对苏轼父子抱有偏见。
苏轼在思想上深受苏洵的影响，他认为改革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改革的做法。变法之初，苏轼便在神宗皇帝召见他时直言批评：“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事实上，王安石改革的十条新法、十大主张在短时间内全盘托出，确实太过激进。这正应了孔子的忠告“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对变法操之过急就造成了矛盾激化，转化为人事上的斗争。
王安石大权在握，对反对派的立场是——一切反对派，统统靠边站。他绕开传统机构，另外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当时改革的主导机构。官员中只要支持他变法的，就被迅速提拔，所以很多投机分子在这个过程中飞黄腾达。而稍有反对意见的，全都靠边站。这样一来，朝廷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变法导致党争，终致失败，王安石自己最后也反受其害。
苏轼一语便道破了王安石变法必然失败的要害。
才高八斗又名满天下的苏轼居然也反对变法，这令王安石很不满，就让他去做一个开封府的推官，想用烦琐的行政事务把他困住。但苏轼能力太强了，烦琐的事务根本困不住他。他不停地上书批评，矛头直指王安石与神宗皇帝，终于惹得新党大怒。
王安石手下有一御史叫谢景温，遂上书弹劾苏轼，说他当年回乡为父亲发丧时，居然沿途贩卖货物，顺便理财，真可谓大不孝。
在古代重孝的儒家社会，这样的指控是致命的。但是，这完全是政敌的诬蔑。苏洵死时，欧阳修、韩琦等人分别向苏轼送了数百两银子做丧葬费，苏轼感谢之余，拒收了所有礼金。故而，当时翰林学士范镇就反驳说，苏轼连名正言顺的钱都不拿，怎么可能在为父亲发丧时去行商贩之所为呢？
当时苏轼是旧党的核心成员，在新旧党争的政治倾轧中，本来雄心壮志、意气风发的苏轼，受到如此诬蔑，不免灰心丧气，于是主动要求外放，不愿再留在京师这是非之地。他先是到杭州做了三年通判，在此期间，苏轼受张先的影响和启发，开始喜欢上词的创作。也是在杭州通判任上，苏轼遇到了他后来的人生知己王朝云。
熙宁七年（1074），苏轼因任期即将届满，加之思念正在山东齐州（今济南）任职的弟弟苏辙，又主动要求调任山东密州（今诸城）。在密州任上，苏轼写有两首著名的《江城子》。一首是怀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另一首则开创了豪放派词风的先河，即《江城子·密州出猎》。而名传千古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则是苏轼在密州时思念弟弟苏辙所作。
正是因为有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才有了后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才有了豪放词派的辛弃疾、陈亮、刘过、张孝祥。豪放词在东坡居士的毕生词作创作中，虽然只占十分之一左右，但因为有了这首《江城子》，有了《念奴娇》，东坡先生就不愧为开一代风气的千古宗师。而东坡先生之所以能开一代之风气，能为豪放词派奠基，则是因为他有包容的心态、阔大的襟怀。所以，人生必有胸怀，境界方得超越，这正是东坡先生的大智慧。
之所以能如此，还和他的心态有关。苏轼因为政治斗争被外放去做地方官，对于即将步入中年的他来说，这种仕途上的坎坷反而造就了一种包容的心态。正是这种能够主动调整的包容心态，才让他在接下来面对人生中数次巨大的危机时都一一挺过，实现自我超越。
反观整个北宋文人党争，文人们体现出的大多是偏执的性格。在旧党中唯有苏东坡能够包容，能够调整。而新党中唯有王安石的学生、陆游的祖父陆佃具有这种包容精神，十分难得。
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苏轼能写出豪放词，能在密州任上的种种不如意中创作出千古不朽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望江南·超然台作》，都和他善于自我调整，在命运面前进行自我超越的大襟怀、大智慧有关。他虽然在词中借魏尚与冯唐的典故，写出对现实、对仕途坎坷、对命运的不满，但不满背后更多的是期望，是超越。
离开密州之后，苏轼又任徐州知州。一到徐州，便碰上洪水泛滥，人心大乱，富户们都准备逃走。苏轼出面安抚富户，带领全城百姓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和洪水抗争。在抗洪过程中，他运用自己的智慧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甚至还说服了地方知州无权调动的禁军共同参与抗洪。抗洪终于成功，全城得以保全。为表纪念，苏轼修了一座黄楼，许多名士写了《黄楼赋》，尤以苏辙的《黄楼赋》最为有名。
苏轼在徐州时，为解决当地人冬天燃料短缺的问题，还组织人员勘查煤矿。现在徐州及徐兖一带的煤矿，最早就是苏轼带人勘查出来的。
离开徐州之后，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到任没多久，他人生最重大的转折点就到了—— 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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