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3007261
1.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史学九章之二：《风雅：历史的细节与温情》，从细节处辨析历史真相，以温情去理解历史人物 。以十多个重要人物为线索来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提出新说。展现历史中的人是如何影响历史的事件，从而影响整个历史的走向。
- 笔法严谨，见微知著，有别于富于情感的历史随笔，也有别于宏大、专业的历史论文，言必有据而好懂易读。在自己的人物描述中为读者提供一个讨论历史的思路，寻找历史的逻辑，打通古今文明史。
3，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从历史人物的立场去思考他们的观察、判断。袁世凯的自毁游戏、宋教仁的心路历程、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的晚清皇族、 联大教授们的尴尬风流。从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解读中，你能发现，历史不是阶级和政治的斗争。而是温情和具体的存在。读懂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近代史。
在本书中，马勇老师以十多个重要人物为线索来记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提出了不少新说。例如，他根据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具体行动、言谈文章，串联起变法发起及至失败的过程；又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声称自己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衣带诏”，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康有为在说谎，但作者通过分析，得出了新的看法；如此等等。本书中，作者向读者展现历史中的人是如何影响历史的事件，从而影响整个历史的走向。这些文章笔法严谨，见微知著，有别于富于情感的历史随笔，也有别于宏大、专业的历史论文，言必有据而好懂易读。
本书汇集了作者在过去十几年对近代中国主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讨论。作者认为，大人物创造了历史。他们做出了决策，要比一般人更有力量。但是，民众是历史的最终创造者。历史中的许多重大突破，让历史进程改变方向的，往往是不惹人注意的小人物。小人物撬动大历史。作者的可贵之处是总能在自己的人物描述中为读者提供一个讨论历史的思路，力求寻找历史的逻辑，打通古今文明史。
翁同龢罢官记 / 1
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 24
梁启超与《时务报》内讧 / 40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的处境 / 57
在野者袁世凯 / 69
“晚清皇族”——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 / 83
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 / 104
洪宪王朝——袁世凯的“自毁游戏” / 116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 126
从革命到宪政—— 宋教仁的心路历程 / 147
严复的预言与坚守 / 160
从章太炎的视角观察 1913 年中国政治变动 / 169
梅光迪与胡适—— “五四”新文化的发生 / 184
吴虞的先见与陋见 / 193
“递刀者”？—— 以张厚载、林纾为中心的
所谓“新旧冲突” / 204
尴尬风流—— 大后方的教授们 / 246
丁文江和他的科学主义 / 254
蒋梦麟和中国教育 / 270
曾在斯坦福东南四英里外的苏杭小馆静听刘再复先生自述与胡绳先生商榷的未刊之作，余辄补禀老院长生前亦已通变有年。马勇先生系当下厚积厚发的近史专业之同辈，亦乃少有的经史兼缃者，由远及近。明夷出卦，上下其光。细读是书，冷渠可热。
——郭世佑
近代以来的新史学传统，在马勇先生这里留下了独立思考、求真求新的烙印。——张宏杰
在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是主观性最强的学问，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历史学也没有办法真正复原过去，更没有办法像实验科学那样重新实验。读者、听者是否认同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主要的就看研究者的结论、记录能否做到历史与逻辑一致。历史学无法重建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历史学永远都以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为基本学术诉求。——马勇
序言：历史是有温度的存在
这本题为《风雅——历史的细节与温情》的小书，是这套随笔系列之第二种，汇集了我在过去十几年对近代中国主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讨论，文字长短不一，发布的刊物也多种多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大要就是提供一个讨论历史的思路。
在我读书的时代，学术界刚从原来的思路中走出，因而在近代人物研究领域，大致处于黑白分明的脸谱化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孙中山等，属于绝对的正面人物；琦善以及稍后洋务运动中的一干人等，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当然是负面形象；至于康有为、梁启超，印象中至 20 世纪90 年代，依然被划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否定多于肯定。
短短几十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巨大进步。随着新史料不断涌现，随着中国与域外学术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时间流逝，历史相关者不断远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了很大推进，许多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逐渐呈现，我们对这些人物的观察也有了很大调整。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意义重大，对于国民心理重建影响至远且巨。
我个人一方面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改变着自己的历史认知，另一方面毕竟我是历史学从业者，在过往几十年也深度介入了这些讨论，对于历史认知重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心力。
我比较认同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说过的一段话：“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先生这段话，在过去几十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应具了解之同情”，几乎成了学术界定律，我当然也从中获益匪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的近代人物研究几乎从一开始就试图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从历史人物的立场去思考他们的观察、判断。
举一个例子。我算是比较早注意重新研究梁漱溟的中国学者之一。我在阅读梁漱溟的相关资料，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批梁资料时，我对梁漱溟一生中的遭遇、反叛、不随波逐流特别赞赏，因赞赏而仰慕而研究，这或许也会有伤于客观性，但这种基于同情的理解绝对有助于认识历史真相。
那些批梁作品的作者，许多都是我崇敬的学者，甚至是我直接交往过的学者。但我既无法接续他们的研究继续推展、深化，也没有办法在他们的基础上“正反合”。我后来对那几大本批梁论文集做过学术史考察，我觉得这些批判性文章的最大问题，是写作者注意到了政治正确，也注意到了学术，只是作者与他要批判的对象太隔膜，作者所说并非被说者所想。同情之了解，了解之同情，确乎值得研究者时时注意。
陈先生那段文字的另一个重点也值得提出讨论，即研究者、书写者与研究对象能否处于同一境界的问题。陈先生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书写对象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浅薄之论。
多年以来，我在阅读学术论著尤其是人物研究论著时，有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研究者的知识、素养、见解、训练，均往往无法与其研究对象处于同一境界。仅仅从知识结构而言，书写者无法进入被书写者的知识领域，这样的研究、书写，除了祖述陈说，很难提出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学术性人物的研究尤其如此。很多年前，因为年轻，我就说过一句颇绝对的话：
思想史的研究者必须要有思想，学术史的研究者必须要有学术。
研究者在知识、思想、学术方面与研究对象至少要相当，即便不能达到被研究者的水平，也必须尽量接近。
这样的要求当然比较高，但这应该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比如，我们在讨论章太炎时，对于他的经学完全不管，对于他的《訄书》《检论》《春秋左传读》完全不读，只讨论他的现实政治思想，是否可能？我认为基本不可能。因为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很多时候基于他的学术研究，不理会他的学术，就不太可能理解他在《民报》上的那些政论文章。
在过往的研究中，我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研究自己的研究对象之知识结构，要尽可能进入他们的学术领域。
此外，生活的经验使我在历史研究中最注意日常情理。那些极度书面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我的分析中很难找到恰如其分的对应。我愿意依据史料分析历史的因果关联，而不愿意像许多前辈学者那样，先从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去分析。在我看来，阶级地位、社会身份都不是决定人物政治立场的前置因素。历史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偶然，而这些偶然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之前某个事件、某个因素。从这个立场讨论我这本书中提及的人物，不论是翁同龢、袁世凯、段祺瑞这样的高官，还是那些学人，如严复、章太炎、梁启超、蒋梦麟、吴虞、丁文江，甚至北大学生张厚载，他们的政治立场、学问主张，乃至处世原则、精神境界，都很难从其出身、家庭背景、阶级立场给予解释。即便强为解释，也是不得要领，不明所以。
历史是具体的存在。每一个事件一定有它之所以发生的具体原因，我们无法将这些原因格式化，做统一解释，历史学的趣味也正在这里。人们读史，往往可以在字里行间，在文字的夹缝中读出新意，就是因为历史存在的具体，不可复制，不可统一回复，给予一个标准化的解释。
历史还是一个有温度的存在。历史学家、读史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去理解历史人物，更不能心存成见。
即便从历史结局去看，历史人物的某些做法可能给政治、给民族、给国家带来了问题，但历史学家、读史者，也不应该先入为主，急于批判，而应该设身处地去思考历史人物何以如此去处理这些问题，他们的理据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目标与结局何以会如此出乎预料。
设身处地，同情理解，知人论世，原本都不是高深的道理，而是自孔孟、太史公以来读史、写史的常识。我的这本小册子，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依据日常情理写出我所读的那些史料，那些不一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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