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朱自清写给孩子的十三堂国学通识课 语文“名著导读”推荐阅读 名校名师全新撰写导读）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系统讲述《周易》《诗经》《春秋》《论语》《史记》《汉书》《楚辞》等国学经典的著作，写得深入浅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
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五四”新文学的拓荒者和创业者之一：作为学者和教授，朱自清在古典文学、语文教育、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古典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方面尤为突出。

本书是朱自清先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内容包括《说文解字》《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等十三篇。全书见解精辟，文笔优美，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经典指南，也是国学入门书。
此次出版，特邀语文名师全新撰写导读，并在每章之后新增读书笔记、经典活用等内容，使学生从阅读与理解的角度出发，循着朱自清先生的指引，去感受经典的无限魅力和隽永之味，提高国学修养，成为博雅君子。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字佩弦。散文家、诗人、学者。曾任教于清华大学。他一生著作颇丰，散文《背影》《荷塘月色》《春》等，都是其脍炙人口的名篇。其《经典常谈》是流传几十年的经典之作，是了解国学的经典之书，曾指引几代学人进入国学之门。

序
说文解字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如何阅读《经典常谈》
孟岳

《经典常谈》在八十年前就是基础教育圈的热门读物。
1942年《经典常谈》首次出版后，朱自清的老朋友叶圣陶就撰文力荐，仅文光书店一家的重印版就先后印刷了五版，白化文、汪曾祺、王瑶等众多后来了不起的学者、作家，当年都受过这本书的熏陶。到今天，《经典常谈》更是有几十种版本之多。
2023年，这本畅销又长销的《经典常谈》，重磅返场基础教育圈，成为名著教学重点书目。消息刚一发布就引起了学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与热议：这究竟是本什么书，又该怎么读呢？
一、《经典常谈》：中国古典名著的向导
按今天的话说，《经典常谈》是一本中国古典文化的普及书，而所谓“经典”指的就是中国古典文化著作，甚至这本书初的名字就叫“古典常谈”。我们从书的目录也可以感受到朱自清的用心所在：全书分为十三章，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基本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化中重要的典籍及文类，读完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接受过中国古典教育的读书人所应具备的阅读积累、知识架构与思想谱系。
那么《经典常谈》具体介绍了什么书，又为什么按这个顺序介绍呢？按朱自清自己的说法，《经典常谈》中的书目是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顺序来进行编排的。具体来说，《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属于“经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属于“史书”，“诸子”则归于子部，而集部的“辞赋”“诗”“文”因为书太多，“没法子一一详论”，所以以叙述文体发展源流为主。“跳出四部外，不在分类中”的是作为传统文字学（小学）代表的《说文解字》。文字学是古典教育的起始，在《说文解字》这本书出现之前，按《周礼》记载，刚上学的孩子就是从六书造字原理等文字学基础学起。文字学既是经典阅读的基础也是工具，所以《说文解字》被安排在章，是“经史子集”阅读的前奏。
当年朱自清编写这本书时拟想的读者也是中学生，希望中学生读过这本书以后即便没有读过书中提到的那些经典原著，也能对传统经典著作及文化源流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生发兴趣，而学有余力的同学更可以以此为向导，选择喜欢的经典原著来进一步研读。
叶圣陶对此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他说朱自清给人做向导，是在景点外把景点的特质与来龙去脉讲清楚，使游客不至于进了景点眼花缭乱摸不着头脑。所以朱自清的讲解可靠、翔实，绝不是国学贩子四海八荒、天花乱坠的闲谈，“求真而并非猎奇的游客自然欢迎这样的好向导”。

诗经第四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1］，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智慧，众人的机锋”了［2］。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踏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3］，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纪录下来，便是初的写的诗了。但纪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4］。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