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人：从但丁到伽利略

从1265年但丁诞生到1642年伽利略去世，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西方文明经历了一次重要蜕变，在表象上，绘画、雕塑、建筑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在更深层次，人文主义思想的诞生、自我概念的觉醒则为蜕变提供了最原始的动力。中世纪蒙昧的浓雾逐渐散去，古典时期的知识被重新重视，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驱散浓雾的火种就来自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从《神曲》到《十日谈》，从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到日心说，这座城市为文艺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将带领读者经历一场跨越四个世纪的旅行，去探寻：为什么文艺复兴会源于佛罗伦萨？这里的人们在文艺复兴中扮演了怎样独特的角色？这次蜕变为西方文明烙下了怎样的印记？

保罗·斯特拉森（Paul Strathern），英国作家、学者。他于1940年出生在伦敦，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后在商船队服役两年。著有畅销书《美第奇家族》、《拿破仑在埃及》和《艺术家、哲学家和战士》。作品曾获毛姆奖。
译者简介
孙超群，硕士毕业于意大利比萨大学。欧洲历史文化爱好者。从事意大利语及英语翻译工作多年，已出版翻译作品十余本，包括《亚平宁的韧性：意大利饮食史》《爸爸，然后呢？》《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1959—1960》《发现儿童的秘密：玛丽亚?蒙台梭利传》等。

自1265年但丁（Dante）诞生到1642年伽利略（Galileo）去世的几百年间，一些影响和改变整个西方文明的事件陆续发生了。绘画、雕塑和建筑都经历了惊人的转变，艺术浪潮毫无留恋地奔涌向前；人文思想和人类“自我”的概念也同样焕然一新；真正的科学即将出现，旧知识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种转变的原因，部分是来自对前基督教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重新发掘，但更多的是来自对这些古典文明（本质上是异教徒式的）的重新审视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碰撞。
上一个千年中，古罗马帝国的崩溃给欧洲文明蒙上了阴霾，很多地区的发展长期陷于停滞，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少数存续下来的知识中心主要局限于零星的修道院。随着时间的脚步，在基督教会的推动下，黑暗时代逐渐演进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本身作为智识和信仰的结合，开始被视为保护文明的宝贵手段，教会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普及。然而几个世纪以后，当这种正统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挟制了知识分子的思辨精神，文化发展开始再次趋于僵化。
打破时代桎梏的思想渴求主要发端于意大利中北部托斯卡纳地区的佛罗伦萨，并从那里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崭新的观念强调俗世人性的力量而非超凡脱俗的灵性，最终汇聚成后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潮。顾名思义，这种哲学态度强调个体的人性及其在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而不是依靠上帝的旨意或专注于形而上学。最早的思想萌芽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因此，人文主义带来了深刻的自我理解的需求和自我认识的拓展。人类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为面临的生活问题寻求更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不再仅仅求助于祈祷。
这一哲学观点传遍了整个意大利，但无论它在哪里扎根，始终保留着其中至关重要的精神元素。这些精神元素在欧洲传播的过程中日趋巩固；传播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他的思想，使整体理念愈加丰富。在欧洲北部的贸易城市中，人文主义蓬勃发展并吸收了带有当地特色的思想。在不太开化的王国，人文主义则呈现出相对静态和空洞的状态。与此同时，生活节制、思想守旧的人群不能或不想容忍新观念带来的生活上的炫耀和奢侈。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抵制，人文主义的元素仍旧微妙地渗透到他们压抑的精神面貌中。这一时期是现代世界的开始，我们的思维方式、看待自己的方式、对于何为进步的现代观念以及其他许多新思想，都起源于人文主义时代。
纵观整个西方历史每一次文化变迁，无论新思潮如何风靡到范围广大的地区，都不难辨别其中无法磨灭的、来自起源地的印记。宗教改革衍生出的许多新教派，总是保留着德国中部和北部的一些特征。工业革命很快就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地区引领风潮，但始终呈现出英式模板的特点。更不用说眼前的例子，始于硅谷但走向世界的数字革命，带有鲜明的加利福尼亚色彩。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展示佛罗伦萨这座城和其中的佛罗伦萨人，是如何在伟大的文艺复兴培育和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