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弘扬研究书系）

★作者权威，解析专业

本书主要作者戴木才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现任教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书是戴木才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借鉴了当前学术理论界研究已有成果，对于关于中国传统观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创新。

★内容全面，研析系统

本书将新时代党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力求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全书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为统领，系统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播方法、途径和理论源头，深入探讨了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站在历史与现实、时代与未来、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综合视角，站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高度，探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有效途径。

戴木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曾任《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总编辑、中宣部政研所副所长、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

目 录

导 论
第一章 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一 “文化”是以符号为表征的意义系统
二 理解“文化”的三个层次
三 传统文化的特点
四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体系

第二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一 连续不断的古国文明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特质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
四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为什么遭遇挑战？

第三章 以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与推进文化发展
一 中国古代政治的“大一统”观念 
二 中国古代的德政和德治传统
三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 
四 运用选官制度有效传播传统核心价值观
五 以政治决策推进推广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
六 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启示

第四章 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法
一 形成一套知情意传有机统一的传播方法
二 以科举考试制度发挥主导作用
三 以身份规范体现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具体要求
四 以礼入法提供法制保障
五 中国古代家教家训家风的传承作用
六 将传统核心价值观基本要求生活化日常化

第五章 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一 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
二 重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三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产业体系
四 融入现代网络空间发展
五 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传承作用
六 发挥传统节日和历史文物的载体作用
七 依靠法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参考文献
后 记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深刻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精彩书摘

总　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是指导新时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指南，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并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社会发展中实现文化进步，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弘扬研究书系”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书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实现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重点，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价值观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创新性地研究了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新时代要求，系统阐发了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深入批判了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错误思潮，深入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源流发展及其定位、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播方法和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等，让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和永久魅力。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弘扬研究书系”共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新命》《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三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一书，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价值观为新时代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理论基础和重要遵循，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深入探讨了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创新性地阐发了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要求和新时代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指针，深入批判了在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多种错误思潮。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新命》一书，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为重点研究内容，系统阐发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源流发展、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定位，以“仁义礼智信”和“忠孝廉耻勇”等十个价值理念为例，结合时代要求深入开展了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实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再生，为铸就新时代中华新文化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奠定深厚的历史根基。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一书，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为统领，系统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播方法及其借镜，深入探讨了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站在历史与现实、时代与未来、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相联系的综合视角，站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高度，探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有效途径。
总之，本研究书系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以系统研究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重点，突出了传承弘扬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这对于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作用，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汇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上古时代萌芽，在西周时期奠基，在先秦时期定型，繁荣和成熟于秦汉及之后的朝代，它于发展中不断丰富，虽吸纳过佛学的思想并于近代在“西学东渐”中借鉴吸收了世界各种文化因子，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延传至今。在本质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风格、气派和传统社会特点的文化体系。 
（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与农耕文明相契合的农业文化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比较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最基本的民族特质。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农耕文明、农业文化、封建主义文化，与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工业文明、工业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繁荣与发展是同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相一致的。 
人们通常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文明形态称作“农业文明”，以区别于产业革命以来以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意趣偏爱、民风民俗、行为方式，还是作为传统文化精华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多数都与这种“耕作居于支配地位”、自给自足、社会分工不充分的农耕文明紧密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基本性格，其根源都深植于这样一种经济生活的事实之中。
例如，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二十四个节气，不同于许多其他民族的重要节日普遍都源于宗教，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皆来源于农事，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来。农业生产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尚农重本也就为国民心理的一大特色。农业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不仅思想家发展出“民本”思想，历代统治者也关心农事，以农业为根本，深知农业繁荣是固国宁邦的根基，甚至形成“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传统也对后世形成巨大影响。民以食为天，务农要靠辛劳实干，务实而非务虚，说空话是无益的，“你怎么糊弄庄稼，庄稼就怎么糊弄你”，这就形成了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民族性格发展了中国人的实用—经验理性，表现在思想家身上，就是较少关注超验层面的“彼岸世界”和纯思辨的理论研究等，中国人对意义的追求的“终极关怀”也始终在此岸世界，讲究“经世致用”。 
“安土重迁”可谓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即使在海外生活多年，总有“落叶归根”的故土情怀，与一些民族的定居他方殖民扩张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毫无疑问，是从农业文明中发展来的国民精神。 
与农业文明相联系，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发展出了循环论的致思模式。如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国家兴亡观，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思维公式，四时轮回、顺应自然的自然观，天道轮回、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观等，可谓都是这种循环思维的表征。 
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居住的安土重迁，也慢慢发展出一种保守心态，对待变化“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循规蹈矩、好常恶变的心态，讲究知足常乐、乐天知命，认为这样才能“经久不衰”。 
中国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与祈求稳定长久的农业型自然经济紧密相关，被思想家发展成“中庸”的哲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不是独立自我的表现，而是“执两用中、不激不随”的谦谦君子。 
（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法文化 
血缘关系模式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和思维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鲜明特征。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社会及其遗存和变种长期延续，此为中国社会史的一大特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明古希腊人如何因为需要漂洋过海而由血缘社会转变为地缘社会，跨海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
他还指出，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另一个成果在于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这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逐步解体，形成了以契约精神为基础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则与此不同，先民氏族社会虽解体，但血缘关系并未遭到破坏，而是保留了下来。宗法制由父系氏族制演化而来，成型于西周，“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秦统一六国以后，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但宗法制并未消亡，而是向社会组织转移，并与专制政治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维持和强化作为宗法制度基础的血缘关系，因此处处显现着血缘关系的特色。汉儒、宋儒以“亲亲”为本，推及“尊尊”的伦理—政治观，与长期延续的家族宗法思想、宗法制度相匹配，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影响深远。严复曾说到，自秦以来，“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社会通诠》译序）。宗法一体、家国同构，以此为基础处理人伦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关系的人际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血缘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忠君”源于“亲孝”，皇帝实际就是“国”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总之，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被赋予最重要的社会内容、政治内容，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按血缘关系、宗法关系而定。这种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不断得到泛化，成为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老天爷”“土地爷”“财神爷”“龙王爷”等称呼，使神灵、自然与人之间具有了特殊的“血缘关系”；“父母官”“万岁爷”也使官民关系、君臣关系带上了血缘关系的色彩。“血亲”意识发展成为普适性的伦理道德，祖先崇拜、法祖尊统是宗法伦理的核心，“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一种民族心态。“百善孝为先”，“孝道”成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以维系血缘纽带为目的的“孝亲”说，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形成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的“德治主义”传统。管子曰：“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主义”的精辟表述。 
（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人生为主题的修养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出发，重人伦、求和谐、盼安定，家国同构，人生道德修养 （修身、养性、齐家、治天下） 是主体内容。“止于至善”，对道德完善、人格完美的追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议题。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强调“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王阳明提出“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传习录》），这些论述都是在强调普通人可以在道德修养、人生修养方面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在治学方面，也是强调对“至善”的追求，司马迁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命题。在文学，方面高度强调教化功能，讲究“文以载道”，史学往往以“寓褒贬，别善恶”“惩恶扬善”为宗旨，教育更以德育为本，“首孝悌，次见闻”。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生修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为构成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的基本要素是天、地、人“三才”。所谓“天”，是指万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包括日月星辰的运转不息、四季的更替不乱、昼夜寒暑的依序变化；所谓“地”，是指万物借以生长的山川大地，以及各种物产资用；所谓“人”，是“万物之灵”，要顺应天地以化育万物，最终达到“神于天，圣于地”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经•说卦》）。“人”的存在意义跟“天”与“地”是一样的，故把“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人”秉承着“天、地”正气而生于世间，就应当效法天地的高厚覆载之德，用一颗仁义之心为社会大众作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把这种对人生道德修养的重视置于伦理纲常之中，最终固化为宗法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强调向内求诸人格完善而不是向外求知于外物，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生追求的基本内容。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所谓“君君”，就是说做国君的要有做国君的样子，对下属要仁爱体恤，不能残暴无情，这是做君主的本分、资格和道德。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所谓“臣臣”，就是说做臣子的要有做臣子的样子，对国君要尽职尽责，不能玩忽职守，这是做臣子的本分、资格和道德；所谓“父父”，就是说做父亲的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对儿女要慈爱关怀，不能虐待遗弃，这是做父母的本分、资格和道德；所谓“子子”，就是说做儿女的要有做儿女的样子，对父母要孝敬孝顺，不能忤逆叛逆，这是做儿女的本分、资格和道德。 
儒家经典 《礼记》 提出的“亲亲、尊尊、长长”，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精神实质上是一样的。“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为什么度量衡、礼乐、历法、服色、徽号、器械、衣服等可以与时俱进、发展变化，而唯独“亲亲、尊尊、长长”亘古不变呢？因为前者是物质层面的实用工具、文化产品、时尚服饰，当然越完善越好、越新颖越好、越先进越好，而后者是人精神层面的家庭伦理道德，因而当恒久不变。所谓“亲亲”是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的相互亲爱，这是相对于父母而言的；所谓“尊尊”是基于家族血缘关系的后人对祖先的尊敬祭拜，这是相对于逝去的亲人而言的；所谓“长长”是基于家族血缘关系的晚辈对长辈的恭敬跪拜，这是相对于健在的长辈而言的。“亲亲、尊尊、长长”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孝敬亲人、尊敬祖先、恭敬长辈，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不能因为时代变化、政权更替、社会发展而改变。 
道家包括后来传入的佛教，与儒家虽然主张有所不同，但追求修身养性、追求人格的完满等最高人生境界的议题却是共同的。道家主张通过修炼，就能得“道”成“仙”；佛教主张专注修养心性，就能得“道”成“佛”；儒家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所在，也是人生修养的主要目标。而对于有关“人”之外界的事物的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中往往被置于“身外之物”、比较次要的地位，除所谓的“道”之外，均视为“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不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