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美利坚的创制（1776—1863）

现今的知识界肩负着重新认识美国的任务。在这样一个庞大而艰巨的任务中，对美国宪制的研究在长时间内承担着不可承受的重负，被赋予了太多学术之外的意义和意图。要走出这样的迷思，一方面要坚持以扎实的研究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继续挖掘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法研究，既不能将自身“变成法律的一部分”，更不能让自己成为“美国法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此书是一种真正展开中国学者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法研究，通过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段“断代史”，以“建国”与“重建”作为所有讨论的两个焦点，向读者呈现了建国宪法如何历经三代人守护，真正成为联邦共同体所有人的法律，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发挥着宪法的团结功能。

1776年美国建国，1863年林肯作为第16任总统发表葛底斯堡演说，这八十七年来的若干政治斗争和关于宪法的论辩，以及不同的政治人物在不同时期做出的不同努力，是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作者在历史的纵深中梳理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展示各种力量在历史重大关头的选择，并且不忽视历史行程中的偶然和复杂，组织起对美利坚的创制的讨论。

这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学者主体性、以中国的学术话语认真研究美国的专著，在基本立场上，作者摒弃了曾经影响过中国学术界的美国制宪的“民主奇迹”说，同时，通过历史路径来反思美国法治道路，有助于驱除我们曾经为美国模式编织的光环。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历史进程中的宪制变迁问题，近著有《当春乃发生：中国“八二宪制”的诞生与构造（1979—1992）》（2022）、《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2021），译作有《我们人民：转型》《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前 言 如何理解“漫长的建国时刻”？

第一章 讲述“我们人民”：宪法、时间性与宪政叙事的生成

第二章 摸着“宪法”过河：论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的两种身份

第三章 第二代宪法问题：在国父与国子之间

第四章 “合众为一”：林肯与早期宪法史的终结

参考文献

致 谢

中国学者如何用中文研究和书写外国的事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从中国的视角观察外国，是一种选择，其要在于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田雷提出“漫长建国时刻”的历史分期概念，用来构建美国建国初期宪制发展的连续性，正是一次有勇气、有能力的学术尝试。

——李开元

《八十七年》是一次具有突破性的尝试。在熟读美国早期历史和精准解读关键文本的基础上，田雷重新发现了介于麦迪逊和林肯之间的“第二代建国者”，并从其纷繁复杂的党争政治中冷静地梳理出一条具有承前启后功能的宪制思路，令人信服地建构了一种新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美国建国进程，直接挑战了为美国学界普遍接受的宪法史分期结论。以中国学者的视野重构美国宪法历史的关键时刻，该书的贡献是开拓性的。

——王希

“漫长的建国时刻”，上起1776年，下至1863年，历时87年之久，在美国的政治纪元内，不可谓不漫长。

1776年7月4日，“时间开始了”。历史见证，这一日，北美的大陆会议向全世界发出《独立宣言》，宣告原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脱离帝国母体，从此成为了“自由和独立的诸邦”。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民族的诞生之初，7月4日也因此被定为美国的国庆日。

破而后立，这个新生的共同体自此上下求索。1787年之夏，在费城会议上，革命者以“我们人民”之名，不仅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新的联邦政府在1789年开始运转，“党争”此起彼伏，建国者们摸着“宪法”过河，探索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他们为之奋斗的，是要让这个立宪共和国延续下去，传诸后世。

作为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漫长的建国时刻”结束于1863年。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建国的完成时，是为了向林肯致敬，最大程度地释放葛底斯堡演说的宪制意义。1863 年11 月19 日，在葛底斯堡的战场上，林肯总统作完这篇只有272 个单词的演说，用时不过两分钟，而这短短的两分钟之所以名垂青史，并非因为这是一篇演讲与口才的范文，而是因为林肯于演说中指出了美国历史前行的方向。进入美国宪法史的脉络，葛底斯堡演说可谓关于建国以来宪法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终结了一个旧时代，新的宪制秩序也奠基于其中。

故此，“漫长的建国时刻”在美国历史的坐标系中，对应的就是建国87 年来的进程。用这个概念为美国宪法史分期断代，并不是我们今天拍脑袋的发明，而是尊重并忠诚于既成历史的结论，它所根据的，首先是林肯对美国宪制大事因缘的判断，是林肯对其所继承的宪制秩序的阐释。在葛底斯堡演说开篇，林肯追溯建国往事，革命先辈创建新国，距“今”正是“八十又七年之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在此意义上，“漫长的”，亦即前后长达87 年的历史跨度，包含着一个林肯视角，一段从华盛顿到林肯的宪制往事也蜷

曲于其中。

“漫长的”，作为一种宪制史观的提出，所要批判的是费城奇迹论。费城会议纵然建国兄弟云集，回到历史现场，一部宪法的诞生在当时也堪称“奇迹”。但美国的建国大业绝不是毕其功于费城一役的。说起立宪政治，“1787 年之夏”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言，代表们拿出的只是一部宪法的草案，而这部宪法的命运究竟如何，连同费城故事应该怎么讲，尚且要听历史的下回分解。

数年前坊间流行过一部推销民主的“他山之石”：《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作为一本讲述费城制宪的故事书，这本书不可谓不动人，在美国属于影响数代人的大众经典，但译介到国内时，原书名Miracle at Philadelphia（《费城奇迹》）却被改为《民主的奇迹》。这一处调整，微言大义：似乎只要有了“民主”，127天就能生长出奇迹。我们紧扣“漫长的”这一时间尺度，就是反对上述“短平快”的127天奇迹说。就定义而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有宪制，首先要衡量其政治生活中是否形成了轻易不可变的根本规范，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宪制的确立都要经过时间的历练，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大国宪制，要做到寓多元于一体，更是不可能速成。故此，要理解美国宪制，只讲述费城那些事，只读《联邦党人文集》，是远远不够的。从华盛顿到林肯，从建国到重建，从1776年到1863年，美国的早期宪法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视野—若是没有总揽全局的历史感，研究者贪恋一域，探索就很容易变成盲人摸象。

为过往分期，为人事断代，这是我们进入历史的方法。在这前后长达87年的历史进程中，宪法搭台，党争唱戏，以政治家的代际轮替和交接为线索，我们可以区分前后相继的三代人，也可以由代际之别来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在这里略作交代。

第一代就是宣布“时间开始了”的“建国兄弟们”（Founding Brothers），他们是美国革命的亲历者，也是林肯口中的“我们的先辈”（our fathers）—距其87年之前创造新国的国父们。就革命建国的军功而论，第一代的领导核心非华盛顿莫属，而单就起草宪法这一伟业而言，总设计师则是麦迪逊。建国之道，亦武亦文，看过《华盛顿渡河》这幅油画我们就能知道，将军站立船头，革命军人雄赳赳，气昂昂，战争结束后就是立宪，在费城会议的舞台上，真正的操盘手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小个子麦迪逊，1787 年，他只有36 岁，但历史却步入了“麦迪逊的时刻”。这就是第一代，他们发起了一场革命，制定了一部宪法，创造了一个国家，革命者、制宪者、建国者在他们身上是三位一体的。

第二代起始于1825 年，这一年，看似平淡无奇，无大事可记，但在“漫长的建国时刻”的视野内，却是至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3 月4 日，来自南方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门罗如期卸任总统，接替他的，是北方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是亲历革命的第一代，回首独立战争的岁月，他曾侍从华盛顿鞍前马后；而小亚当斯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二代”，不仅在宪制意义上，从血统来论也是—亲历革命的，是他的父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如是说，以1825 年为时间节点，美利坚民族进入了宪制的新时期—第二代政治家登上宪法舞台，成为国家的掌舵人。

在代际轮替的脉络中，第二代有这一代的专属：回首过去，他们是生而为美国人的第一代。这一代的弄潮儿基本都出生在1776 年之后，他们是星条旗下的蛋，这一点前无古人；展望未来，再有一年就是独立五十年庆，第二代的登场，与第一代的退场是交错而行的。在此意义上，第二代在宪法舞台上的任务可以一言蔽之：建国者已逝，作为接班人该怎么办？这是后无来者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第二代在属于他们的历史关头如何选择，这一代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将决定美国建国宪法的未来。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丹尼尔·韦伯斯特，史称第二代的“伟大三杰”（the Great Triumvirate），在立宪政治的谱系内，他们也被称为“建国者的继承人”（Heirs of the Founders）。在“漫长的建国时刻”，第二代所做的，就是继往开来。

第二代登场之初，正是告别的岁月。《独立宣言》半个世纪后，建国一代的兄弟们早已走到人生边上。考诸美国国史，真正奇迹的时刻不在1787年之夏，而是1826年的7月4日—这一日，是美国独立五十年庆典的大日子，就是在这一日，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先后辞世。1831年7月4日，又是一个国庆日，詹姆斯·门罗去世—至此，美国前五位总统，竟有三位都在国庆日告别人间，一而再，再而三，死得何其光荣！将建国一代人最终送上神坛的，不是人生在世时所建立的丰功伟业，令他们不朽的，是他们的告别！也许，世人此时已将目光投向弗吉尼亚的老麦迪逊，从1828年开始，他就是唯一还活着的费城会议代表—别的人都死了，他还活着。如他自己在信中感叹：我“活得比我自己还要长”。最终，1836年6月28日，还差一周就能等到独立六十年，麦迪逊见杰斐逊去了—此时已到新一代军功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执政的末尾。

也是在这个继往开来的阶段，林肯来了—等到1861年，美国宪法将步入林肯时刻。但此时，林肯还只是西部乡野的一个年轻人，刚开始律师执业，志在四方却一无所有。这个粗鄙的边疆青年，高个子、大耳朵、满头凌乱黑发，连正规学校都没读过几天，没有人会想到他才是共和国命运的天选之子（Founder’s Son）。但只要打通“漫长的建国时刻”87年的历史，就能发现，林肯并不是在1861 年才从天而降，然后天降大任，担负起可以比肩华盛顿的历史任务。他在美国历史上的登场，应提前至第二代春秋正盛的1838 年。林肯当时尚且不满而立之年，但一出道即光芒四射。

在一篇题名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演说中，林肯讲出了他们19 世纪新一辈所肩负的使命：革命那代人是“一片橡树林”，曾“高耸入云”，但“无声的时光”却消耗了他们，“飓风过后……终于倒下去，化为乌有”，在建国者“与世长辞，深受哀悼”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任务仅仅是，要将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如是观，林肯在政治上生而伟大，未及而立之年就捕捉到美国立宪政治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在此意义上，直到葛底斯堡演说，总统先生还是在和年轻时的自己对话。演说所追问的，是由我们的先辈所创设的、地不分南北的立宪共和国能否长存，而最终，他也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此解决并回答了这一贯穿87年的宪制问题。回到“漫长的建国时刻”的脉络，生于1809年的林肯代表着第三代。

概括前述的三代划分：第一代（1776 年至1825 年）、第二代（1825 年至1852 年，亦即第二代的“伟大三杰”人生全部谢幕时）、第三代（1852 年至1863 年或者1865 年林肯遇刺）。严格来说，这三代的划分谈不上工整，暂时也没有考虑代际必然存在的交叠，目前的思路—如果还有思路可言的话—仍是以林肯为背景。在前述的1838 年演说中，青年林肯提出了立宪共和国必定都要面对的政治难题：距离建国时刻越遥远，关于革命的历史记忆就会越淡薄。林肯抚今追昔，上述三代的代际之别隐藏着林肯对建国的历史叙述，这一叙述是根据每一代同革命时刻的距离等差而划定的：第一代，独立战争曾是革命者之“所见”；第二代，在革命者逝去后，那场战争对当下的人就变成了“所闻”；第三代，这些“所闻”还会进一步淡化，在后来者那里成为“所传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上述三代的人和事，共同构成了这“漫长的”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