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寻找六边形：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四辑）

从内部视角理解中国自身的发展脉络，开创影响深远的施坚雅模式。

1.总结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为中国研究建立空间模型。
2.周其仁、赵鼎新、王笛联袂推荐。北大、人大、南开课堂推荐。
3.绝版20多年，全面修订再版。

1949年，康奈尔大学年轻的博士候选人施坚雅怀着对中国研究的热情来到战争中的四川，安顿在成都西南的高店子，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的田野调查。他努力学习四川话，住进农户家中近距离体验乡村生活，也常常坐到茶馆里与人聊天，观察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从市场角度研究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逐渐从市场运作中发现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密码。
基于在高店子的田野调查以及大量文献资料，施坚雅在本书中引入“中心地”“六边形模型”等概念，剖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变迁，提出了著名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跳出行政划分的范围，为中国研究开拓了新局面。本书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起点和基础，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反响，至今仍是中国研究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著者：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汉学家。1954年获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多所名校。1980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3至1984年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一生致力于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历史经济区域等领域的研究，其所创立的施坚雅模式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著有《泰国华人社会》等，主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并发表大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海外华人的论文。

译者：
史建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译有《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
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主编、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联合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地方治理与民间社会，主要著作（包括合著）有《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等。

本书作者以朴实的观察和记录，引发人们重新思考传统中国农村的结构特征。如果真有“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这回事，为什么农民及其积聚的村落之间，在步行范围内还遍布大量集市?为什么“赶集”，即进入初级市场交易活动，成为千百万传统农民长久以来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如此大量的初级市场，怎样构成包括长途贸易、批发仓储乃至金融服务等更复杂市场体系的基础？沿着本书思路继续思考，人们不难理解改造传统农民和农村的症结，并不在于以政治运动打造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而在于以新技术更新农民与外部世界的来往方式，特别是与现代工业和城市的来往方式，持续增加现代要素被传统农村吸收的广度与深度。即使在今天，这些基于观察的思考，还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抛开山川地貌与军事驻防等因素，晚期中华帝国相当地区城镇的分布，城镇和村落的关系，乃至所在地居民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施坚雅所提出的六边形模型的形态。这一发现充分显示传统中国县以下城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由市场关系拉动的自发性，由此对韦伯所提出的中国城市政治起源说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虽然施坚雅所采用的在他那个时代非常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手法因为种种弊病已然过时，但他的研究可以说是结构功能分析的最佳实践。这是因为，在自下而上、自发性的力量推动下所产生的结构往往具有较大的功能性。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赵鼎新

本书是人类学家施坚雅根据1949—1950年在成都平原的田野调查，对长江上游市场结构所进行的经典研究。虽然这个研究是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但是一直到今天，这个研究对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仍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他把交通、贸易、社会这三者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理解中国农村市场的分布模式。我自己的研究也深受施坚雅的影响，他让我在研究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时候，能够跳出行政划分的范围，从交通和贸易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施坚雅从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经济和日常行为中发现内在的结构，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本书是将人类学、经济史和中国农村社会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杰出范例。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王笛

周期性和集期
在清代中国，如同在大多数传统的农耕社会中一样，农村市场通常是定期而不是连续的，它们每隔几天才集会一次。传统农村市场的这一特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就生产者或贸易者方面说，市场的周期性与个体“商号”的流动性相联系。用扁担挑着商品从一个市场到下一个市场的流动小贩是中国行商的原型。但随身带着他们的“工场”的流动手艺人和修理工，以及其他提供从写信到算命等各种劳务的流动人员也是传统农村市场的特点。为什么会有这些流动？实际上是由于任何单独的农村市场的市场区域所包容的需求总量都不足以提供使业主得以维生的利润。通过周期性间隔变换自己的位置，业主能够吸收几个市场区域的需求，从而达到生存水平，从流动业主的视角出发，市场活动的周期性可以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把对其产品的需求集中在有限的地点。当一组互相联系的市场按共同的周期性（而不是每天）时间表运营时，业主就可以按照每个集镇的集期依次巡回于各个集镇。
在这方面，传统中国社会中经济角色的不确定性也起了作用，因为一个既是生产者又是贸易者的商家会发现，即使只有一个市场，周期性也是有利的，而且，交易活动的周期性把需求集中在某些日子，从而使这类商家得以用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把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集镇上店铺中的手工业者，也有利于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以及偶然出售蛋类的家庭主妇，每个这样的生产者都是他自己的推销员。
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市场的周期性相当于一种使他不必为获得所需商品和劳务而长途跋涉的方法。这里我们从农户平均需求的有限性入手。普遍的贫困、强调节俭的价值观和传统的消费方式，都使农民家庭的维生需求限制在极低水平。此外，这些需求中相当大的部分无须市场供给，因为农民家庭生产了（或通过实物工资得到）它的消费资料的大部分，自给乃是一种美德在这种情况下，（1）农户并不需要天天上市场，（2）维持一个每日市场所需的户数非常之多。在中国农区的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18 世纪以前这个国家农村人口相对稀少的时候，维持一个每日市场所需的户数会使市场区域过大，以致边缘地带的村民无法在一天之内往返赶集。然而，一个每3天或5天开市一次的市场，即使它下属区域内的村庄数目下降到 1/3或 1/5，也能够达到必要的需求水平。这样，当市场是定期而不是逐日开市时，集镇就可以分布得更为密集，以使最大量的条件较差的村民能够在一段合适的时间之内赶集。甚至当一个市场体系内的户数增加到这个市场上的需求足以使它改为每日市场时，从农民消费者的观点看，只要每5天或6天进行一次交易活动是满足这个家庭需求的最有效的方式，改为每日市场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好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人们怎样解释传统市场的周期性,交通水平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正是“距离的摩擦力”既限制了商家的需求区域,又限制了一个市场的下属区域。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市场的周期性起到了补充相对原始状态的交通条件的作用。
随着流动的商家和流动的消费者汇聚于农村市场上而出现的经济活动的律动规定了所有传统农耕社会的基本生活节奏之一。交易活动“周”,与其他多种调节任何社会人类活动的周期一样,可以根据需要分为自然的或人为的两种。前一种形式的周期受天体运行的约束,明显的例子是阴历月和阳历年的不同季节。后一种形式的周期每重复一次的天数完全无视由日月运行决定的历律。即使这种周期最初是非人为的,例如西历的月份，它们也已经脱离了使它们得以产生的自然周期。大多数传统的农耕社会只有一个集期体系,由一种或另一种周期来协调。爪哇传统社会的5日交易周和封建英国的7日交易周都是典型的人为周期。而德川时代日本的10日交易周是一个交易节奏依赖于自然周期——这里是阴历月——的范例。在中国,两种形式的交易周都有,每种都有一系列变形。

英文出版者重印说明 1
序 1
第一部分 5
一、市场和中心地 5
二、周期性和集期 12
三、作为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市场结构 23
四、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 43
第二部分 61
一、传统的变化 61
二、现代的变革 83
第三部分 108
一、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市场 108
二、市场社区与农村人民公社 135
征引外文书目 161
译后记 167
修订再版后记 169
附录 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史建云）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