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关道

1、继《陇关道》《榆林道》之后，描摹西北历史与现实的又一力作

继走过陇关道、榆林道之后，胡成自西安再向西北出发，途经礼泉、乾县、永寿、彬州、长武、泾川、平凉、固原、隆德、静宁、会宁、安定等地，抵达兰州。写作三载，将跨越历史与现实的见闻定格于六百多页的书稿中，再现鲜为人知的西北图景。

2、在陕甘驿路，探寻细致入微的时代与个体

不仅前人行记，甚至正史典籍，除却当事人与闪现其笔端的王侯将相、僚属亲友，绝少得见普通人的姓名，因为他们无足轻重于宏大壮阔的历史。但在胡成笔下，“他们却有轻重于细致入微的时代”。

行走陕甘十几载，数次探访驿路古道，胡成探寻古人西北行记的踪迹，记录路途中细致入微的个体。邻家乞花女、六盘绝顶旅店主人、卖饴糖的七岁童、西南村潘姨、石马岭董老汉、瓦亭村张老汉……由古至今，西北的山川城镇、原野村店，驿路上的行人不再只是炭笔勾勒的轮廓，鲜活的面貌一一浮现，让人得以探见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3、13张路线示意图，38幅黑白照片，诚意呈现陕甘驿路上的真实图景

13张路线示意图，总图串连从西安向兰州的行道，分图细致展现作者行经地点及路线。

38幅黑白照片，收录珍贵历史图片及作者拍摄的鲜活面孔，细节纤缕毕现。

全书图文并茂，立体再现古今交织的陕甘驿路真实图景。

汉时北道，平凉之后，北出萧关，经安定郡治高平县（今宁夏固原），西北绕越六盘山余脉，经由今海原县，在黄河东岸今靖远县渡河，过今景泰县至河西四郡之武威，汇合南道，共赴西域。因出萧关，北道又称“萧关道”。

胡成重走萧关道，途经西北的山川城镇、原野村店，记录下路途中的见闻与偶遇之人，寻探此路上故人的踪迹。过去和未来交织于一处，古人与今人的命运自成对照。这是一次探访古路的游记，也是一窥历史洪流下普通人命运的入口。

胡成，自由撰稿人，摄影师。著有《陇关道》《榆林道》《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等多部作品。

西安府
骊山 007
西安府 015

醴泉县
醴泉县 033
建陵镇 044

乾州
西南村 061
乾州 076

永寿县
监军镇 091
永寿县 099

邠州
邠州 115
花果山 133
大佛寺 153
亭口镇 162

长武县
昭仁寺 173
长武县 186

泾州
窑店镇 197
凤翔路口 209
泾州 221
回中山 235

平凉府
白水驿 257
平凉府 268

固原州
三关口 293
瓦亭驿 324
和尚铺 344
六盘山 357

隆德县
隆德县 375

静宁州
静宁州 391
祁家大山 404

会宁县
青家驿 419
翟家所 451
会宁县 469

安定县
西巩驿 491
青岚山 504
华家岭 529
安定县 547
秤钩驿 565

注释 587

序
罗新

胡成《萧关道》与他之前出版的《陇关道》《榆林道》合起来，可称“关陇三部曲”。如果真是这么安排的，那么曲终奏雅，怪不得《萧关道》会比前两部厚重得多。《陇关道》写的是自西安向西，经扶风、陇县到天水，再往西经陇西前往兰州的古道。《榆林道》写的是自西安向北，经延安、绥德、米脂到榆林，再转向西南，经靖边、定边、盐池，进入西海固高原的古道。这本《萧关道》则是写自西安向西北，经礼泉、乾县、彬州、泾县（今名泾川）、平凉，进入西海固，翻越六盘山，到达陇山以西的会宁、安定，前往兰州的古道。这三条古道都指向西北的兰州，过了兰州再向西就是河西走廊，走过河西走廊再向西，便是广阔无垠的古老西域。作者立足秦川，凝望陇山，心思飘向更远的西北。

胡成的旅行写作具有十分独特的风格，可以称为“西北风”，不止写作对象是西北的山川城镇、原野村店，文字也带着苍劲沉着的黄土味。《萧关道》一如既往，比如写长武锅盔，“雪夜空口嚼来，腹中有些炉火的温存”；写礼泉石马岭的董老汉，“风自武将山落下，掠过他的时光，掠过他近旁起身将行的老伴”；写六盘山上寂寞无人的古道，“道路积雪，忽一行山鸡爪痕自东而来，忽一道马鹿蹄印自西而去”；写通渭县的华家岭，“有人远走新疆，有人又自新疆归来，谋生而已，何处无妨。正如或走梁峁，或走河川，殊途而同归。纵然有朝一日，华家岭上又复无有人烟，还是无妨，人烟总在他处”。

穿越关中，跨过陇山，胡成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他也不是走在一个时间平面上。他的旅行总有前人做伴。这些走过同样路线的前人来自不同时代，胡成把他们邀请到自己的旅行中，让他们各自展示自己的所见所闻，从而让萧关道之行变得凝重丰富，赋予它不同寻常的时间深度。这些人既包括著名的祁韵士、林则徐、叶昌炽和张恨水，也包括不那么有名的董醇、陶保廉、裴景福、温世霖、谢彬等，他们走过同样的路，见过同样的山川，而且也都或详细、或粗略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感想。胡成以近乎学究的认真劲儿引据他们的记录，从而使自己的旅行变得厚重又热闹。

关于秦川大地，关于陇山东西，《萧关道》已是必不可少。

穿越关中，跨过陇山，胡成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他也不是走在一个时间平面上。他的旅行总有前人做伴。这些走过同样路线的前人来自不同时代，胡成把他们邀请到自己的旅行中，让他们各自展示自己的所见所闻，从而让萧关道之行变得凝重丰富，赋予它不同寻常的时间深度。

关于秦川大地，关于陇山东西，《萧关道》已是必不可少。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西安府
骊山

凌晨四点半。
三年前，夏历九月二十七。
东侧天际，一弯赤金的残月。

正对渭南火车站的运业汽车站，发往临潼的头班车却在六点二十。
我在凌晨的渭南城游荡。
初冬的四点半，暗如午夜，再熟悉的城市，午夜的面貌都是陌生的，更何况一座原本陌生的城？
我随夜风在街道游荡，越来越冷—那轮残月越来越高，依然赤金。
直到五点半，三贤路的杜桥社区医院近旁，一排早餐店开始营业。菜夹馍店的老板，人行道上支起火炉，一锅土豆丝炒得游魂饥肠辘辘。
我却等不得他，踅进旁边一家油条店，一根油条，一枚茶叶蛋，一碗豆浆。
老板娘拈一根新炸的油条，按照关中的惯例，盛在盘中，铁剪铰作三四段上桌。老板略有驼背，守在保温大桶前灌装豆浆，为得外卖方便—附近遍布建筑工地，五点半已经陆续出工。五湖四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油条、豆浆，或者店里还有的稀饭、胡辣汤。
夫妻俩六十岁左右，从东府大荔来到渭南，经营辛苦的早餐生意。
“三点就起床了。”老板娘幽幽地说。
她穿一双手工的布鞋，浮肿的脚背鼓起在鞋面与鞋襻之间。

回火车站的路途不再寒冷，却眼见得头班车与我在道路左右错身而过。
二班车停在汽车站前空地，司机人过中年，天命般发福，浸透日光的面皮如同雨后的黄土，头发也天命般向后退去，如同黄土塬畔稀疏的灌木野草。
问他几点发车，他不耐烦地回答：“没点儿，一直没点儿。”
后上车的女乘客说起，我才知道二班车的理论发车时间是六点五十，但“理论上”即意味着非理论，发车时间向来随心所欲。今天先是说七点，调度又通过对讲机发号施令改至七点十分。
女乘客要去中途某地上班，晚二十分钟发车一定会迟到，因此强烈反对调度的肆意延时。
“没办法，”司机表示自己无可奈何，“谁发工资谁说了算。”
然而延时不仅令乘客不满，也会让自己的营业时间大受影响，于是司机安抚兼发泄地又表达了对调度的不满。“这伙狗日的！”他冲着对讲机骂道，“这伙狗日的，上嘴唇碰下嘴唇，胡说哩！”
但是胡说的却发工资，于是二班车依然七点十分出发。
向西，向临潼，肃杀的阴天。

户部主事董醇（忱甫，1807～1892）由渭南向临潼，时在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1849年12月22日），冬至。
一如今日的阴天。
一如今日过零口镇、新丰镇。

临潼对骊山之首，馆舍在山之腹，凡三进，有复道飞梁，花木蔚然，即唐华清宫故址，或曰故九龙殿也。左廊下有香汤，方石为池，长一丈，广三之二，窍石以吐水，汩汩然来，浩浩然去。廊之左为古温泉，有亭覆之，其广数倍于香汤。

九年前，道光庚子（1840），三十四岁的董醇春风得意，殿试二甲第十八名，赐进士出身，钦点主事，分部学习，签分户部。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陕甘总督布彦泰（1791～1880）告病开缺，时为固原州（今宁夏固原）丁忧知州徐采控其“赃私多款”。布彦泰具折辩称此乃“砌词禀讦挟制”，并“请派大臣审办”。道光皇帝因所控“均经指出案据姓名，必应确查根究，以成信谳”，于十月初五日（1849年11月19日）召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淳甫，1793～1866），“谕以改道甘肃，会同新任总督琦善查讯控案”。
之所以“改道”，是因祁寯藻三天前方才奉旨“驰赴四川查办事件”。而在得旨当日，祁寯藻即已函谕司员董醇，“今日奉旨，出差蜀中，敬烦台驾同行。比年鞅掌，深抱不安，贤者多劳，想不见弃也”。
董醇何敢见弃？唯有束装以从。
十月十二日（11月26日），自京师启行。
舟车劳顿，二十六天之后，“进临潼东北门，出南门，宿骊山下行馆”。
那夜阴沉，无有夜月。

庚子国难，勤王扈驾，朝廷重臣、前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彦卿，1829～1889）之子岑春煊（西林，1861～1933），因功擢升陕西巡抚，再任山西巡抚，旋署四川总督，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理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任上，岑春煊参劾属臣，杀伐果敢，以至得有“官屠”之名。广东首县南海县（今属广东佛山）知县裴景福（伯谦，1854～1924）“所至有能声，而贪酷亦称是”，且与岑春煊素有积怨，因此莅任总督履新方二日，即遭“檄司撤任”。七月，岑春煊急密电奏，参劾裴景福为广东首贪，贿赂历任督抚，且挟洋自重，应请革职追赃：

天下贪吏莫多于广东，而南海县知事裴某尤为贪吏之首。该令才足济贪，历任督抚或受其笼络，或贪其馈送，咸相倚重，又熟习洋务，每挟外交以自重。撤任后，臣到广西，有某领事向臣称道其长，意在请托。似此贪吏，若仅参劾，令其满载而归，尚不足蔽辜，应请革职，由臣提讯追赃。

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904年4月17日），“贪吏之首”逃往澳门。岑春煊派兵轮向澳门总督力索，裴景福无奈自首，六月二十三日（8月4日）遣返系狱。三十一年（1905）正月，岑春煊复奏裴景福逃澳之恶，并请旨将其“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以儆官邪而纾民愤”。
得旨：“著照所请”。
三月二十七日（5月1日），裴景福由广州起解，一百五十六天之后，九月初六日（10月4日）：

入临潼东门，宿行馆，即唐华清宫故址，温泉宫、长生殿、集灵台，皆其地也。温泉初出为两大池，再由地中引至各屋，成数小池，有曰“贵妃池”者，相传即华清赐浴故处。

时隔五十六载，裴景福亦如董醇投宿骊山行馆。
骊山行馆，唐华清宫故址，一千年前，明皇的贵妃曾在此地“温泉水滑洗凝脂”。光绪十六年（1890）续修的临潼县志，也将行馆记在《建置》之《温泉》条下：

温泉，在县治南里许，旧有驿馆若干间，为冠盖往来游憩之区，司斯土者随时修葺，均仍旧观。光绪丁丑、戊寅间，岁大饥，道殣相望。邑令沈公饬各户捐钱改作，凡亭台榭，外观备极华丽，锡嘉名曰“环园”。旁署“乐善亭”，索能文者为碑记。越年，亭无故倾圮。

贪吏之首栖止的环园，是在二十七年前由时任临潼县知县沈家桢重建。重建之时，正值光绪三（丁丑，1877年）、四年（戊寅，1878年）饿殍千万人相食、二百余载未有的“丁戊奇荒”。关中“道殣相望”，环园却修得“备极华丽”，华丽之中，又是多少临潼百姓的饥馁与性命？
时间可以抚平创伤，如果量化，一百年足可以淡忘“人相食”—甚至无须百年。丁戊奇荒过去一百四十二载，“道殣相望”只是淡漠且生僻的汉字，不能给观者带来任何伤痛。所以环园丁戊奇荒重建的背景不再重要，临潼本地的文史资料《临潼碑石》也只简单以至今仍存华清池的《乐善亭碑记》概括按语：“沈家桢由三水（今陕西旬邑）调任临潼县知县，设局赈灾，官民共度饥荒。是年天降甘霖，旱象解除，秋收丰盈，故以工代赈，重修衙门，浚沟拓路，在华清宫故址上修建园林，取名‘环园’，并树‘乐善亭碑’以记其事。”
俨然体恤民瘼、实心任事的循吏。
县志编纂，历任官长，为尊者讳，多会曲笔隐恶。然而光绪十六年刻本《临潼县续志》述及环园，仿佛信笔的丁戊奇荒，却是微言大义。另种光绪二十一年（1895）抄本《临潼县续志》，同为邑举人杨彦修编纂，行文颇不相同，《建置》之《温泉》记作：

温泉，在县治南门外里许，旧有驿馆。光绪丁丑、戊寅间岁大饥，沈令君饬集资重为修葺。亭馆台榭，焕然一新，名曰“环园”。旁署“乐善亭”，立有碑记。初拟以工代赈，继以工巨用繁，邑士啧有烦言矣。

“初拟以工代赈，继以工巨用繁，邑士啧有烦言”，已是不能掩饰的斥责与批评。杨彦修与其他县志编纂者伤痛犹新，也稔知各种贪吏的巧立名目，自然洞悉所谓“以工代赈”不过是敛财的借口。

沈家桢，浙江会稽人。三年由例任县事，以事去。

侥幸沈公“以事去”。
何事去？实录无须春秋笔法，光绪九年十月癸丑（1883年11月5日），上谕明白直截：

前临潼县知县沈家桢，历任繁剧，贪秽营私。……著一并革职，以儆官邪。

事过二十二载，遣戍“以儆官邪”的裴景福落脚在革职“以儆官邪”的沈家桢重修的环园，二十二年之间，又有多少革职遣戍，又有多少以儆官邪？
哪里儆得住？多少官邪往来如缕、不绝于道。

裴景福来时，秋日晴朗。
将昏，骊山顶上，一弯新月，娟娟窥人。
入夜，月循山髻，逡巡而下。
二更，坠至山腰，忽为岚影遮蔽半弦，而清光依然熠熠。

当日翠华莅止，殿阁被山，不知更作何清艳，照尽繁华，耐尽凄冷，固同是一月也。

照尽繁华，照尽南海县新任知县的鲜衣怒马；
耐尽凄冷，耐尽南海县旧任知县的露宿餐风。
确是同一弯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