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347775丛书名: 博雅大学堂·文学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先生的经典文学史著作，现当代文学推荐读物及中文系考研重要参考书。
本书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为三个十年，即1917年—1927年、1928年—1937年6月、1937年7月—1949年9月，是为本书的三编。通过这三个十年，展现了这一通称为“现代”段落中的“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对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对外来文学资源的改造和运用，文学语言与形式方面的变革，及其在“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全书论述各时期文学的思潮与运动，各文体的状况及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代表了文学史研究的前沿成果。
本书获首届“王瑶学术奖”，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重点教材和“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也是多所高校的考研指定参考书。在高校的覆盖率及学界的引用率都居于同类书前列，发行量超160万册。
第三版基本上保留了第二版（1998年修订本）的体例框架，部分章节吸收了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的研究心得；根据教学的需要，适当调整了内容的写法；重新做了史料核实考证，补正了上一版的疏漏。其中有些章节的改动比较多，如“文学思潮与运动”（一）（二）、“新诗”（一）（三）、“散文”（二）、“戏剧”（三）、“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赵树理”等章；特别是“通俗文学”（一）（二）（三），易名“市民通俗小说”，内容的变动更大。第三版的修订，有意识去回应时代变迁提出的问题，通过梳理和总结现代文学传统，参与价值重建。
初版序言 王瑶
前言
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1917年—1927年）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二 外国文艺思潮涌入和新文学社团蜂起
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
四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章 鲁迅(一)
一 《呐喊》与《彷徨》：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二 说不尽的阿Q
三 《野草》与《朝花夕拾》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三章 小说(一)
一 “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二 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
三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四章 市民通俗小说(一)
一 “鸳蝴”开启直接源头
二 对峙迫使旧派向“俗”定位
三 市民通俗小说类型的形成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五章 郭沫若
一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二 《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三 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四 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剧作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六章 新诗(一)
一 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二 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三 变革中的新诗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七章 散文(一)
一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二 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三 冰心、朱自清与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
四 郁达夫与创造社作家散文
五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散文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八章 戏剧(一)
一 文明新戏：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与诞生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建设西洋式新剧”的战略选择
三 业余的、非营业性的“爱美剧”与“小剧场运动”的倡导
四 小剧场培育的田汉、丁西林等话剧文学的开创者及其创作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编 第二个十年(1928年—1937年6月)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
一 1930年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
二 革命文学论争与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
三 自由主义作家文艺观及两大文艺思潮的对立
四 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章 茅盾
一 茅盾的历史贡献
二 茅盾的小说成就
三 茅盾的理论批评与其他方面贡献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一章 老舍
一 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二 《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三 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二章 巴金
一 青春的赞歌：巴金前期小说创作
二 《家》的杰出成就
三 深沉的悲剧艺术：巴金后期小说创作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三章 沈从文
一 “湘西文学世界”的创造者
二 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三 散文艺术与“沈从文的寂寞”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四章 小说(二)
一 “左联”与左翼小说
二 京派小说与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
三 海派小说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五章 市民通俗小说(二)
一 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
二 张恨水等言情写实小说的俗雅融合
三 武侠想象世界的现代拓展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六章 新诗(二)
一 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二 后期新月派的创作
三 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七章 鲁迅(二)
一 鲁迅杂文的重大意义
二 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特质
三 《故事新编》：鲁迅最后的创新之作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八章 散文(二)
一 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二 左翼作家的“鲁迅风”杂文和风格多样的散文
三 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
四 报告文学与游记
附录 本章年表
第十九章 曹禺
一 从《雷雨》到《原野》
二 《北京人》与《家》
三 曹禺剧作的命运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章 戏剧(二)
一 走向广场：无产阶级戏剧、红色戏剧、国防戏剧与农民戏剧的倡导
二 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的确立与夏衍、李健吾的创作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1937年7月—1949年9月)
第二十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一 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
二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 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二章 赵树理
一 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二 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三 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三章 小说(三)
一 暴露与讽喻
二 体验与追忆
三 通俗与先锋
四 现实与民间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四章 市民通俗小说(三)
一 雅俗对立的部分消解
二 通俗小说的“现代化”
三 大众文学在现代社会生长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五章 艾青
一 艾青的历史地位
二 独特意象与主题
三 忧郁的诗绪
四 诗的艺术与形式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六章 新诗(三)
一 从同声歌唱到七月派诗人群的出现
二 从冯至等校园诗人群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三 敌后根据地的诗歌创作：诗的民间资源的新的吸取与创造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七章 散文(三)
一 报告文学的勃兴
二 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三 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八章 戏剧(三)
一 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
二 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三 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
附录 本章年表
第二十九章 台湾文学
一 台湾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二 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附录 本章年表
修订本后记
第三版后记
初版序言 王瑶
这是一本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三位青年研究工作者撰写的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从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末一节“略讲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开始，六十多年来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已经相当多了；它已构成了一部关于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史，记录了这门学科在艰难曲折中跋涉前进的历史足迹。其中较早的著作，无论是前述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还是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9年出版，其中有“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一节，详述晚清以后的文学)，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都是着眼于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与近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关系的梳理，这固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定的观察角度，同时也显示了现代文学尚未从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真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应该说是始于朱自清先生。他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它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眼于从丰富的文学现象来探讨各类作品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经验，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特别是注意分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对各种流派的形成在思想风格上所起的作用，并采用了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评述的体例，这对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现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这就更有条件从整体上来考察和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特点了。50年代初期，由于适应当时高等学校新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课程的教学需要，先后出现了好几种比较完备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著作虽然都努力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但同时也反映了民主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心理；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对于国统区某些政治态度暧昧的作品的谴责，即其一例。由于当时政治气氛和学术空气比较正常，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尚未开展，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尚能各抒己见，具有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它们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后来研究工作者沿用的格局和范围，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一个起点。但随着我国学术思想界“左”的倾向的抬头，这些著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代之而起的是一批以所谓“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作为基本发展线索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把研究的重点对象由作家作品转向文艺运动，甚至政治运动，而且模糊以至否定了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到了那“史无前例”的日子，最后就只剩下一个被歪曲了的鲁迅。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复苏，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或在60年代编写的教材基础上修改和补充，或由一些地区、学校组织集体编写，总的看来，尽管在体例或深度上还没有更大的突破，但都在对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对文学运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对于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转入日常的学术建设。许多研究工作者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了这门学科正在扎实、稳步地前进。本书的作者就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几位引人注目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吸收并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他们注意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重视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重视作品的实际艺术成就，以及艺术个性与风格的特点；注意对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历史考察，努力揭示各种文体发展的内在线索。他们还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并注意探讨现代文学民族风格与特色的形成过程。在体例安排上，既注意到文体分类，以突出各种文体的发展和不同流派的特点，又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进行专章论述，以显示各个时期艺术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上述这些特点主要是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致力方向上说的，至于实际所达到的水平，自然也有力不从心之处，甚至还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如在体例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上尚有待于重大突破，对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还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等。但这些弱点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这门学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是有待今后创新的重大课题，因而是不能苛求于作者的。鲁迅曾经说过，在历史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一切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必然随同历史的前进而“逝去”。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5页。随着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新更完善的文学史著作出现。但就目前而论，本书确实反映了现阶段的研究水平并且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因此我愿意把它介绍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和关心者，并瞩望本书的作者们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前言
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尽管这些年学术界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建议，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必须适应现有的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以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在未做全国性的变动之前，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这样的文学的现代化，与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20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而中国的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特点，例如，其实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现代化进程中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出现了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现代化本身产生了新的矛盾、困惑……这些都对这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面貌（从内容到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现代政治（其核心是国家的文化体制，国家与政党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军事（包括现代战争），而且现代出版文化、现代教育、学术与现代科技都深刻地影响与制约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而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启蒙与民族救亡、文学与市场等的关系，更是中国现代作家必须面对，并时感困惑的历史课题。在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在这方面既有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的现代化自然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同时，作为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也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受到西方与东方国家文学的深刻启示与影响，也是一个无需回避的事实，与世界文学的血肉联系正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与融化，这吸取与创造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参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创造，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三十年正是在这二者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中国的作家为此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并做了大量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这是一个空前复杂的艺术课题，不仅存在如何处理诸如“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的俗与雅”“形式的大众化与先锋性、平民化与贵族化”“文学风格的时代性与个人化”的关系这类艺术难题，而且在创作方法的选择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各个文体内部也有不同样式、流派、风格的创造，如诗歌方面的格律诗与自由诗，散文的闲话风与独语，小说方面的诗化小说与心理分析小说，戏剧方面的广场艺术与剧场艺术，等等，都需要以极大的艺术匠心去进行创造性的实验。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终于产生了鲁迅这样的世界与民族的现代文学大师，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已经成为中国读者的文学养料，大、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现代汉语）的典范，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尽管现代文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所付出的代价与收获不成比例，但它已经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它所创造的文学创作实绩、已经形成的现代文学新传统，也足以使其成为独立的文学史的研究与学习对象。
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创作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外，一般还很幼稚，新文学作家多是为了反对文言文才去尝试写白话作品的，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实际上这是一个锋芒初试的阶段。“五四”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这一阶段思想最解放，创作也最活跃。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作家大都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一些创作流派开始形成，各种文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文学初步站住脚跟，显示了声威。“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许多新文学作家投身到南方革命阵营和北伐战争中，创作一度沉寂，但这一时期开始的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创作的最初试验，都为下一时期左翼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五四”时期，是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汇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但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可以发现某些共同的文学兴趣与归趋，或者说是与“五四”新思潮相关的体现在创作上的时代品格，这不但与传统文学根本不同，而且也区别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学。这里从四个方面来观察，以期对第一个十年的创作潮流先有概略的了解。
一是服膺于思想启蒙。
从《新青年》鼓动“文学革命”开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使第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强烈的批判色彩。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以及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考察，其启蒙色彩体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鲁迅的影响之下，标榜“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更涌现出一批执着于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大都执意探察人生社会的究竟，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价值的重新估定。就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也往往在表现自我的同时，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与社会。所以郭沫若的《女神》中有“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的小说中有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以这时期的创作题材而言，不管哪种流派的作家，大量描写的都是婚姻爱情与个性解放。而这种“题材热”的产生，主要也是由于“五四”新思潮唤起了作家们对人的生存价值以及种种人生观问题的思索，表明中国新一代作家开始有了现代意味的自我认识。他们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借助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观察与思考生活。可以说，“重新估定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由于“人的发现”“文学的发现”引起的思想启蒙和探索精神，贯穿于第一个十年几乎所有的作品中。
这种思想启蒙的理性对各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如1921年前后出现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浪潮，就是带有浓厚思想启蒙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热。年轻的小说家们只是试图通过小说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虽然由于理性的过于浅露而造成艺术上的幼稚生硬，但总的来说，“问题小说”的重理性顺应了“五四”时期“思考的一代”探究人生社会的风气。初期新诗也是“有意为之”的，由于说理和写实的成分太重，诗味往往不足。而“五四”后冰心、宗白华等人提倡的“小诗”，更是在抒情之中时常糅入哲学的联想。从《新青年》“随感录”的作者群开始的现代散文，也是重启蒙、重议论、重批评的。特别是鲁迅的《随感录》，一出手就充满理性的战斗的锋芒。这条线一直贯穿下去，在第一个十年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有重议论、批评人生的杂感式散文。鲁迅的《野草》虽然重在抒情和表达内心，处处蕴含着生命的体验与追寻，但哲理味也是很浓的。就是当时提倡的以抒情写景为主的“美文”，如冰心、许地山、朱自清和周作人的一些缜密、漂亮或冲淡的小品，许多也还是探讨人生社会究竟，不乏思想启蒙的理性色彩的。
自觉地在创作中追求思想启蒙的理性精神，是“五四”时期科学民主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过作为文坛主体的知识分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哲学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很快就将他们抛向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坐而论道，讨论比较抽象的人生问题，所以他们的创作即使接纳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有追求理性的一面，终究不像欧洲启蒙时期文学那样具有纯粹的思辨色彩。
二是感伤情调的流行。
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笼罩于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新作家们很少有不曾表现苦闷感、孤独感、彷徨感的。以小说而言，初期最有影响的“问题小说”，如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等，在探讨人生究竟时，也都诉说着感伤的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如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取材故乡生活的作品，虽然偏于写实，但也无不隐含着乡愁。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体小说，如《沉沦》，以及冯沅君(淦女士)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等等，表现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追求与痛苦，更是不厌其烦地咀嚼伤感。相对而言，新诗较多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和情绪昂扬向上的方面，像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那样意气磅礴的作品，就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湖畔诗人天真的爱情歌唱，也充满了清新明快的青春气息，迥然不同于后来的情诗。但即使是《女神》中，也仍有不少篇章带有感伤情调。哲理小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思索，以及早期象征诗派转向表现内心微妙的感情，都普遍涂上了感伤的色彩。前期新月派理论上是反对“过了头”的“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主张“理性节制感情”的，然而在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中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仍然伴随着沉郁感伤的情绪，徐志摩诗作潇洒空灵的另一面也时时不脱惆怅与凄清。同样，这一时期的散文(特别是以写景抒情为主的小品文)和话剧(如田汉的早期剧作)，也常常流露出感伤的情调。
感伤成了这时期新文学的一种精神标记，虽然“五四”时期文学对于“情感推崇过分”，造成 “涕泪交零”的感伤主义泛滥，也曾被人诟病如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就批评“五四”文学过分推崇情感，缺少理性控制，造成“浪漫的混乱”。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0页。，但从大处看，这种文学现象映照着“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新思潮唤醒了广大青年，但多数人觉醒之后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在十字街头彷徨；现代意识促使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美好的理想，而黑暗现实的压迫又往往使他们感到苦闷与失望。当然，这种文学上的感伤情调，跟新一代知识者自身的脆弱性及传统文人柔弱心理的习染也是有关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却主要反映着中国知识者艰难地追求新生的精神历程。正如鲁迅所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第338页。，它与一代人最深刻的焦虑与思索联结在一起，预示着新的历史的巨大起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文学进入历史青春期必有的感情标记和心理气氛。
三是个性化的追求。
因为“五四”时期是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的年代，自然为创作的多方面自由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那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在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一派作家中，“表现自我”成为自觉的文学追求。郭沫若的《女神》喷发着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达到了统一。郁达夫、淦女士、王以仁、郭沫若等人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往往直接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宣泄个人的思想情绪，即使不是直接表现作者个人的生活，也明显渗入了作者的心理、气质和情感，以至作品中的某些知识者形象，与作家个人形象往往难以区分。像浅草社等浪漫主义团体，也是孜孜于“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50页。。文学研究会那些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这时期的作品也有很强的主观性。鲁迅的《野草》是抒发主观情怀的，而即使在鲁迅那些冷峻写实的小说中，也常常可以感觉到作者强烈的个性的表现。读者不难从鲁迅《呐喊》《彷徨》对封建主义的尖锐批判以及对农民、知识分子命运的探求背后，感觉到作家内心世界的巨大波澜与复杂的心理过程。
这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散文小品文体上的不拘一格，最适于充分表现作家个性。即使是杂感政论中，也往往跃动着作者的性情。新文学作家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形式上没有框框，大胆尝试着最足以表达自己所要表现内容的角度和方式；标新立异，突出个性，是每一位作家的艺术追求。
这一时期各种文体的发展还不太成熟，创作风格却是千姿百态。如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叶圣陶的平实冷静、许地山的隽永奇趣、冰心的明丽晶莹、庐隐的激切质直、王统照的宛曲纡徐、周作人的冲淡自然、朱自清的精美秀雅、闻一多的浓烈沉郁、徐志摩的潇洒娇娆、冯至的幽婉舒展、废名的古朴朦胧、李金发的幽微象征等等，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而每种风格又都浸润着作者的情性。多种创作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本身就是“五四”时期一种突出的文学时代性格。
“五四”时期文学创作总的给人以活跃、单纯、亲切的感觉，是跟文学个性化的追求有关的。当然，这时期的文学毕竟刚破土而出，多数年轻的新作家还来不及融汇与吸取消化外来的和传统的写法，加之生活圈子狭窄，纯粹的个人经验也束缚了创作的更大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仍比较狭窄，题材、情节、形象有许多类似和重复。
四是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
新文学对时代现实的关怀、所担负的思想启蒙的任务，以及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使现实主义成为“五四”时期乃至第一个十年最有力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小说创作的极大成功，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足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高水平，这也是现实主义被众多新文学作家认同，并逐步成为主流的原因。
但在“五四”时期，并不存在现实主义独尊的现象，现实主义与其他思潮、方法多元并存，形成了非常活跃的创作局面。虽然此时鲁迅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已经出现，但一般作家更向往浪漫主义，各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充溢着强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色彩。从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自由体诗，“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到冰心、宗白华的哲理小诗，风格各不相同，但注重情感的自然抒发流露，注重艺术的想象，却又是共同的。“问题小说”许多也是从内心的角度反映生活的，它们的作者提出和探究人生社会问题时，常常真诚、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也表现得很普遍。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更是将“大胆的自我暴露”推向极致。同样，在同时期田汉等作家的话剧创作中，也可以看到秾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普遍倾向浪漫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转变时期社会心理的反映。觉醒了的青年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痛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朦胧地预感到新时代的来临，在新旧思潮交战、理想与现实冲突中，他们是特别渴望能将自己的苦闷、伤感和希望充分表达出来的，以主观性和抒情性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就必然成为他们最乐于使用的方法。
然而“五四”又是一个“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77页。的时代，一般青年作者在倾向浪漫主义的同时，还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流布于欧洲的新浪漫主义——也就是现代主义，作为最新的先进方法来介绍、尝试和仿效。现代派所强调的转向内心，寻求自我，探究人生的主题，以及追求象征、怪诞、神秘的种种手法，对各种流派的作者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创造社一派作家和诗人，注重表现病态心理和潜意识，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注重暗示、联想与怪诞的表现，甚至鲁迅《野草》在发掘、表现幽微的灵魂深处时，显然也都接纳了现代主义特别是象征派的某些手法。现代派手法的运用，对于突破传统文学的框架，以及扩大新文学艺术表现的深度等方面，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只是到了第一个十年的后期，一般新文学作者在忙着尝试各种创作方法之后，逐渐都转向现实主义。这种转变，在小说创作方面收获更大一些。如偏于客观写实的乡土小说兴起，作品表现的角度从个人圈子转向社会底层，从提问题或重抒情转向人物形象的刻画，艺术上显然更加成熟了。诗歌的发展路向比较复杂。第一个十年中期出现的新月派对诗歌艺术美和形式美的强调，后期蒋光慈等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提倡，以及李金发等人象征派诗歌的艺术实验，都预示着第二个十年诗歌艺术将有更加多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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