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2521060
◎广阔的思想史视野
本书以其详尽的内容在哲学史界占据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力图破除哲学简史类书籍对哲学家、哲学思想漫画式的理解，不仅细致地描述了哲学史上耀眼的“明星”哲学家们及其哲学思想，还对那些通常被史书忽略的哲学家们给予一定关注。
◎细致的哲学流派谱系研究
科普勒斯顿以深厚的学养勾勒出各哲学体系的逻辑发展和内在联系，试图以“永恒哲学”的原则完成历史材料的挑选工作，提供连贯而有意义的哲学历史解释。
◎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引用
作为一本以“成为教科书”为目标的哲学史，其中广泛吸纳了各种古代、近代、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鼓励学生在学习哲学史之后去阅读哲学原典，拿起书来读。
《科普勒斯顿哲学史》是由科普勒斯顿 所撰写的11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其内容涵盖了从前苏格拉底到存在主义各个时期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是现代英语学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详尽而充满热情的叙述，不仅意图帮助读者获取哲学史的知识，还希望开拓读者的胸襟和视野，增进其对人类理智奋斗的了解和同情，使其更坚定和深刻地掌握哲学的原则。
本书各卷为读者研究特定时期的哲学提供观念引导，其中第9卷清晰地介绍了从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中叶这150年间的法国哲学：从观念学家到孔德这样的实证主义者，从柏格森的伟大著作到托马斯主义与科学哲学，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到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在书的最后，作者还探讨了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为战后法国哲学带来的颇具争议的影响。
出版说明/i
出版总序/iii
前言/vii
第一部分 从大革命到孔德
- 传统主义者对大革命的回应/003
引言——德·迈斯特——德·博纳尔德——夏多布里昂——拉梅内——传统主义与教会
- 观念学家和迈内德·比朗/020
观念学家——迈内·德·比朗：生平和著作——哲学发展——心理学和知识——人的生命的诸层次
- 折中主义/038
标签——鲁瓦耶——科拉尔——库赞——茹弗鲁瓦
- 社会哲学/051
概述——傅立叶的空想主义——圣西门与社会的发展——蒲鲁东、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马克思论法国社会主义者
- 孔德/072
生平与著作——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科学的分类与方法论——哲学家在实证领域中的任务——人的科学；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伟大存在与人性宗教
第二部分 从孔德到柏格森
- 法国实证主义/097
- 利特雷及其对孔德的批评——C.贝尔纳与实验方法——E.勒南：实证主义与宗教——H.泰纳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E.涂尔干与社会学的发展——L.莱维——布吕尔与道德
- 新批判主义与观念论/129
库尔诺对基础概念的探究——勒努维耶的新批判主义和人格主义——阿默兰与观念论形而上学——布兰斯维克与心灵对自身活动的反思
- 唯灵论运动/151
术语“唯灵论”——拉韦松的哲学——J.拉舍利耶与归纳法的基础——布特鲁与偶然性——A.富耶论观念——力量（idées-forces）——M. J. 居约与生命哲学。
- 亨利柏格森（一）/175
生平与著作——柏格森的哲学观——时间与自由——记忆与知觉：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进化论语境中的本能、理智与直观
- 亨利柏格森（二）/199
引言——封闭道德——开放道德：对两类道德的阐释——静态宗教作为对理智的消解性力量的防御——动态宗教与神秘主义——评论。
第三部分 从柏格森到萨特
- 哲学与基督教护教学/215
奥莱——拉普吕纳论道德确定性——布隆德尔与内在性道路——拉贝托尼埃与基督教哲学——关于现代主义的若干评论
- 法国的托马斯主义/248
导论；D. J. 梅西耶——加里古——拉格朗日与塞蒂扬热——J.马利丹—E. 吉尔松——P. 鲁斯洛与A. 福雷——J.马雷夏尔
- 科学哲学/268
- H. 彭加勒——P. 迪昂——米约——E.梅耶松——A. 拉朗德——G.巴什拉
- 价值哲学、形而上学、人格主义/290
总论——R.波林——价值的形而上学：R.勒塞内与精神哲学——R.吕耶尔和J.皮塞勒——L.拉韦尔与行动哲学——E.穆尼耶的人格主义
- 两位宗教思想家/316
泰亚尔·德·日进——G.马塞尔——观点上的差异。
- 萨特的存在主义（一）/338
生平和著作——前反思的意识和反思的意识：想象的意识和情感的意识——现象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自为的存在的自由——对他人的意识——无神论和价值。
- 萨特的存在主义（二）/367
萨特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理性批判》的目的——个体实践——反辩证法与实践惰性的支配——群体及其命运——批评性评论
-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388
加缪：荒诞与反抗哲学——梅洛-庞蒂：身体——主体及其世界——梅洛-庞蒂与马克思主义——列维-施特劳斯与人
参考文献/417
索引/453
译后记/473
按照最初的计划，本套哲学史的第7、8两卷将分别论述19世纪的德国哲学和英国哲学。第7卷符合这一计划，因为它以对尼采的讨论为结尾。尼采于1900年逝世，而且他从事写作活动的时期完全在19世纪。而第8卷则包括了对G. E.摩尔（G. E. Moor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讨论。这三位哲学家都生于19世纪，而且杜威和罗素在世纪之交以前就有著作出版。但他们都继续活跃在20世纪的思想舞台上。实际上，罗素在第8卷出版的时候依然健在，还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做出过表示欣赏的评论。而眼下这第9卷甚至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因为它已经超越了19世纪思想的界限。按照最初的计划，这一卷要论述的是以大革命为起点，以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逝世为终点这一时期的法国哲学。但它实际上还包括了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哲学的相当全面的论述，对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一些观点的相对简要的概述，以及一些对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的评论。
这种对大革命后法国哲学研究的扩展将许多在20世纪从事写作活动的思想家（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在世）包括了进来，而这意味着我已经没有办法实现我最初的打算，也就是在本卷中讨论19世纪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思想。本卷涉及了一两位比利时思想家，例如约瑟夫·马雷夏尔（Joseph Maréchal）；但除此之外，我把讨论的区域限制在法国。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我所讨论的与其说是作为地理区域的法国的哲学，不如说是法国哲学家们的哲学。例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1924 年定居于巴黎，并且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写作活动当中。但在我看来，将他归入法国是不恰当的。他的思想属于俄国思想中的宗教传统。当然，相比于因为马克思人生的最后时光是在伦敦度过并且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研究工作，所以就把他算作英国哲学家，人们也许更有理由把别尔嘉耶夫归入法国哲学。尽管如此，在法国生活和写作的俄国流亡作家们仍旧是俄国思想家。
即使不把外国流亡者考虑在内，法国依然盛产哲学作家，其中既有职业哲学家又有其作品被描述为具有哲学意义的文学人物。尽管如此，除非历史学家打算进行无所不包的完整考察（这要么就是几乎无异于列出一个人名表，要么就是需要好几卷的篇幅），否则难以把他们全部囊括进来。当然，无论怎样叙述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哲学，我们都必须将某些哲学家包括在内，例如：迈内·德·比朗（Maine de Biran）、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亨利·柏格森。同样清楚的一点是：对于某个特定思想运动的讨论必然涉及它的领头性代表人物。无论人们对于维克托·库赞（Victor Cousin）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功绩做何评价，但在写到法国折中主义时，若不对这位主要代表人物做出评论则是荒谬的，尤其是考虑到他在法国的学术生活中一度占据的位置。类似地，对于新批判主义的研究便牵涉到勒努维耶（Renouvier）的思想。尽管如此，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哲学家是人们期待历史学家将他们囊括进来的—这种正当的期待要么是由于他们的固有兴趣和他们生前或死后的声誉，要么是由于他们是特定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但还有另外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必须在他们当中做出选择。而且，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遭到批评。因此，具体到眼下这一卷，有些读者也许倾向于认为，分配给云山雾罩的形而上学家和观念论者的篇幅如果用来讨论教育哲学、美学，或是用来对社会哲学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述会更有益处。此外，如果像泰亚尔·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这样的宗教思想家被赋予了卓越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没有提到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这位的确截然不同但却被广泛阅读的作家呢？再进一步说，考虑到本卷不仅论述了19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而且还论述了萨特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它对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雷蒙·阿龙（Raymond Aron）等人的思想未置一词呢？
至于有些哲学家，或许可以指出：他们在本国的声誉和影响已经很好地解释了他们被包括进来的理由，虽然他们在一个拥有不同哲学传统的国家里鲜为人知或少有人阅读也是一个事实。读者大概希望听到有关那些已经在法国享有盛誉的思想家的事情，即使他们在英国还鲜为人知。事实上，他们在英国鲜为人知恰恰可以作为把他们包括进来的理由。比如说，路易·拉韦尔（Louis Lavelle）的思想无疑会让摩尔迷惑不解；而且，它也很难让J. L.奥斯汀（J. L. Austin）提起兴趣。但这并不是把拉韦尔的名字从一部关于晚近法国哲学的研究中删去的理由，正如许多法国哲学家可能都不会赞同奥斯汀对日常语言的关注，但这并不构成将奥斯汀的名字从一部关于晚近英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删去的有效理由。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本卷有其空白之处。当然，这一部分是出于篇幅上的考虑。但只有做出如下补充才是坦诚的：另一部分还要归因于这一卷的写作环境。如果某人是伦敦大学某个学院的院长，那么他花在阅读和科研上的时间免不了非常有限。他不得不在这样的间隙出现时进行写作。我曾打算写一些我已经有所了解的哲学家，删去一些很可能已经被包括进来的思想家，这是确定无疑的。这可以被视为推迟完成本书的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不过，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希望利用退休带来的可以由我自主支配的时间撰写一本非常不同的书。
甚至当一个人好歹决定了要写哪些哲学家时，他还要面对分类或贴标签的问题。例如，在本书中，有关朱尔·拉舍利耶（Jules Lachelier）的考察被放到了专门论述通常所谓唯灵论运动的章节当中。虽然这种做法有其先例，但拉舍利耶最有名的著作是一篇关于归纳法基础的论文；因此，有人会认为把他的思想归在科学哲学名下也许更为恰当。但与此同时，他对自身思想的阐发勾勒出了一种可以将他定性为观念论者的哲学。同样，虽然梅耶松（Meyerson）在文中被视为科学哲学家，但他的同一性理论也完全可以被当作一种观念论思辨哲学。
对分类问题的讨论看似表现了一种误入歧途的欲望（这种欲望想要给所有哲学家整齐地贴上标签），或是表现了对人的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性缺乏理解。或者说这看起来像是人们成了语言魔法般的影响力的牺牲品，也就是幻想自己对被自己命名的东西享有概念上的支配。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贴标签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与其说表现了强行分类的激情，不如说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确定某人思想的哪个或哪些方面应当被视为最重要的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人们自然会提出“从哪方面看是重要的”这个问题。我们以英国哲学家贝克莱为例来做一考察。如果某个史学家意在追踪英国古典经验论的发展轨迹，他可能就会强调贝克莱思想中那些能够为“贝克莱是洛克和休谟之间的纽带”这种看法提供理由的方面。这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但如果史学家更关心贝克莱公开表达的兴趣和这位大主教对自身哲学重要性的评估，他所强调的就会是贝克莱思想的形而上学面向及其宗教上的影响。类似地，如果某个史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展现通向柏格森哲学的思想运动，他可能会给拉舍利耶这样的作家贴上“唯灵论者”的标签。但如果人们要对拉舍利耶的思想本身进行考察，后者很可能会被贴上不同的标签。同样，本卷把布兰斯维克（Brunschvicg）的哲学放在观念论这个大标题下进行讨论。但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精力浪费在观念论上，他就会把布兰斯维克算作科学哲学家。因为他的确在科学哲学这一主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分类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被避免：即，像文德尔班（Windelband）所做的那样，不是按先后顺序考察一个又一个哲学家（并且把每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当作“一块”来讨论），而是以问题和主题为依据来讨论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手段看上去对讨论法国哲学家来说特别合适，因为他们往往兴趣广泛并针对各种话题进行写作。尽管这种手段有很多优点，但对于有
些读者来说它是有缺陷的：这些读者希望把注意力不间断地放在一个具体的哲学家身上，但又无法找到对该哲学家思想的整体考察。无论如何，我在第9卷中并不打算改变在前面几卷中采用的方法，无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在计划的第10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中，我将有机会采用一种不同的写作方式。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云山雾罩的形而上学家，不过，这一评论当然不该被当作对法国哲学的判断。尽管如此，笔者的确不像有些人那样对“法国思想在逻辑结构和明晰性上有着突出表现”这一常见断言深表赞同。这一断言可能适用于笛卡尔这位首屈一指的法国哲学家。除此之外，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写作无疑也是明白晓畅的。但是，一些较为晚近的法国思想家似乎使出浑身解数要与往往和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晦涩语言一决高下。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写得明明白白，因为他们经常可以写得清清楚楚。但在进行职业写作时，他们似乎更加喜欢用艰涩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萨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至于形而上学家们，有关l’êtrea 的讨论并不必然比有关das Seinb的讨论更能给人带来启发。不过，暗示对于晦涩的形而上学事务的关注在法国哲学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这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对人的关注其实是法国哲学更为突出的特点。本卷将要讨论的第一个重要哲学家迈内·德·比朗便是通过心理学的途径来进行哲学思考。而且，正是对于人的内在生命的反思将他引向了形而上学。本卷花大篇幅讨论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是一位将关注点聚焦于作为自由施动者的人的思想家，他本人对社会、政治领域的投入也是人所共知的。
哲学家们通过不同方式对人予以关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些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自发活动和自由上，例如迈内·德·比朗和通常所说的法国哲学中的唯灵论运动。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强调人对价值的确认和对经验所与的超越，例如勒塞内（Le Senne）。还有一些哲学家考虑的是思想的生命以及人对于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心灵活动的反思。布兰斯维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各不相同的路径易于被扩展成对实在性的一般解释。例如，拉韦松（Ravaisson）乃是以对习惯的反思为始，以一般性的世界观为终，而柏格森则对人的绵延和意志活动经验进行反思，进而发展出一套具有宗教取向的宇宙哲学。至于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心灵的自我批判和心灵对（表现在不同领域中的）自身活动所做的反思的哲学家，他们得出的一般观点则趋向于观念论类型。
在一些其他哲学家那里，社会中的人是强调的重点。这种强调当然可以在客观公正的研究形式下得到表现，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便是典型例子。另一条路径就是在投入精神的指引下反思社会中的人，这种反思的目标不是单纯的理解，而是要推动行动和变革。大革命之后当然就是这种状况。本卷第一章关注的一组思想家对社会的重建抱有深刻的关切，而且他们相信实现这种重建的唯一方式就是重新确立某些受到威胁的传统。第四章简要考察了另外一组思想家，他们确信大革命虽然推翻了旧制度，但其理想尚需在社会的建构和发展中得到实现。就此而言，虽然实证主义教父孔德相当天真地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的完善，但他对社会组织抱有的关切是发自内心的。在之后的一个时期，我们可以在萨特或埃马纽埃尔·穆尼耶（Emmanuel Mounier）那里发现类似的投入精神。这种投入精神在他们那里表现为变革社会的欲望，只是前者认为应当通过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来实现变革，后者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出一种更具人格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来实现变革。
当然，这样一些区别明显的思路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完成不同程度的组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萨特的思想。一方面，他非常强调人的自由、个体自身的价值选择，以及个体赋予自身生命以意义的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同样重视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自我承担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将个人主义和社会这两条思路结合起来的努力，使得他尝试呈现一种将存在主义对人类自由的坚持融入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观。如果他在结合自身那种“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意义的赋予者”的信念和将历史描述为辩证的目的论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时，或者是在结合他那种被“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的氛围所笼罩的存在主义和看重社会群体的马克思主义时遇到困难，这并不值得惊讶。尽管如此，关键问题是，对人类自由的强调（这种强调是那些源自德·比朗的思路的典型特征）在萨特思想中与“对社会中的人的强调”发生碰撞，后者将法国大革命仅仅视为尚未结束的社会变革过程的一个阶段。
当然，认为法国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人的关注，这并不是主张法国哲学单纯把人当作关心的对象。这样一种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最近的法国哲学思想和最近的英国哲学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乔治—安德烈·马尔罗（Georges-André Malraux）所描述的“人的境况”在前者那里占据着它在后者那里肯定没能占据的位置。而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和弗拉基米尔·扬凯列维奇（Vladmir Jankélévitch）之类的哲学家所探讨的那些主题几乎没有在英国哲学中出现。至于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英国哲学家们习惯于遵守中立性方针，而这在萨特一类作家看来显然不可接受。一般而言，法国哲学思想会给人留下重视人和社会的印象，而晚近英国哲学的主流思路则不会给人留下这
种印象。
这样一些评论并不必然暗示着一种比较性的价值判断。一个人如何对处境进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于哲学的本性和功能的构想。罗素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道德和政治事务当中，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写作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如果人们认为哲学家的职责就是对道德和政治的语言进行反思，并且当他投身于现实事务时他的身份不是哲学家而是公民，那么哲学家们在自己的写作中主要采用超然的、分析的方法就显然不会被看作他们的失败或缺陷。我并不打算追随罗素，认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他那本虽太过论战性但却不失激发性和趣味性的著作《词与物》（Words and Things）中对英国的重要哲学家所做的持续攻击。但这并不会改变如下事实：在两个国家之间可以说存在着不同的哲学氛围。在英国，哲学已经成为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这种工作非常关心表达的明晰性和准确性，而不喜欢充满感情的模糊语言和草率的论证。而在法国，哲学与文学、艺术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当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显然也可以在法国找到哲学的专业化和有些人所说的“象牙塔哲学”。但是，在法国，那些能够让哲学和文学相互关联的领域要比在英国广阔得多。这或许与法国教育系统让学生在中学阶段就开始学习哲学有关。至于对政治活动的投入，显然存在着一些历史和社会—政治理由可以解释（譬如）为什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哲学家始终执着于马克思主义，而同等程度的执着在英国完全不存在。
上文提出“人是法国哲学中的一个突出主题”，将这一主张提出是为了平衡本卷对拉韦尔（Lavelle）之类的形而上学家和阿默兰（Hamelin）之类的观念论者的讨论可能会给人留下的这一印象：即哲学主要关心的是“晦涩的形而上学事务”。不过，尽管“人”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比l’être或das Sein 更为具体、更为切身的主题，但必须承认的是：有关“人”的论述并不能保证具有明晰性和准确性。在我看来，理解柏格森的一般宇宙观要比把握某些晚近法国作家所探讨的人类意识现象学的意义简单得多。我想到的并不是萨特。他所使用的术语简直令人不快。如果他所说的东西有时看似极为晦涩，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东西无法让人理解，而是因为他选择用复杂的语言来表达一些能够用明白得多的语言来表达的东西。尽管如此，还有另外一些哲学家，他们的写作看上去是如此的模糊和不成体系，以至于本卷作者几乎看不到通过合乎哲学史介绍标准的方式来归纳他们的思路的可能性。有人当然可以反驳说“哲学史的情况更为糟糕”。这或许是个合适的评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就某些哲学家而言，关于他们思想的一些现成阐释还不如他们的原始文本有启发性。当然，当梅洛—庞蒂断言哲学家应当义无反顾地投入那些需要新鲜概念和新鲜表达的探索工作当中时，他是非常正确的。要求只去说那些恰好能够被现成工具处理的东西，就是在要求放弃创造性的思想，而这将必然导致哲学的僵化。但这并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正在产生但尚不成形的思想很难充当哲学史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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