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210119
本书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一部经典，是法国大革命史学中修正派观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新文化史的典范。作者西蒙·沙玛以其独特的视角、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分析和大师级的叙事能力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和重构，在许多方面颠覆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解释，被誉为是一部 “精彩绝伦的”（理查德·科布）、“里程碑式的”（尤金·韦伯）、“令人惊叹的”（T.C.W.布兰宁）、“生动而富有洞见”（科林·琼斯）、“独具风格且雄辩”“极具可读性”（霍布斯鲍姆）、“令人敬畏而又常常温暖人心”（乔治·斯坦纳）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叙事史。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诸多作品中，西蒙·沙玛的这本书独树一帜，对法国大革命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极富挑战性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广大的读者（首印40000册，且不断再版），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一颗珍珠，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
西蒙·沙玛在这部充满挑战性、波澜壮阔的的编年史中写道：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旧制度远非奄奄一息，而是充满了活力和能量的迹象。这颠覆了许多传统观点。沙玛主张，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种“公民的爱国文化”，相反，在此之前这种文化就已经存在了。他认为，特权等级对新鲜血液持开放态度，“资本主义贵族”深入参与工业企业，支持技术革新。如果沙玛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路易十六政权的财政危机并不必然会导致革命的结果，相反，是一种在浪漫主义支持下的、对暴力的崇拜引发了一个被偏执狂笼罩的国家的历史巨变。
自序
序幕 回忆的力量——40年后
第一幕 更迭：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
第一章 新人类
一、情同父子
二、时代英豪
第二章 蓝色国土，红色赤字
一、美好时光
二、债海无边
三、税金包收和缉盐战争
四、最后的希望：马车夫
五、最后的希望：银行家
第三章 备受谴责的专制
一、纪尧姆先生的奇遇
二、主权重定：高等法院的挑战
三、贵族义务？
第四章 公民的文化建构
一、招徕观众
二、选定角色：自然之子
三、慷慨陈词：古代回响
四、传播文字
第五章 现代化的代价
一、旧政何等新潮
二、未来愿景
第二幕 期 望
第六章 身体政治
一、慕男狂、国之妨
二、卡洛纳其人
三、贵族的例外
第七章 自毁前程 1787 — 1788年
一、邻国革命
二、旧制度末代政府
三、高等法院的天鹅之歌
四、砖瓦日
五、终极游戏
第八章 民怨沸腾 1788 年秋 — 1789 年春
一、1788年，而非1688年
二、大分裂，1788 年 8—12 月
三、饥饿与愤怒
四、死兔子和破墙纸 1789年3月—4月
第九章 临时拼凑一个国家
一、两种爱国者
二、新秩序的诞生，1789 年 5—6 月
三、生动写照，1789 年 6 月
第十章 巴士底狱 1789 年 7 月
一、宫院两重天
二、波澜壮阔：巴黎战役，1789 年 7 月 12—13 日
三、死尸复活？巴士底狱的神话与现实
四、爱鼠之人
五、1789年7月14日
六、巴士底狱的身后事：爱国者帕卢瓦和新福音书
七、巴黎，法兰西之王
第三幕 选 择
第十一章 理智与非理智 1789 年 7—11 月
一、鬼影憧憧，7―8月
二、劝说之功，7―9月
三、妇人之争，10月5—6日
第十二章 信仰的行动 1789 年 10 月—1790 年 7 月
一、历史活见证
二、叛徒
三、演出的公民
四、神圣空间
第十三章 分道扬镳 1790 年 8 月—1791 年 7 月
一、巨变
二、辩论泛滥
三、米拉波果报
四、通过仪式
第十四章 《马赛曲》 1791年9月—1792年8月
一、大功告成？
二、自由的“圣战”
三、《马赛曲》
第十五章 污血 1792年8月—1793年1月
一、“杀戒大开荐自由”
二、歌德在瓦尔密
三、“凡为君者必不清白”
四、审判
五、两人之死
第四幕 美德与死亡
第十六章 人民之敌？ 1793 年冬春
一、艰难处境
二、圣心所在：旺代之乱
三、“微不足道的商品”，3—6 月
四、农神和他的孩子们
第十七章 “恐怖乃当今之政” 1793 年 6 月—共和二年霜月 （1793 年 12 月）
一、烈士的鲜血
二、“恐怖乃当今之政”
三、清除
第十八章 卑污为政
一、祸国母狼及种种威胁
二、宽容末日
第十九章 千年盛世 1794年4月—7月
一、家破人亡
二、美德学堂
三、热月
尾声
重聚
原始资料与参考文献
索引
这不是一部寻常之作。沙玛不仅精彩地描绘了人物、事件、言辞的谵妄、节日和处决。他还以一种喷薄而出的富有诗意的想象力来记录历史。这本书的优点在于令人惊艳的博学和睿智所展现出的耀眼才华。毕竟，他的编年史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名家大戏。
——劳伦斯·斯通，《新共和》
《公民们》，就像它所效仿的19世纪的伟大叙事作品一样，既愉悦身心又增进学识。与其他最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沙玛把一个划时代的人类事件所带来的兴奋感——连同它那令人锥心的恐怖——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新闻周刊》
沙玛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他对革命的描述往往令人惊讶，他精彩的叙述使我们相信，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许多东西都是错误的。
——《时代》杂志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过于相信经过长期的时间沉淀获取的知识，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而所谓的客观性其实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价值，他们却对其笃信不移。或许，大革命之后不久即进行的研究也值得一提。1870年代，率先在剑桥大学开设著名的有关法国大革命讲座的阿克顿勋爵，依然能够亲耳听到一位奥尔良王朝的王室成员讲述他的回忆，“听闻滑铁卢战役的消息后，迪穆里埃在伦敦的街头开始喋喋不休”。
19世纪下半叶，学者们普遍怀疑是失去理智的党派之争彻底毁掉了19世纪上半叶那场伟大的浪漫主义叙事。随着历史学家们将自己看成是职业学术研究者，他们开始相信对档案进行审慎研究以保证公正客观：这是将那些故弄玄虚的因果关系剔除出去的先决条件。他们想要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而非诗性的，客观的而非带有偏见的。尽管有段时间历史学家们的叙事关注的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命运——战争、条约、国王的罢黜，但社会科学的磁力驱使他们将“结构”，包括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当成研究的首要对象。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上，这意味着人们的视线从主导19世纪30至40年代那些宏大编年史作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转移开来。基于对史料的研究，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精彩之作提供了冷静的思考，而在此书之前该领域的研究充斥着强烈的对某一派别的喜好。他犀利的见解强化了（尽管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的科学的观点，即这场革命的意义需在社会力量均势所发生的巨变中找寻。在他们二者看来，演说家们的话语仅仅是空泛的噱头，未能成功掩饰他们在客观历史力量操纵下内心的空虚和无助。同样，事件的跌宕起伏只有在揭示了革命的真相，尤其是社会真相后才会明白易懂。真相的核心是一条公理，一条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那些留恋旧制度的基督教保皇党人都心知肚明的公理，即这场革命的确是现代性的熔炉：现代社会世界中所有的特征，无论好坏，都是在这个大熔炉里炼就的。
同样，如果说整个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导致这场革命爆发的原因也必然是极为重要的。很显然，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扫清了整个世界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制度，而这股力量只可能产生于深嵌在“旧制度”的结构之中的各种矛盾。于是，从1889年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多本大部头的著作，记载了旧制度方方面面的缺陷。相反，丹东和米拉波的传记却消失了，至少一些权威的学术出版社不再出版，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关于谷物市场价格波动的著作。此后，一些不相关的，但各执己见的社会群体——比如“布尔乔亚”“无套裤汉”——被界定出来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们两者对立的固定程式也被视作革命政治所特有的。
在大革命爆发一百五十周年后的五十年里，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研究方法不再相信，他们认为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并不确切，而且根本就不是显而易见的。按照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说法，“布尔乔亚”是这起事件的发起者和受益者，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僵尸人，他们只是痴迷于历史编纂的学者们创造的产物，而非真实的历史存在。其他法国社会和机构现代性的转变似乎已经提前被“旧制度”的改革预知，连续性看起来和断裂性一样明显。
大革命也似乎没有遵从宏伟的历史设计，不是无情的社会变革注定带来的。相反，它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三级会议的召开就更不用说了）。大量有理有据的地方研究表明，这并非是巴黎给同质的法国其他地区带来的革命，相反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革命激情及利益。伴随着对地区的关注，民众也开始受到关注，因为当“结构”的重要性弱化后，那些个人，尤其是那些发表革命言论的个人也随之变得重要起来。
（摘自本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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