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3819990
一代英主?独夫民贼?在位短短十四年的隋炀帝,给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具。
他打倒一个个竞争对手,站在了权力的顶峰。
他继承父业、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宾服四夷,一时国势达到极盛。
他顾盼自雄,兴役不已,数年之间政权土崩瓦解,本人也死于政变之中。
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兴勃亡忽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后人深思。
◎知名隋唐史学者胡戟细致梳理相关史料,以史学家的良心和数十年深入研究,抛开偏见,肯定隋炀帝的历史功绩,重绘他的败亡之路,以严谨细腻的笔触辨析炀帝残忍无德、荒淫无耻的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揭开这位亡国之君的真实面孔。
◎本书聚焦隋炀帝一生的各个关键时刻,叙述通俗流畅,简明扼要,重新审视隋炀帝的所作所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及给后世留下的遗产,立体呈现这个“暴君”的不同侧面和时代真相。
◎ 全书插图60余幅,多幅精修彩插,图文并茂,直观呈现隋炀帝时代的历史风貌。
◎双封面锁线精装,护眼纯质纸,珍藏级印装品质,附赠精美书签。
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亡国暴君,隋炀帝通常被后人视为残忍无德、荒淫无道的典型代表,本书作者在仔细辨析各种关于隋炀帝的史料后,主张还隋炀帝一个公道。
作者肯定隋炀帝在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举措和成绩,以严谨细腻的笔触重绘他从继承大统、造就隋王朝的极盛到迅速败亡的人生轨迹,重新审视隋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及留给后世的遗产,辨析炀帝荒淫无耻的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立体呈现这个“暴君”的多个侧面和时代真相,向读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和吊诡以及作者敢于、善于质疑历史记述的勇气和智慧。
一 天之骄子的诞生:杨广和他的新贵之家
二 春风得意的皇子生涯
三 平陈大业:近三百年分裂终归一统
四 平定江南之乱
五 受戒佛门,弘扬儒学:杨广的文化战略
六 北击突厥:在北方草原的试炼
七 夺宗之谋
八 仁寿宫之变
九 并州之乱
十 能臣之死:权力中枢的人才危机
十一 臣民的见面礼
十二 营建洛阳城: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
十三 不朽之作:大运河的开凿
十四 人才的涌现:炀帝的文化遗产
十五 重新洗牌:官制革新与科举的创设
十六 经济腾飞之谜: 改度量衡,颁《大业律》
十七 驰道与御道:帝国交通网的奠基及布局
十八 突厥之患:隋朝政治的战略难题
十九 远交近攻:经略林邑,结好赤土
二十 东渡重洋:遣使日本,招抚流求
二十一 西巡万里:中西交流的盛景
二十二 巅峰盛世:丝路的繁盛与隋朝的富庶
二十三 不祥之兆:二下扬州与张衡之死
二十四 辽东之役:炀帝与隋朝的历史转折
二十五 大局已乱:二征辽东与杨玄感之叛
二十六 三征辽东:一场自欺欺人的胜利
二十七 雁门之围:冒险北巡的代价
二十八 反隋的怒潮:李密与瓦岗军的崛起
二十九 袭占长安:李渊的机遇与决断
三十 北还无日:三下扬州的无奈与疯狂
三十一 鼓城阁之变:隋炀帝的败亡
附论 曹庄隋炀帝墓
隋炀帝大事年表
后记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已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笔者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做文章。按愚意,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我之所以认定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完全否定这些,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徵,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几十年,他还是更多地被当作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六 北击突厥:在北方草原的试炼
杨广早年为藩王时,便有“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的声誉,后者是指开皇二十年(600)为行军元帅击破突厥之事。
长期以来,突厥是我国北边的威慑力量。木杆可汗在位时(553?—572),突厥发展强大,终于击灭柔然,还“西破挹怛(在今阿富汗北部),东走契丹(在今东北西辽河流域),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佗钵可汗统治时(572?—581),“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可汗因此得意地说:“我在南两儿(指北周、北齐政权)常孝顺,何患贫也!”
杨坚在北周末矫诏执政时,便赶忙送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于突厥,嫁摄图(沙钵略可汗),仍“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以结好突厥;一面又“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当年晋王杨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王韶、李彻辅导,出任并州总管。翌年(582)正月,主要为对付突厥而设立的河北道行台,由晋王任行台尚书令,仍镇并州。
那位嫁过去的北周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开皇二年(582)五月,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倾其部众四十万兵大举攻隋。从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到临洮(治今甘肃岷县),隋守军全线溃败,突厥兵掠夺武威、天水、安定(治今甘肃泾川北)、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北)、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弘化(治今甘肃庆阳)、延安,六畜咸尽。一时军情紧急,皇太子杨勇也屯兵咸阳以备突厥。
隋文帝震怒,下诏严治关塞。开皇三年(583)四月,遣卫王杨爽等八元帅出长城,大举反击得胜。更兼天灾饥疫和长孙晟行离间计奏效,开皇五年(585),突厥分裂,形成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和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此间杨广在并州,曾“请因其衅而乘之”,隋文帝不许。反而下诏杨广发兵接济沙钵略,给以衣食和车服鼓吹,准许沙钵略率部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沙钵略从面临西突厥达头可汗和契丹夹击的危险中解脱出来,对隋文帝感恩戴德,立约以碛为界,“永为藩附”。他的妻子千金公主这时也一反故态,自请改姓杨氏,给隋文帝当女儿,改封为大义公主。至此形势改观,北边大定,隋室才腾出手来,废梁平陈,完成统一。
开皇七年(587)沙钵略可汗去世之后,其弟处罗侯继位,是为叶护可汗。叶护可汗在西征中阵亡,在位仅一年,沙钵略可汗之子雍虞闾继位,即都蓝可汗。隋室扶植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染干,妻以宗女安义公主,拜为启民可汗,将他所部安置在黄河以南,“在夏(治岩绿,今陕西靖边白城子)、胜(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十二连城)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启民可汗表示愿“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被有意冷落的突厥大可汗都蓝遂绝朝贡。反复无常又煽动扰边的大义公主,被裴矩设计杀掉。
开皇十九年(599),都蓝可汗被其部下杀死,达头可汗乘机东返漠北,自立为步迦可汗,突厥大乱。隋文帝命染干派人往漠北招慰突厥,“果尽来附,达头恐怖,又大集兵”,寇边犯塞,企图阻止突厥部众南下降附隋朝,于是有晋王杨广北伐突厥之举。
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命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于仲文将前军,长孙晟为秦川行军总管,取晋王广节度出讨。四月己未(一日),进至大河上,“祃祭轩辕黄帝,以太牢制币,陈甲兵,行三献之礼”。三天后壬戌(四日),突厥犯塞,晋王出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破敌得胜。
此役经过在《隋书》中,唯《长孙晟传》记载稍详:
达头与王相抗,晟进策曰:“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达头人畜饮之多死,于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余级,俘百余口,六畜数千头。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极欢。有突厥达官来降,时亦预坐,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王笑曰:“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师旋,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复遣还大利城,安抚新附。
分明是音容笑貌俱有实录,可是《隋书·炀帝纪》记杨广此役,却是“出灵武,无虏而还”。其实,除《长孙晟传》外,同书中还有多处记载,全都是肯定有战功的,如《高祖纪下》:“突厥犯塞,以晋王广为行军元帅,击破之。”《于仲文传》:“突厥犯塞,晋王为元帅,以仲文将前军,大破贼而还。”《突厥传》:“晋王广出灵州,达头遁逃而去。”《铁勒传》:“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纳启民,大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不知为什么,《炀帝纪》中偏偏要把这一切化为乌有,把这一仗写成什么也没发生的徒劳往返。既然“无虏而还”,那么同一篇本纪文后《史臣曰》又讲“北却匈奴”,该作何解释?《隋书》关于炀帝事迹的笔法混乱,这种不是疏忽的疏忽,真是耐人寻味。
据《隋书·史万岁传》,开皇二十年(600)北伐突厥一役,还有汉王杨谅率史万岁、裴矩、张定和、李药王、杨义臣等参加,他们出马邑道,一说定襄道,“逐北入碛数百里”,斩敌数千,也获胜而归。
仁寿元年(601)、二年(602),隋军接连出塞击突厥达头等部,此时杨广已为太子,军队由杨素统率,取得大胜,“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在北方为患数十年的突厥,从此安分了十几年。启民可汗所部,“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在民族相安的气氛中繁荣发展,河套南北、大青山一带欣欣向荣,在历史上进入一个新的开发时期。
二十年间,对突厥的和战,杨广时有介入。事情的重要性不在使他获得“北却匈奴”的令誉,而在于体验了用军事与外交的种种手段安边的成功经验。大业中,他三次北巡,亲莅突厥牙帐,屡修长城、道路,十分注意突厥问题,不敢有稍许的怠忽,这是基于对历史上突厥问题的严重性和他所经历和平局面来之不易的真切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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