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中国现代学者藏书与治学

*运用扎实的史料梳理著名学者的藏书与治学之路

*呈现一代学人的治学风格、学术路径、文化品格

本书深入介绍了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如山、胡适、郑振铎等七位现代著名学者的藏书经历，及藏书与其学术文化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历史逻辑，揭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治学风格、学术路径和文化品格，彰显了这一代学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变局中所体现出的中西各采、兼容并包的学术气象和文化立场。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对大量藏书史料的钩沉爬梳，丰富地展现了这一代学者在治学中普遍注重将思想与材料打通，注重以材证见、见中有材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扎实而深厚，既让思想的光亮有了坚实的基础，又赋予枯燥的材料以思想的生命力，对于当下学者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代序 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藏书概说

康有为

万木草堂藏书的聚与散

先时之人物开先时之风气

藏以致用

转变与更新

梁启超

饮冰室藏书

多变的时代造就多变的思想

眼中有书，手中有笔

梁启超的藏书与创作

王国维

 藏书、阅读与悲观主义

 曲学的不祧之祖

 由新发现而入史学

陈寅恪

读书、藏书、教书

一生为学术

齐如山

藏书之聚散

藏书与齐如山的剧学思想

戏本中的趣味

胡  适

平生有书癖

题记和批注

胡适藏书有特点

借书与搜书

郑振铎

西谛藏书

古典文学研究与藏书

写尽藏书的悲欢

后 记

留学海外

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1902年，陈寅恪随长兄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三年后，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陈寅恪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陈寅恪负笈海外，前后共14年，精通十余种语言。

陈寅恪在游学海外时，积极购置图书，尤其是外文书籍。在哈佛读书时，他的生活费与当时的留美官费生相当，除去伙食等必需费用外，他将结余的钱拿来购买图书，且基本为西文图书。当时与陈寅恪同在哈佛读书的吴宓也在他的影响下，积极购置书籍。吴宓在1919年8月18日的日记中写着：“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吴宓的《自编年谱》中也提及陈寅恪购书的情况：“陈寅恪君之豪华，第一表现于购书。前言，此间只有梅光迪君购书甚多。宓购书，只计划回国后讲授某门课程用者。独陈寅恪君则主张大购、多购、全购。陈君初到时，云：‘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先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之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十余巨册全部购来，续购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及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共约十巨册，成一全套。按，陈君后专治梵文及波斯文、阿剌伯文，等，则购书只限于专门，少而精。不同以前之办法矣。”那时，陈寅恪频繁地去波士顿的旧书店淘书，Smith& Me Cance， Croodspeed， Arcnway等家是他们光顾最多的。在吴宓1919年8月2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旧书极多，索价之廉与昂，初无定事，惟凑巧而已。陈、俞二君，熟悉其中情形，以其踪迹常密故也。”可见，当时这几家书店中的旧书极多，价格之贵贱不定，有时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书籍，因为陈寅恪和俞大维常去逛书店，故总能买到

便宜的书。

陈寅恪非常珍惜在海外购置图书的机会，即使在生活比较拮据的境况中，他依然节衣缩食，省钱来购书。从1921年9月开始，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局势的混乱，留学生的官费不定期停发，因此他的经济状况亦不甚理想。即使如此，陈寅恪仍坚持购书、藏书。后来回国时，他带回不少德文原版书籍，其中仅歌剧剧本类的书籍就有华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帕斯菲尔》，韦伯的《奥伯朗》，罗西尼的《西维亚理发师》，吉斯兰索尼的《阿尹达》等。

虽在海外求学，但陈寅恪对国内图书的出版动态也长期关注。1923年，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听说国内预订《大藏经》，立即写信给身在国内的妹妹，请国内亲友代为订购该书，并请其大哥和五哥在北京收购满、蒙、回、藏文书。这封《与妹书》全文载于1923年《学衡》第20期，现节录如下：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 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陈寅恪在读书时非常注意做笔记，仅他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学习笔记本，保存下来的就有六十四本之多。“这些笔记本都是当年先生随手札记写成的，绝大部分用的都是铅笔，字迹十分潦草，内容异常复杂，现在辨认起来并不容易。”“这些笔记本原来没有编号。寅恪先生多半在封面上用钢笔或铅笔注明其中的内容，但有时候也不完全符合。”经季羡林先生整理，按照内容，这些笔记本可以分为：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鹘文一类（14本），吐货罗文（土火罗文，1本），西夏文（2 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中亚、新疆（2本），佉卢文（2本），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本），摩尼教（1本），印地文（2本），俄文、伊朗（1本），希伯来文（1本），算学（1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1本），亚里斯多德（实为数学）1本，金瓶梅（1本），法华经（1本），天台梵本（1本），佛所行赞（1本），共21种。由此可见，陈寅恪治学范围十分惊人。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十分可观。 由其笔记数量之丰富，可以推断，陈寅恪游学海外期间，藏书、读书必不在少数，而且其购书以外文图书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