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095990丛书名: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本书是贺麟撰写于抗战时期的论文集，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时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作者“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与青年朋友们谈心论学”。
本书是作者在抗战八年中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所写的关于文化问题及人生问题的一些文字。这些文字代表了一个一致的态度，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基本的立场或观点，即是从各方面，从不同的问题去发挥出作者所体察到的新人生观和新文化应取的途径。在发挥自己的文化见解和人生见解时，作者尽量同情理解并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点，并介绍西洋文化的意义，西洋人的近代精神和新人生观。
序言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
经济与道德
物质建设与培养工商业人才
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43
法治的类型
五伦观念的新检讨
论假私济公
论英雄崇拜
论人的使命
信仰与生活
理想与现实
乐观与悲观
自然与人生
观念与行动
基督教与政治
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
基督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
诸葛亮与道家
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从看外国电影谈到文化异同
战争与道德
宋儒的新评价
杨墨的新评价
功利主义的新评价
宣传与教育
漫谈教学生活
陆象山与王安石
人心与风俗
树木与树人
学术与政治
政治与修养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
论哲学纷无定论
文化、武化与工商化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
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
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
反动之分析
革命先烈纪念日感言
向青年学习
贺麟先生学术年表 彭华
理想主义信念中的儒家复兴和抗战建国――贺麟先生的《文化与人生》简评 张祥龙
这是我抗战八年来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所写的关于文化问题及人生问题的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曾经先后分散在国内各地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我于离开昆明回返北平之前，很费了一些工夫才把它们搜集整理起来，成为一册较完整的论文集。我虽无法把它们分章分节地作为系统的形式排列起来，但它们确是代表一个一致的态度，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基本的立场或观点。它们之间实有内在的联系。自信十余年来，我的思想没有根本的转变，没有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循着同一个方向进行发展。即是从各方面，从不同的问题去发挥出我所体察到的新人生观和新文化应取的途径。在发挥我的文化见解和人生见解时，我觉得我又在尽量同情理解并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点，并介绍西洋文化的意义，西洋人的近代精神和新人生观。
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前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这些解答所取的途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似乎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篇中大都系亲切地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以与青年朋友们谈心论学。我并不企图讨论专门系统的哲学问题，然而我个人的哲学见解均已在浅近的方式下散见于各篇中，因此希望对于会心的读者能多少引起他哲学的兴趣并启发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这书似乎多少可以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有我。书中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每一篇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的自述，或自己读书有得有感的报告。也可说每一篇都有自己性格的烙印。有我的时代，我的问题，我的精神需要。这些文字都是解答在我的时代中困扰着我的问题，并满足我所感到的精神需要。二，有渊源。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我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儒家思想。篇中不惟对孔孟程朱陆王有同情的解释，即对老庄杨墨亦有同情的新评价，以期发展其优点，吸取其教训。三，吸收西洋思想。有渊源，发扬传统文化，却并不顽固守旧。对于西洋人的文化思想和哲学，由于著者多年来的寝馈其中，虚心以理会之，切己以体察之，期望将其根本精神，用自己的言语，解释给国人，使中国人感到并不陌生。在本书中你也许看不见科学、民主、工业化等口号之重见迭出，然而如何使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弥漫浸透于人人生活中，如何使工业化有坚实深厚的精神的基础，本书或有指出进一步的努力，并提出深一层的看法的地方。
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内，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抗战期间，尤其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健康的理想的乐观的思想，不幸容易为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悲观失望的现实情况（这些不良情况也可说是抗战期间潜伏着的病菌的暴发）所排除。然而我们应该尽量从各方面，特别从思想文化方面，去保持抗战胜利的成果。本书中各篇文字，虽很少直接涉及抗战及时局，然而确是在必胜必成的根本信念下写成的。希望篇中所贡献的许多意思，多少可以补救一些消极悲观烦闷的心理，鼓舞我们对人生、对文化、对时局有比较积极乐观的精神和符合理性或理想的看法。
《文化与人生/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但无论如何，处在产业革命以后的工商业大竞争时代，农业社会不工业化、商业化即不能立脚。过去农业社会的人生观、道德观念、生活方式非加以改革亦不能适存。即以中国而论，中国是工商业落后的国家，须急起直追，厉行工业化或物质建设，既是建国的方案，而亦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命运，文化发展自强图存所必经的途径。假如中国不自主自动，自力更生地厉行工业化，则别的国家和民族，凭其经济的力量，由于国与国间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性，亦会强迫我们，走上工业化之途，替我们完成物质建设的。到了被动的走上工业化，到了别人替我们建设物质文明时，那我们的命运就悲惨可怜了，因为许多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物质建设，都是别人代为操劳的。
据调查，美国在1880年，农人的数目占全人口百分之四十四，而到了1930年，50年间，农民的数目减至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二。德国在1882年，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十二，由于加强工业化的结果，到1925年农民的数目便占全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了。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是苏联工业化的过程。苏联在1928年农民的人数尚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六，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物质建设之后，到1937年，便减至百分之六十一了。其减少农民人口使改向工业之努力，已可谓甚速，但其农民人口之多，尚远超过英、美、德等国。中国的农民数目究有多少，虽无确实调查，但据估计农民至少也要占全国人口中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以上。所以中国在工业化的途中，农人、乡下人必日渐减少，城里人、工商人必日渐增多。这乃是自然、必然而且应然的趋势。假如过去轻视工商的心理不改变，大家视工商业发达、工商人增多、都市人口膨胀为可鄙可恶的不良的趋势，认为由工商业的发达，将会使得人心日趋污下，风俗日趋浅薄，道德日趋败坏。这就忘记了工业化社会中亦有其新道德、新礼法、新纪纲以维系人心风俗，社会秩序的事实了。试看苏联于三个五年计划成功之时，苏联人民于抵抗德国的侵略时，所表现的忠勇、信义和爱国精神，便可知物质建设的成功，亦有足以鼓舞起新精神，产生一种新道德之处了。因为物质建设若真正是建国大业中健全的建设的话，必有其心理建设方面的深厚精神基础。而现代化的工商业化社会，较之农村社会生活更复杂，组织更严密，实需要更高尚的道德、更良好的法律、更开明的政治、更伟大的理智以适应之、指导之、推动之。且在近代工业化社会中，从事工商业的人亦大都是受过教育，甚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业中亦有有学问、有修养、老成硕望、为社会所尊仰的人士。不仅旧时“耕读传家”的家风传为美谈，即近代“工读传家”、“商读传家”的理想，亦未尝不足羡称。维持社会上淳良的风纪，不仅须有旧日的儒医、儒将、儒农，而且须有多数有学问修养的“儒工”、“儒商”，出来作支持社会的柱石。有教育有学养的近代工人及商人，亦大都有人格的自觉，知道尊重自己的人格兼知尊重他人的人格，亦大都有廉耻观念和信义观念，除了凭借其才能和努力外，且复知将其工商业的成功建筑在信义和廉耻的基础上。至于在工业化的初期和在抗战的非常时期中，一些人只知欣羡工业化的实利，而忽视心理建设方面的基础，少数发国难财的奸商和有技术的人（特别如滇缅路初开放时期的一部分汽车司机），因缺乏适当的训练和有效的裁制，作出些无廉耻、无信义、损人格、害国家的行径，这是工商界的败类、物质建设的蟊贼，是有损工商界人士之声誉的，对这些人不仅社会法律应速加有效的裁制，也是新兴的进步的工商界自身所应早加廓清驱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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