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乡（《翦商》作者李硕作序推荐，理解农耕社会经验，才能理解我们的先祖。一个普通华北村庄五六十年代的风土人情）

把这些事记下来，以免有人忘了。

衣食住行、风俗民情、田园四季，

华北平原上的普通村庄，农耕文化的基因样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乡村旧事三部曲”第一部，《翦商》作者李硕深情推荐

“如果失去农耕生活经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先祖？”

•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听亲历者讲给你听。
• 细致入微，笔笔动情，一部传统农耕岁月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村庄生活史。
• 以村落为标本，照见农业社会的生活风貌，生产劳作方式，人们的心态与认知，以及社群人际关系。

本书是一部散文随笔集，记录了作者昔日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对田园生活的回忆。内容主要分为衣食住行、民俗传统、田园耕作三个部分，真切地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乡村的田园生活，反映了田园耕作的细节，乡里乡亲朴素真挚的情感，还有家乡父老的世界观。华北平原上的普通村庄，农耕文化的基因样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李力。1954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蠡县。1967年春，小学毕业，到生产队参加劳动。1970年7月，到村初中班学习。1971年5月，到公社高中班学习。1973年1月，毕业后回村当大队电工。1976年3月，到蠡县印刷厂当电工，合同制。1978年8月，回村，到生产队参加劳动。1980年秋，参加全国统一招考公社经营管理员，被录取。到本县留史公社工作。历任经营管理员、镇武装部副部长、部长、镇党委副书记。1984年至1989年，在职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基础科毕业。1994年7月，调本县东口乡任党委书记。1996年1月，调林堡乡任党委书记。2002年2月，调蠡县水利局任局长。2006年4月，退居二线，在知乎、豆瓣等内容平台撰写文章，与网友分享旧日见闻。

代 序

引 子

卷一  生活志

吃的变迁/民 居/山 药/四季美食/洗 澡/穿 衣/睡 觉

卷二  民俗志

男婚女嫁/走亲戚/拜 年/丧葬事/串街小贩/杀 猪/赶年集

卷三  田园志

开工第一天/人拉马车/春耕播种/间 苗/浇 地/打麦场/拾柴火/拾山药/植 树/脱坯烧窑/打机井/种 蒜/逮 鱼/养 鸡/车轮子

代 序

这本书的内容是华北传统农村生活，时代是电力进入乡村之前——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小村落成为一件标本，可以照见农业社会的生活风貌，生产劳作方式，人们的心态与认知，以及社群人际关系。

这是一部传统农耕岁月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村庄生活史。在拥挤、便利、快节奏、高反差的现代都市中，偶然回望那淹没在时光之河里的村落，难免会让人怀念：宁静的田园牧歌生活，淳朴如世外桃源的人际关系。当然，这也像感伤的刻舟求剑，估计少有人真的追求回到那种生活。

但记忆仍有价值。

现代社会里仍然有农业，但变成了用工业方式经营，比如，使用化石能源和电能的机械，使用各种化工肥料、农药，甚至有信息技术和大资本、金融业的参与。这种农业属于现代产业，占用的人力很少，而非全民性的传统生活方式。

现代都市人会有怀旧消费，比如汉服的复兴。如果不了解传统农业生活，理解古典文化难免有隔阂。比如，当陶渊明挂冠归隐，种豆南山下，为何极尽劳苦？又为何写下“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杜甫到旧友家中做客，“夜雨剪春韭”，伴着暗夜挑灯的幽深春寒，雾雨菜园又飘散着何种令人心醉的气息？农耕的节令时序，倒映着唐诗宋词里的深秋帘幕，小院梧桐，春雨杏花；以及水墨画中的江舟渔父，林下樵叟。对于自然物候的吟咏玩味，是中华古典文化中的超越性审美，联结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西方创世宗教的某些心理功能类似。

我曾是个历史学者，在翻读竖排正体的史书时，经常有个疑问：如果失去农耕生活经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先祖？比如，和煦春景杂花满山的另一面，会有“青黄不接”的现实焦虑；细雨飘雪增添了生活乐趣，同时影响春播秋收，温饱生存；想想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古典士大夫阶层的雅致文化，家国情怀，也是在这种农耕社会背景下生长出的物质优越感，以及道义价值观。

从这种意义上看，没有电的田园生活，古老的男耕女织、耕读传家，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沉浸式旅游体验，情境扮演真人秀，或者人文、社会学科的实践学分？

如果离开传统的汉文化圈，关于农业社会的认知也很重要。

当我作为一个背包客游走边远的山林、牧区，和各族农牧民房东都容易沟通，随时能到陌生人家里吃、住，体验他们的生活，变成新朋友。这可能是城市生长的人后天不易补的课程，这里既涉及认知层面，也涉及情感层面。我写的这类游记网文，时有读者评论“有人类学旨趣”。其实我从未想过做人类学研究，只是少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我无师自通就能进入“田野”生活而已。

在南亚一些边远地区，我见过做“帮扶”项目的西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有爱心和体能，但与当地老乡很难沟通、共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精英，也生长在农村，他们进城求学、工作的历程和本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同步。作为有类似生命历程的中国人，我觉得跟他们沟通很轻松，互相都能学习到很多，语言的隔阂倒是在其次。

由此看来，刚刚告别农耕传统、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和同属第三世界的人群交往时，可能比西方人更便于设身处地理解他们，我们知道何时需要先解决温饱，到哪个阶段可以再关注身体“三高”的危害。当然，如果人性缺少规则制约，这种了解也可以导向负面效果—全球化环境里的底层互害欺诈。世界南北两极分化，中国可能正处在中间沟通者的位置上。我曾问过写作《枢纽》的施展教授，他思考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是关注全球发展问题，中国在西方列强和亚非落后国家之间的枢纽作用。这也启发了我从新的角度去想问题。

我的“五零后”父辈亲历的生活，在“七零后”的我看来，已属遥不可及的历史。这部书稿的写作时间在21世纪初，距离此时出版，已近二十年。现在回想，这部书稿写作时的中国，机遇良多，规范尚少，经济增速高，类似“野蛮生长期”。后来我游历南亚时的感观，有些很接近21世纪初中国的风貌，父亲写作这个书稿时的场景也犹在眼前，时而和我见到的南亚城乡画面重叠。

如兰亭序所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所幸留下记忆，可待川原陵谷矣。

李硕

2024年5月 于成都

引 子

刘爷庙是村子名，来源于村边一座庙。庙早已没了，只是偶尔被村里老人提起。

还在前清民国的时候，刘爷庙规模颇大，香火也极盛。方圆几十里的善男信女都来进香，尤其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是传统的刘爷庙会，庙里庙外人山人海，人们施舍的洋布，整匹披在刘爷的塑像上；像前放一大笸箩作功德箱，人们大把、大把地往里扔铜子、洋钱；院内大香炉里堆起的香把子有一人多高，冒出浓浓的香烟，遇有南风，整个刘爷庙村里都能闻到这烧香的气味。庙里还有几十亩好地的庙产，租给村里的贫户耕种。庙里的和尚坐收布施、地租，日子过得很是富足。

1948年，庙里的一老一小两个和尚被赶出去，庙也拆毁，砖瓦木料平分了，庙里的地产也分给了原来的佃户。不久老和尚就死了，小和尚名叫老苗，在村中落了户，一直没有娶妻，后来也死了。据说，主持拆庙的人，不久便得了一场大病，从此卧床不起；又有人传说凡参加拆庙的人，过后无不腰痛、腿疼。众人悄悄议论，以为是刘爷显灵，在惩罚这班人。

据传说，刘爷庙里供奉的刘爷，并非神仙、佛祖，乃是很早以前本村的一位刘姓中医，医术高明，尤其擅长妇科，且医德高尚，来求医问药者无不悉心诊治，遇有家贫者还施舍草药，因此声名远播，救人无数。死后，人们为其建庙祭祀。后有家人久病不愈者，来像前许愿。据说极为灵验，许过愿的病人大多可痊愈，因此香火日渐兴盛，人们也就以为刘爷成了神仙了。

被拆毁之后，刘爷庙的旧地只剩一座土丘。土丘高丈余，长宽约二十丈，上面生满杂草，草下遍布碎砖瓦砾，人们称之为“刘爷庙疙瘩”。有虔诚者就地捡碎砖，砌起了个一人多高的小砖龛，又请人用砖雕了刘爷夫妇的两尊小像，不过一手掌高，依旧供于龛内，前面摆了陶制小香炉。这砖龛就算是刘爷庙的余脉了。再有烧香许愿者，就在龛前烧香跪拜一番了事，但这毕竟是少有的现象了。刘爷庙疙瘩便成了孩子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挖野菜，打猪草，在草丛里逮蚂蚱，翻砖头捉蟋蟀，偶尔还会捡到枚生锈的铜钱；还会探头于龛内，研究一番神秘的小砖人、小香炉。遇有来烧香磕头的老妇人，孩子们便围一圈看热闹，之后也学了样子，在龛前磕头。

1966年前的某一年，农历三月十五的晚上，明亮的月光之下，刘爷庙疙瘩忽然热闹起来，男女老少纷纷聚于此处，有在砖龛前烧香跪拜的，有在一旁看热闹的；通往邻村的几条大路上，还有人群陆续奔向这里，甚至有人走几步跪下磕一个头，再走几步再磕头，竟如此一直从几里外磕了来；连邻村卖糖葫芦的老汉也赶来叫卖。村里的姑娘、小伙子分别结伙前来，年轻人大多不信鬼神，都是来凑热闹的，也有人暗地里搜寻着自己心仪的异性，一旦离近发现了，小伙子会高声说话，姑娘则借机会大笑，故意引起对方注意而已；肚子里有些文采之人，仰头看着天上皎洁的月亮，不顾身边的众人，独自念念有词，竟是诗兴大发了。

这时，有几个推自行车的男人，随着村支书来了，支书边走边喊“散了吧！散了吧！”有人认出来几个推自行车的人是公社里的干部。人群只得慢慢散了。

事后，人们也不知道这场盛会是何人组织的，也不知道何人给公社通报了消息。只是再没人敢公开到这里烧香磕头。

1966年后，公社来了干部，带着村里的民兵，把砖龛彻底拆平，神像也不知下落了。再后来，村民盖房取土，纷纷就近挖这刘爷庙疙瘩，几年时间，竟把这土丘挖平了，附近的生产队，就把这块地方划分给社员作自留地，这里就种上了庄稼。再以后的孩子们，就不知道这里曾有过一座刘爷庙了。

考诸史籍，刘爷庙供奉的，为宋金时河北名医刘完素。明清以来，刘爷信仰在冀中民间曾颇流行。乡民多不知道这些来历，所以史实与故事传说常混为一谈，将刘夫人也一体供奉，应是受了灶王爷夫妇的启发。

庙没有了，刘爷庙的名字却在村子上延续下来。这个村子在华北大平原上，离西边最近的太行山也还有一百里。周围五个县城，离刘爷庙都有三四十里地，这五个县又分别隶属于三个专区（现在的地级市），当地人常说这里是三专五县交界之地，历史上三不管的地方，尤其是村东南方向，盐碱土地，地广人稀，早年常有劫道的土匪出没。

全村三千多口人。一条略有弯曲的南北大街贯穿全村，两边又分出几条小街。新中国成立前，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小庙，东西街就用小庙的名字命名，早年的老信封上还写有“某省某县刘爷庙村某某庙街某某某收”的字样。合作化以后，小庙或被拆毁，或改做了别的用途。

自从有居民以来的刘爷庙，村民都以种地为生，与外界交往不多，民风淳朴，敲钟上工，日落而息，粗布衣足以御寒，粗粮饭亦可果腹。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刘爷庙村被分为三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又分为十来个生产小队，1984年，公社改称乡，三个生产大队改为三个行政村，名字也改称南刘爷庙、中刘爷庙、北刘爷庙。

村南一条从西南到东北流向的季节性小河，名曰小白河，蜿蜒傍村流过。1960年前后，河里又打了若干眼井，清水从井眼里源源不断流出，村人谓之自流泉，小河一年四季也就流水不断了。可惜好景不长，1964年以后，自流泉流不出水了，整条小河干涸了，只剩下一条长满荒草的土沟。过河沟不远便是刘爷庙的遗址。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刘爷庙的传统农耕时代终结，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生产队陆续出现，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几十年来，机械和电器也参与改变了生活和民俗。当然，那些“旧俗”是善是恶，则任由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