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

★亲历者视角，历史脉络触手可及

书中内容基于乔冠华的真实口述，作为亲历者，他的回忆为读者提供了新中国外交史的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见证价值。通过他的叙述，读者得以深入理解周恩来总理的外交风格和策略，以及他在新中国外交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本书不仅是对新中国外交历程的记录，更是对外交智慧和国家领导人决策过程的深入剖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新中国外交的窗口。

★深度访谈，深入解析

金冲及与乔冠华的七次深度访谈，不仅挖掘了朝鲜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更揭示了中美关系破冰等关键时刻的幕后故事。这些深入解析不仅满足了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好奇心，更为理解新中国外交战略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和深度思考。读者将通过这些访谈，理解到外交不仅仅是国家间的博弈，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智慧的较量。

★生动可读，历史与文学的美妙融合

尽管本书涉及的是严肃的外交历史，但其可读性极高。乔冠华先生的叙述生动而富有感染力，语言生动、流畅，金冲及先生的整理则使得这些叙述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本书既有历史的严肃性，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既能感受到外交场上的紧张与智慧，又能领略到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与魅力。这本书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学作品。

本书作为“金冲及文丛”中独特的一卷，与文丛中金冲及先生的其他个人著作不同，它源自于他40年前对新中国外交重要人物乔冠华的深度访谈记录整理。1981年，在撰写《周恩来传》的过程中，金冲及先生广泛搜集资料，乔冠华作为关键受访者之一，分享了大量珍贵的回忆。如今，这份尘封四十年的访谈资料经过精心整理，终于得以出版，向读者呈现了一段生动的历史。

从1981年6月至11月，金冲及先生在乔冠华位于史家胡同的寓所中进行了七次深入的访谈。乔冠华以其亲历者的身份，详细回顾了1950至1975年间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工作，重点讲述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幕后故事、日内瓦与万隆国际会议上的外交风采，以及尼克松访华等中美关系转折的关键时刻。其口述内容细腻入微，尤其是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复杂细节与中美关系破冰的始末，为研究新中国外交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复兴文库”总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

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工作

朝鲜停战谈判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1955—1965年对外关系的重大变化 

1966—1969年的外交工作

1969—1976年中美苏关系 

1972—1974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 

再谈总理和建国初的外交工作 

《周恩来外交文选》选载

新中国的外交 

乔冠华同志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关于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这篇讲话是他四十多年前分七次谈的。谈话时间是1981年6月3日至是年11月25日。他说：“现在没有可能翻看一些必要的文件档案甚至公开材料，只能凭记忆说一说，带有印象派的。”但他曾长期追随在周恩来同志身边，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 从而有着丰富敏锐的识别，并有着处理剧烈变动中的复杂国际问题的广阔视野和实践经验。能够具有这样条件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应该说是不多的。                       

——金冲及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的革命历程、他的事业是同周总理教导、关心和爱护分不开的。1976年年底父亲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一直打算把亲身经历的新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过程写下来。1982年12月，他已罹患肺癌，且是晚期。1983年9月，他刚刚着手撰写回忆录，就与世长辞。因此，本书成为乔冠华留下的唯一外交工作回忆 。                                     

——乔宗淮

跋 一个不完整的注释

乔宗淮

1981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为编写周恩来传，多次采访了我的父亲乔冠华。41年后，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志整理了他当年手记的原始记录，整理出《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一书。如今金老已九十多岁，仍然精神矍铄，他老人家不辞辛劳逐字逐句校核当年的笔记，整理出乔冠华回忆周总理的访谈记录，其精神令人钦佩。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开拓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事业，他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杰出代表，享誉世界。

乔冠华很幸运，能够长期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助手。父亲告诉我，1942 年他奉党组织之命从华南地区转移到重庆，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周总理。当年周总理接见他的情景，让他终生难忘。在重庆，父亲担任《新华日报》编辑，负责国际问题评论。同时，周总理安排他参加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联络在重庆的国际人士，以此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从此进入了外事工作领域。

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中共内部在南京成立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内设外事工作委员会，周总理担任主任，乔冠华负责下设的研究处。不久国共谈判破裂，乔冠华被派往香港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香港工委常委、外事委员会书记。1949 年乔冠华接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父亲常提起临行时，周总理还在上海一家风味小店为去香港的同志送行。据有关资料显示，乔冠华在香港凡重要事情都向周总理请示报告，比如有关策动两航、湖南、新疆等起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并亲自担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主任，任命乔冠华为副主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总理亲自指挥朝鲜停战谈判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周总理办公桌上一部专线电话（全程线路由部队警戒保卫）直通朝鲜开城李克农、乔冠华的办公室（一线双机）。周总理事无巨细，通过电话随时听取汇报、发出指示。

1954年，乔冠华从朝鲜回国后随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总理在乔冠华的陪同下访问了印度、缅甸。正是在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间的这段时期，新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国家普遍欢迎，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冠华在本书访谈中介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的经过：周总理如何提出“五项原则”的构想，在过程中又如何发扬民主充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进行集思广益，从而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佐证。

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到1966年6月，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乔冠华陪同了周总理此段时期的大部分正式出国访问活动。作为周总理的外交助手，乔冠华参与了新中国初期许多重要外交事件，在实践中学习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外交思想、风格、工作方法，逐步成长、成熟，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

新中国外交在“文革”时期是一个重要又特殊的时期。“文革”之初，外交工作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正确轨道上运行。“文革”中，周总理想方设法保护受到打击的干部，为“靠边站”的干部创造恢复工作的条件。1969年年初，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乔冠华恢复了正常工作。同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9月，乔冠华等人陪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晤，双方决定恢复边界谈判，中央任命乔冠华为中方代表团团长。这是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中国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行动之一。此时陈毅元帅已离开外交工作，许多事情周总理都亲自过问。看到周总理不辞辛劳、日理万机，父亲感慨地说：“总理对国家太重要了，我们要尽力为他分忧。”

1971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新中国外交进入重大调整期，乔冠华投入对美外交工作中。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在周总理指导下，同美方基辛格共同起草了中美《上海公报》。在此次中美外交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乔冠华都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在错综复杂的外交博弈中，他深切地体会到周总理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楷模。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的革命历程、他的事业是同周总理教导、关心和爱护分不开的。1976年年底父亲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一直打算把亲身经历的新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过程写下来。1982年12月，他已罹患肺癌，且是晚期。1983年9月，他刚刚着手撰写回忆录，就与世长辞。因此，本书成为乔冠华留下的唯一外交工作回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年采访乔冠华的时候，对他的审查还没有结案，因此他不能调阅有关文件、电报，只能凭记忆来谈；再加上他当时有一段时期与外界隔离，他在采访中的表述已不似以前那样流畅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金老为我们留下这份宝贵的记录，使我们能够通过具体事例了解到周总理的外交工作遗产，以便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