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8171456
- 独辟蹊径，遴选诸多金元明清政治地理实例，以文本、概念和政治过程三主题展开专题研究
作者丰富多元的学术史梳理为其“新探”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并突破传统研究路径，遴选若干政区地理类型要素及其演变的实例，通过对文本、概念和政治过程三个主题及关键词的综合运用，且侧重从制度入手，采用了“纪事本末”的垂直要素分析方法，以上、中、下三编分别展开根据个案讨论的“金元明清时期政治地理”专题研究。由此，深入挖掘、揭示了金元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区划体系演变的基本规律与重要阶段性特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展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多元发展路径，重构历史地理学的概念框架
该书不仅在“文本新释”和“概念重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通过对两个不同渊源知识体系的融合，展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多元发展路径，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借鉴。同时作者还在本书中展现了对历史文献和学科经典的深入解读，通过对比研究和案例分析，揭示了文献的细微差异，从而重构了历史地理学的概念框架，为学术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和启示。
本书尝试从历史文献本身、古人记录和今人研究所常用的概念术语，以及政治活动和行为在空间的展开过程等专题入手，在现有元明清以朝代为单位的断代式政区地理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纪事本末”的垂直要素分析方法，以统县政区省路府州等主要地方行政区划类型对象，展开长时段的连续政区地理研究，复原具体政治过程的地理区域变迁，总结和归纳我国历史时期地方行政区划体系演变的基本历史规律与重要阶段性特征，对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学术研究发挥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序 葛剑雄
导 论
一、自然与人文：传统沿革地理学的身份建构
二、区域与专题：古代王朝地理学的叙述框架
三、稽古与从时：面向未来的历史政治地理学
四、本书篇章结构与思路
上 编 文本新释
第一章 金元之际路制演变再研究
引言：从京兆、安西诸府路沿革说起
二、金元之际京兆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演变
三、说《世祖纪》至元十五年之京兆府与安西府
四、从元廷与安西王府之关系论京兆改名安西的政治背景
五、元志行文体例与金元之际北方诸路的形成
六、行政区划抑或官署机构：金元之际总管府性质重识
七、从高层政区到统县政区：金元之际的路制演变
八、结语
第二章 至元初年中原诸州附郭县调整与变动初揭
- 引言：近世诸州附郭县消失之谜
- 二、“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诏文之误读
三、从省并州县实践重释至元二年诏文真相
四、结语：元代地位重估与明初“东南模式”
第三章 “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明清州制新解
一、“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旧解及其疑惑
二、从雍正时期属州调整看州政实践的制度缺陷
三、以州政之别再释“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
四、结语
中 编 概念重构
第四章 金代诸府政区等第问题新探
- 总管府行政属性剖析
- 释“京府”
三、诸府等第的两个体系及其划分标准
四、结语：从府路分等看金元路制的发展演变
第五章 明代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辨析——兼论巡抚定设的标准
一、引言：众说纷纭的始设时间
二、从差职到地理：行政区划视野下的延绥巡抚定设
三、延绥巡抚辖区的变动过程
四、确定辖区与设置诸道：再议延绥巡抚的定设标准
五、结语
第六章 清代“北五省”地理概念考释
- 官文书中“北五省”地理概念的形成
- 二、“北五省”地理概念的区域范围
三、“北五省”概念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
四、北五省地理概念的消亡
五、结语
下 编 政区考证
第七章 《类编长安志》载金元关中地理沿革辨正
一、增补金元地理沿革史料及其评价
二、金元地理沿革辨正
三、结语
第八章 从领县调整略论明代属州层级变动的趋向
一、属州概念与明代属州领县调整的时空分布
二、从缩减领县规模论明代属州层级的式微
三、大势所趋与因地制宜：府直辖县改隶属州分析
四、结语
第九章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陕西布政司献疑
第十章 清代地方政区演变与方志著录举隅
一、明清云南定边县与康熙《定边县志》著录辨误
二、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神木县志》成书年代考
结 论
- 文本
- 概念
- 政治过程
征引文献
后 记
作者从三部传统经典《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学科属性和学术路径入手，厘清它们与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的关系，复原它们与两者的衍变过程，重构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史；引用三位学科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和前辈学者邹逸麟、周振鹤、唐晓峰等人的相关论述，深入讨论由沿革地理至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路径。还对照西方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安德鲁·H·克拉克、H.C.达比、阿兰·R.H.贝克等人的理论和观点，论证了两个不同渊源的知识体系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融合。
无论是上编的“文本新释”，还是中编的“概念重构”，作者都从揭示文献的细微差异入手，以大量案例比较归纳，不满足于质疑纠错，而是采用各种方法，论证或解释文献的真实内涵，从制度层面重构史实。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葛剑雄
金元之际路制演变再研究（节选）
自清代乾嘉以降，对世祖至元年间反复发生的京兆改名安西事件真相的解读，诸家前贤往往依靠校勘和本证《元史》之《世祖纪》《地理志》的记载，尝试加以贯通疏释。然而，无论采用以纪文证志文之阙、进而两者互校的思路，还是认为相关纪文撰述属于前后重出的观点，其实都是从文献本身的层面出发进行爬梳考证而得出的结论。由于《元史》纪志诸文的史源分别来自于不同时期成书的《世祖实录》和《经世大典》，因此这种纯粹文献印证的方法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容易导致主观臆断，忽视两者撰述体例之间存
在的相同与差异，从而得出偏离史实的结论。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京兆易名安西事件本身，以及《元史》对其记载所遵循的书写体例等两个方面，对两次调整措施的政治背景与真实性展开重新论述。研究表明，至元十五、十六两年连续发生的京兆易名安西事件，反映出元廷与安西王族之间复杂的政治博弈关系。从宗藩分封的角度看，前次京兆易名安西体现出元廷对安西王府取得历史功绩的肯定；而从中央集权角度看，再次易名并进而设立所谓路总管府，则又成为元廷压制王府割据离心势力，恢复与重建地方统治秩序的直接反映。要言之， 这是蒙古帝国具有的游牧文化与中原汉地传统农耕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与彼此排斥相交织产生的结果。从《元史》撰述的行文体例而言，记载上述内容的本纪遵循将元代诸路总管府设立之前的总管府简称为府的原则。故而形成《世祖纪》至元十五年七月改京兆府为安西府的记载。可以说，两次京兆改易安西事件，是在不同政治背景下作出的形似却又本质存在差异的政区调整。
由于至元九年至十五年间，忙哥剌受赐京兆分地，使得通过京兆易名而正式建置的安西路总管府，迨至至元十六年底方才成立。这与《元史·百官志》所谓北方中原地区诸路总管府普遍设于至元初年的情况，似乎显得有些迟滞晚成。不过，这显然是《元史》自身撰述简略过当所造成的假象。忙哥剌以宗藩分封出镇京兆，取代京兆地方政府乃至整个陕西行省行使军政权力，无疑可视为自至元初年以降，在中央集权化进程中嵌套发生的典型曲折与反复。就此而言，以京兆为核心的陕西地区，其路制改革推进较之中原地区颇有一定的特殊性。然而，若将京兆易名以及安西路总管府成立，置于元帝国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量，就会发现其所带有的普遍性特征。至元十六年前后，随着元朝最终实现空前一统局面的来临，体现在地方行政区划层面的变动达到新高潮。结束安西王府在陕西地区的半割据状态，重建以行省和路制为主导的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地方行政新秩序，就成为构建上述国家大一统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解读京兆、安西诸府路的沿革之所以留有破绽，与学界长期以来对金元之际的总管府性质有所误识不无相关。金代总管府既是最重要的路级官署机构，同时由于府尹兼领之制，也是诸总管府路首府的办公场所。按照惯例，作为路级机构的总管府对应的施政区域，可以称为总管府路。然而，据此却不能进一步作为将各路首府视为“总管府府”，并进而将其作为简称总管府的依据。否则便会在作为路级机构的总管府，与作为府州存在的诸路首府之间，产生难以分辨的混淆。更为重要的是，在《金史》等文献中，并没有视诸路首府为总管府的记载，以往的认识恐怕只是后世学者的误读。
元代路制的定型，伴随着路一级行政区划在整个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层级下移，这固然是金元之际行省制度从萌芽到发展的结果使然，但同时也不应忽视此间路制自身的演变特征。其中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元路开始直接亲领诸县，从而成为标准意义上的统县政区，这显然是宋金诸路不曾具有的历史特点。实现上述转变的最直接途径，又是金元之际不断式微且最终消失的诸总管府路首府。总而言之，金元之际的路制演变问题，作为认识中古后期到近世以降地方行政区划演变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事实上仍有不少可供讨论之处，需要继续深入探索。本章以至元年 间京兆、安西诸府路沿革为个案的分析，正可视为此间典型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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