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第五辑)

1. 中世纪欧洲的文明一向被视为近现代欧洲文明的起源，然而，中世纪的重要性之一，却恰恰体现在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传递上。打通西方古典与中世纪的研究，推动横跨历史、哲学、法学、文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将关注的视野投射到狭义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外，是本辑刊的努力方向。
2. 《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第五辑刊发的主要是有关西方古典学和中世纪研究的原创论文，包括校勘学、钱币学、哲学、铭文学、文学等多个领域。
3.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通过这本辑刊，能够紧跟当前古典和中世纪研究的尖端成就，精进研究；对于对古典学感兴趣的大众读者而言，通过本书，能够跟随研究者们探究神秘中世纪哲学，在思辨与沉思中找到心灵寄托。

本书是《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的最新一辑，刊发的主要是有关西方古典学和中世纪研究的原创论文，包括校勘学、钱币学、哲学、铭文学、文学等多个领域。本辑分为研究论文、教学论文两个部分，研究论文部分包括江岸《古文本的视觉化表现：阿提卡瓶画中的纸草书卷图像》、包倩怡《残舟之锚：格里高利一世的修士—主教逻辑》、栾颖新《劳动、育儿与互助：托钵修士笔下的 13 世纪鲁昂女性日常生活——以鲁昂道明会奇迹集为例》等，教学论文包括桑阳《语法配价法：一种意大利式拉丁语学习法》等。

李文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西方古典学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中世纪史、抄本文献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神圣罗马帝国之意大利问题再研究（10—13世纪）”、德国科学基金会（DFG）项目“罗马教廷与蒙古诸汗国往来文书校勘与注疏”。2021年在Böhlau出版德文专著Die Vita Papst Gregors IX. (1227-1241): Papst und päpstliches Amt in kurialer Sicht（《〈教宗格里高利九世传〉：教廷视角下的教宗与教宗制》），该研究获“保罗·萨巴捷”奖，并于2023年在CISAM出版英译本。

研究论文

江岸 古文本的视觉化表现：阿提卡瓶画中的纸草书卷图像

张红霞 作为文物与史料的西方古典钱币

夏洞奇 “从死中复活”：《忏悔录》卷八考

陈莹雪 基督徒的临终财产处置——查士丁尼时代的个体实践与帝国立法

包倩怡 残舟之锚：格里高利一世的修士—主教逻辑

褚敏绮 算术与语法之间：拜占庭人如何用算术诠释希腊字母的奥秘

王骞禹 12世纪本笃修士的财产观与清贫观——以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教会史》为中心

栾颖新 劳动、育儿与互助：托钵修士笔下的13世纪鲁昂女性日常生活——以鲁昂道明会奇迹集为例

胡佳竹 英法百年战争初期英格兰的海疆防御制度

康宁 法律文明进程中的欧洲中世纪行会：议题与线索

谢丰斋 论中世纪英格兰经济的信贷推动

教学论文

桑阳 语法配价法：一种意大利式拉丁语学习法

罗莹 参与和思考——北京大学基础拉丁语教学实践笔记

格里高利一世（590—604 年在位）是历史上第一位修道士出身的教宗。他基于个人修道经验，在担任教宗之后整理完成《约伯道德书》，讲经布道并整理完成《〈厄则克耳〉布道辞》，力图纾解出世的默观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与入世的行动生活（vita activa）之间的矛盾，宣讲一种结合默观与行动的理想生活。初任教宗的格里高利相信，这种生活，可以将人导向人之本初的默观状态。而他，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修道院的教宗，是这种生活的宣讲者，同时也是其实践者与推动者。

在格里高利身上，修道士与主教两种角色实现合一。然而，这两种角色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修道士与主教各自隶属基督教的两大传统：修道传统与教会传统。这两个传统始终并存于教会漫长的历史中。并存本身，说明二者相异，相对独立。

根据教会传统，主教是宗徒的继承者，承担了基督赋予宗徒的使命。他们要传播基督福音，是“宣讲者”，是“导师”。传教的使命，以及施行洗礼和训导的职责，要求主教生活在信众之中。如果说主教继承了宗徒传统，那么修道士则延续了修道传统。这个传统，跟主教传统一样，也以《圣经》为源头。但是，与主教生活在社会中不同，修道士要远离人群。修道生活旨在让人放下对尘世的贪爱，一心追求在灵中见证天主。为避免尘世对灵修形成干扰，早期修道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修道者需要离开世俗世界，退入荒漠孤寂的生活。

早期教会中，主教与修道士角色之间的矛盾，不仅在于两者与尘世的距离，也在于两者有着不同的生活。修道士的生活完全以默观为中心，最终实现高度个人化的直面上主。而主教角色，自形成之初，就已经具备了明确的社会属性，在发展过程中更是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主教在 2 世纪下半叶成为地方教会唯一的领导。自那个时候起，主教担任的职能就不再仅仅是教导信众，他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关照信众：对抗异端，维护教义正统性；与其他地方的主教通讯，维护教会统一；经济上接济困难的信徒；替教会成员出面与官方周旋；等等。随着教会的发展，教会组织结构日益复杂，主教承担的职能也日渐增加。到了古代晚期，与牧灵直接相关的主教职能就包括：布道，教导慕道者，督导教徒，主持洗礼、感恩礼与其他诸仪式；安排慈善，照顾孤寡、穷人、外乡人，赎买战俘；管理教士、执事和其他教会工作人员。这样繁重的工作，意味着主教生活难以以默观为中心。

然而，古代晚期社会却涌现出一大批修士—主教。在帝国东部，继巴西尔（ Basil of Caesarea, 329/330—379 年）、尼撒的格里高利（ Gregory of Nyssa，约 335—约 395年）、纳西昂的格里高利（ Gregory of Nazianzus，约 329—390 年）、约翰·克里索斯托（ John Chrysostom，约 349—470 年）之后，修士—主教成为常态。在西部，有都尔的圣马丁（Sanctus Martinus Turonensis, 316/336—397 年）、阿尔勒的凯撒留（ Caesarius Arelatensis, 468/470—542 年）、出自勒兰群岛修道院（ Lérins）的主教们。高卢的波美里乌斯（Julianus Pomerius, 5 世纪下半叶至 6 世纪初）还写了《论默观生活》（ De Vita Contemplativa），鼓励修士—主教。这些格里高利之前的修士—主教范例，说明古代晚期社会提供了产生修士—主教的环境，也说明修道士与主教这两种角色相互间具有兼容的基础。

格里高利是古代晚期拉丁语教会中最富影响力的修士—主教之一。他认为，结合了行动的默观生活是人在世间可以实现的理想生活，践行它的修士—主教是最理想的基督徒角色。他以著述、教宗工作与自身生活，实践并行推广这种理念。认识格里高利的修士—主教逻辑，对今日研究者理解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十分重要，因为这位教宗在中世纪被尊奉为灵修大师，他的著述是当时拉丁语世界里图书馆的必bei馆藏，且馆藏数量远远超出其他所有早期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