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与禁忌(一生不可不读的心理学经典 揭开图腾与禁忌的奥秘)

一生不可不读的心理学经典！

以精神分析学解答社会心理学问题。

人类道德是否真的始于禁忌的确立？

揭开图腾与禁忌的奥秘！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代表作，重要性仅次于他的《梦的解析》。

 该书一直是高校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书目。

 属于我社“摆渡·经典”系列。

翻译质量特别好，广受学界认可的翻译版本。

《图腾与禁忌》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代表作之一，于1913年首次出版发行，重要性仅次于他的《梦的解析》。该书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书目。

《图腾与禁忌》是弗洛伊德论述图腾制度与禁忌关系的著作。弗洛伊德认为，图腾禁忌反映了人类对LUANLUN的恐惧;塔布（即禁忌）是矛盾情感的产物。在对泛灵论的施术方式（巫术与魔法）进行研究分析后，弗洛伊德发现原始民族在施术的操作过程中，尝试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规律来操纵真实事物。他提出，人类对自然的第一种解释（泛灵论）是由心理作用所造成的。该书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解答了一些社会心理学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被世人誉为“精神分析之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著有《》《》《》等。

译者简介

赵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史，著有《规范与自由：帕森斯社会理论研究》等，译有涂尔干、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等人的作品多部。

目录

希伯来文译本序 / 001

前　言 / 003

第一章 LUANLUN畏惧 / 001

第二章 塔布与矛盾情感 / 031

第三章 泛灵论、巫术与思想全能 / 121

第四章 图腾崇拜在童年期的再现 / 161

参考文献 / 255

译名对照表 / 267

希伯来文译本序

本书（希伯来文译本）的读者将会发现让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位作者的情感状态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位作者对于圣经（Holy writ）的语言一无所知；而且，他对于其祖先所信奉的那种宗教就像对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一样是完全陌生的；同时，这位作者还无法（与其民族成员一道）共享一种民族理念。但是，另一方面，这位作者从未否认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他觉得自己本质上仍是一位犹太人，而且，他也无意去改变自己的这种身份。如果有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已经放弃了你的同胞所共有的这些特征，那么对于你的犹太人身份来说，还会剩下什么呢？”他将这样回答：“（还剩下）很多很多，而且还可能是其中最本质的特征现在他还不能用语言把那种本质特征表达出来；但毫无疑问的是，总有一天他内在的科学精神会使之成为可能。

因此，当这样一位作者的一部著作被译成了希伯来语，并被放到书中所引用的古老的习语正是其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的那些读者手中时，这对于作者来说的确是一种十分独特的体验。而且，这部著作虽然涉及的是宗教和道德之起源问题，却并没有采用犹太人的观点，也没有格外地偏爱犹太人。不管怎样，本书作者都希望同他的读者一道坚信：公正无偏的科学与新生的犹太民族精神不再形同陌路。

维也纳，1930年12月

前　言

下述四篇论文最初（以本书的副标题为名）发表在由我指导的《意象》（Imago）期刊的前两卷上。它们体现了我的下述意图：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发现初步用来解决社会心理学（V?lkeipsychologie）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看来，这几篇论文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一方面可以与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的全面工作作比较，这种工作将非分析性心理学（non-analytic-psychology）的一些假设和研究方法应用于某些相同的主题之上，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同精神分析学的苏黎世学派（the Zurich School of Psycho-analysis）的作品相对照，与前者相反的是，该学派力图借助于取自社会心理学的素材去解决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的问题。（参见Jung，1912和1913）。我乐于承认，正是上述两种研究给予了我撰写这些论文的最初动力。

我深知我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我不用提及作为开创性研究所必然具有的那些特征，但是其他一些问题仍需予以简要说明。收入本书的四篇论文旨在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兴趣，实际上，除了很少一部分熟悉精神分析学本质特征的读者外，这些论文是不可能被人们理解和赏识的。我们只求它们能在研究此问题的社会人类学、哲学及民俗学学者与精神分析学家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然而，它们却不能够提供双方所缺少的东西：它们既不能给前者提供一种关于新的心理分析技术的详细引介，也不能使后者充分掌握一些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材料。因此，只要能引起双方研究者的注意，并促使他们相信相互偶尔的合作将会有助于其研究，我就心满意足了。

读者将会发现，作为这本书的两个基本主题——图腾与禁忌——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禁忌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比较确定的，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尽可能试图予以详细阐明。而关于图腾这一部分的研究，我们却只能这样说：“在阐释图腾的问题上，精神分析学目前能有所助益的就是这些两种研究上的这种差异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禁忌（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而图腾却早已销声匿迹）。尽管（这种禁忌现象）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指向另外一种主题，但是它们的心理特征与康德（Kant）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并无什么不同，都是以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并排斥任何有意识的动机？相反，图腾崇拜则是某种与我们的当代情感相异的事物，是一种实际上早已被抛弃并被一些更新的形式所取代的宗教一社会制度。在当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习惯及风俗中，它只留下极其微弱的痕迹，即使是在那些仍盛行这种制度的民族中，它也早已被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和技术进步对禁忌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其对图腾的影响。

本书试图通过一些保留在儿童时期的图腾崇拜的遗迹，亦即通过我们的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细微迹象，来推导图腾崇拜的原始意义。图腾与禁忌之间的紧密关联又使得我们向着本书提出的假设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最终的论述使得这一假设看起来很难令人信服，那也没有必要指责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近似于现实，毕竟重建这种现实是如此的艰难。

罗马，19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