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形而上学

本书是一部对公共实践领域展开形而上学思考的政治哲学专著，分为上、中、下三篇。对自由的理解、对权利的先验论证，以及基于对自由的重新理解而引发对国家基础的重新审视，对近年流行的各种“保守主义理论”的质疑和反思等，构成了本书的上篇也即“理论篇”的主要内容。中篇（“历史篇”）则是在上篇提供的理论视野下，对近代四个最重要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作品展开讨论，以展示近代哲学如何从自然状态与自然法转而从自由与自由法去论证权利原则的历史进程。下篇也即“现实篇”是在“理论篇”确立的分析框架下处理我们时代所面临的一些世界性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原则本身的正当性根据是什么？这一原则本身是否有界限？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理论与权利理论共同推动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而民族国家理论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撕裂与动荡，那么，权利理论与民族国家理论究竟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国际政治哲学领域未加澄清的问题，本书试图做出回答。

本书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而具有前沿性：一、发挥并运用了康德开创的超验哲学论证方法，展开对政治实践领域进行形而上学维度的研究，寻找并确立政治世界的普遍原则的先验根据，既突显了对这一领域的先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揭示了对这一领域的各种经验研究的局限；二、基于作者在第一哲学层面对自由的新理解，引发了对人类个体之间的相互性关系与相互性原则的发现，并据此找到了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之间的根本区别，从而找到了国家产生的真正前提——伦理社会；三、在前面基础上，修正了自由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国家观；四，在理论上理清了民族国家理论与权利理论之间的关系，划清了它们之间明确的界限，澄清了它们之间长期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关系，在理论上否定了民族国家理论可以直接成为一个民族提出主权诉求的理由；五，对多元原则本身的正当性给出了理论论证，同时划定了这一原则本身的界限。

黄裕生，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兼岗博士生导师，全国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等。出版有《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2002年第二版，凤凰出版集团，2014年第三版），《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2002年第一版，2011年第二版），《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凤凰出版集团，2008年第一版）,《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北京三联，2014年第一版）等专著。

1983年9月至1987年6月就读于厦门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7年9月至1990年6月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同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工作；1992年9月至1995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在职博士，师从叶秀山研究德国哲学；1998年8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2年赴德国马堡大学哲学系进修；2004年被评聘为研究员，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2006年任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副主任；2007年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2009年6月调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哲学学科负责人，人文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11年兼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2014年至2017年兼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序 言………………………………………………………… 1

上 理论篇 权利原则与现代国家

第一章 我们需要一种权利形而上学…………………………………. 3

第二章 从自由到权利—对现代性社会原则体系的阐明………………….. 17

第三章 国家的伦理基础及其界限—对契约论与整体论的

修正………………………………………………………….33

第四章 国家与宗教—国家的伦理使命与宗教需求……………………….51

第五章 自由与保守主义（上）—保守自由还是保守

其他？………………………………………………………..73

第六章 自由与保守主义（下）—自由优先还是自然

至上？……………………………………………………….101

中 历史篇 从自然法到自由法

第一章 两种正义观与两种立法精神：从西塞罗谈起…………………… 127

第二章 国家既是第三方又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

说及其失误……………………………………………………144

第三章 建立在权利原则之上的政治理论—论洛克的政治

哲学………………………………………………………….168

第四章 从极端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论卢梭的政治哲学

（上）………………………………………………………..191

第五章 对强力的否定与人民主权理论的确立—论卢梭的

政治哲学（下）…………………………………………………217

第六章 从道德法则到权利法则—康德对权利的超验

演绎………………………………………………………….244

下 现实篇 权利时代与全球化

第一章 人权的划分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265

第二章 主权在民原则下的民族共治原则—化解“民族

国家理论”的双重困境………………………………………… 280

第三章 全球化处境下多元原则的正当性根据及其界限………………….302

第四章 人类此世的一个希望或出路：永久和平……………………….314

主要参考文献…………………………………………………337

后 记……………………………………………………….340

如果说近代以来人类在自我认识上有什么推进的话，那么这个推进就是对人类自身之自由以及基于这种自由的普遍自由权的认识与确立。这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跨越式认识，它开辟了人类一个全新的时代。它带来的变化不亚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全新认识所带来的变化。基于这种自我认识，不管是对于共同体，还是对于成员个体，维护与保障每个人之普遍自由乃成

为首要任务。

因此，尽管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保守”，也值得我们“保而守之”，诸如文化传统、美德、卓越、崇高等等，但是，人们首先要保守的乃是自己的自由。因为自由是最深刻的文化，自由是最宝贵的传统，自由是一切美德的前提。没有自由，文化就是野蛮的修辞；没有自由，传统就是愚昧的装饰；没有自由，美德就是鞭子的遗痕。所以，当人们出于维护自己的传统与历史而宣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时，需要警惕自己是否在维护某种否定自由的东西，因而是否在否定自己因自由才理当享有的权利与尊严；特别是，当人们出于对古典思想的信奉或爱好而主张一种保守主义时，则需要认真自问一下，是否对近代人类自我认识所达到的系统深度有足够的理解与把握，以免坠入古典思想残留的神秘与迷信。正是基于某种神秘与迷信，极端保守主义实际上把人类区分为拥抱真理的智者、接近真理的贤者与远离真理的众人。它在指责现代民主造就了“末人世界”的同时，却借神秘的“自然”之名直接就把人类的多数划入“末人”之列。然而，根据前面的讨论，就人的自由存在出于自然而突破、超越了自然而言，人类的自由就是他的自然，他没有自由之外的自然。所以，对于人本身来说，其自由之外没有自然，他的自由就是他最高的自然。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维护与保障这种自由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才是最“自然”的。因此，如果说现代民主造就了所谓“末人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不仅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而且也是一个自然的世界。

但是，实际上，恰恰只有现代民主才最有可能使大多数人摆脱“末人”的命运，因为它至少给所有人提供了不成为末人的机会与要求。如果个体的普遍自由得不到尊重与维护，也即是说个体失去了自由，那么这样的个体如何能成就出健康人格而各擅其长？又如何能挺身担当而不畏缩卸责？如何能独立有断而不是懦弱无决？更如何能巍然自期而不蝇营狗苟？在个体的自由空间得不到尊重与保障的地方，一个人的自主人格以及他的各种可能天赋也不可能得到合适的照料与应有的培养；同样 ，在这种地方，也无从培养勇敢的品质与担当的精神；而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更不会有独立与决断，只会有依附与盲从；同样，在这种地方，除了屈从于强制与本能而苟且营生外，关崇高与伟大。因此，情况必定是这样，哪里没有个体的普遍自由，那里就必定充斥着苟且偷生、盲从无断的末人。因此，我们倒是可以说，哪里没有真正的现代民主，那里才必定是一个末人的社会。

就现代科技与现代民主构成了现代性世界的两个基本面相而言，如果人们要对它做出修正或改变，那么，人们最多只能放弃前者，而不可能放弃后者，因为放弃后者意味着放弃了人之为人的普遍身份—自由者，结果必定是沦落入动物般的末人社会。实际上，人们也不可能放弃前者，最多只能节制前者、归位前者，即把现代科技放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上。

通过对各种保守主义的原则与主张的分析，最后我们要说，如果说有什么保守主义值得保守的话，那么它既不是要简单保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也不是要狂热保守天道或“自然正当”的保守主义，而是要坚定保守自由的保守主义。只有这种保守主义才能使传统以及一切值得保守的东西真正得到保守，因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保守一切；也只有这种保守主义才能为国家与个体保守应有的道德提供理据，因为只有有自由，才会有道德，并且也才有可能要求个人与国家都要有道德。在没有自由的地方，对于国家来说，只会有顺从的国民，而不可能有有德性的公民；而对于个人来说，则只会有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而不会有讲道德的国家。

——摘自《权利的形而上学》第上篇第六章第三节

后 记

本书大部分内容先后以专论的形式刊发在不同杂志上，正如在序言里交代的那样，这些讨论始终都围绕着一些基本主题，并贯穿着我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与主张。所以，在把它们汇集在一起时，它们似乎自己就呈现出主题性与内在关联性。这让我决定把它们修订成一部政治哲学专著，而不是文集。为此，我除了根据讨论的逻辑顺序把它们纳入了相应的篇章次序外，对原来的专论进行了增删，对一些论述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以使它们在讨论的理路上成为全书自然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内容大部分是我于2009 年6 月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之后完成的，所以有中国社科院同仁曾询问：“你到清华之后在研究领域是否有一个转向？”其实没有。虽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的主要兴趣是纯粹哲学领域，到清华之后也仍然以第一哲学为主，但是，政治哲学始终也是我关注与思考的领域。甚至在我心目中，这两个被人们视为分离或相关度不大的领域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一种彻底的第一哲学必定要延伸到政治哲学，而一种有头脑的政治哲学则必定要寻求第一哲学以为依靠。不过，到清华之后，有关政治哲学的作品在我发表的作品中的比例的确上升了，这属外在机缘造成的—因为需要讲授近代哲学。这一机缘促使了我提前去分析那些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文本，并把有关政治哲学的思考与讨论整理出来。这里，我要感谢从2009 年秋季学期开始的每一届选修这门课的清华学生，是他们的需要敦促了我把这方面的讨论提供出来。他们在课堂上提出的那些有质量的追问也促使了我完善自己的思考与讨论。

清华大学哲学系汇集了一批精干的学者，他们以富有思想性与专业性的学术工作造就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这对我是一个激励，所以，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我到清华之后给予我的友善与帮助，让我能够在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里坚守思想事业。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考，我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唐文明教授，不管是在工作坊里的现场讨论，还是书面上的思考，他的独特质疑与新颖观点经常会刺激我反思而推动了我更深入的思考。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来的同事马寅卯教授，我几乎每写完一篇政治哲学作品都会首先发给他，并总能从他那里得到真诚的意见与深切的共鸣。

在本书的编辑与修订过程中，郭东辉博士帮我做了不可替代的工作，沈鸿慎、翟婷在前期编辑过程中也帮我做了不少事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研究工作受到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的资助。

黄裕生

2018 年2 月5 日于学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