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1121624
本书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运用到民族医学研究的过程中，大大拓宽了科学史和医学史的视野，对医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科学哲学、科学与社会等方面都有涉及，成果丰富，新见迭出，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传播价值、具有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著作。
本书以被学界近来突出关注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基础，以民族医学中的蒙医、壮医、苗医等门类为对象，针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和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内容涉及各门医学的理论基础和相应的“身体”认识、在历史和当下传播中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民族医学理论与实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等。
书中的内容均来自作者及其合作者多年来正式发表的相关文章，本次出版我们将这些文章分类整合成若干主题。由于研究所依赖的理论框架的新颖性，以及研究视角涉及多门相关学科（包括医学史、医学文化、医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科学哲学、STS等），使得这种对民族医学的观察和研究有别于传统研究并具有新意，对于从新角度、新视野理解民族医学的历史、现状、传承与发展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目 录
导论 地方性知识
究竟何为“地方性知识”：一些误读与对概念的厘清 /3
第一编 民族医学视野中的“身体”
医学中的身体之多元性 /23
壮族医学“三道两路”核心理论的建构 /31
医学中的身体之多元性：以蒙医身体观为例 /50
医学身体的多元表达：对苗医三大身体理论的认识与观察 /66
哲学与身体的建构：湘西苗医生成学理论的案例 /85
第二编 民族医学与传播
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 /109
蒙古族公众理解中的“赫依”
──??????一项有关蒙医的公众理解科学定性研究 /131
蒙文医学科普图书调查研究 /160
公众对“上火”的理解及其与凉茶商业化的互动 /176
地方性知识与关于“毒”的科学传播：民族医学和西医在理论和实践的差异之一例/187
蒙医视野中的“毒”：兼论民族医学的发展问题 /203
第三编 问题研究
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
——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 /223
“坐月子”的性别文化研究 /238
“坐月子”传统及现代意义
——以北京某高校女教师群体为例 /265
民国时期避瘟散与仁丹之争 /281
第四编 民族医学之外
关于中医减肥的科学传播及其问题研究
——以微信中医减肥公众号为例 /303
几个有关中医问题的非系统性思考 /322
对马之汗液的认识与“身体”的多元性
——比较研究蒙古传统马学与日本现代马学 /327
女性主义对现代医学的政治批判二题 /341
集体化时期农村卫生科普的符号化实践 /347
身体规训与社会秩序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和身体“革命”视野下的口腔与牙齿 /359
序一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人类学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刘兵教授在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民族医学研究的过程中，对科学的本质、普遍性知识、身体的观念、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等一系列观念、思潮、理论、方法和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别开生面且发人深思的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著作。科学史能这样
来做，这还得归功于刘兵教授长期以来对科学编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以及在科学史领域诸多方向上不断开拓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我们怎么来看科学的历史。或者如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一样反过来说，对科学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科学的本质产生新的认识。刘兵教授在对“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分析中，抓住了它与“普遍性知识”的对立关系，认为这一对立的根本在于科学真理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对立。
曾几何时，科学的实证主义思潮盛行，近代科学把世界观念带入现代，理性、进步、发展是“现代性”的主题，科学史被认为是不断逼近真理、累积进步的历程。但是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开始把“科学发现的逻辑”与“科学证明的逻辑”区分开来，
声称他不关心“发现的逻辑”，只关心“证明的逻辑”，等于是承认科学的发现过程中是有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他甚至认为，科学理论都不必声称是掌握了真理，而只要声称是“可证伪”的。这其中隐含的“相对主义”倾向，则由后
来的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其向科学的顶峰一步一步的累积式演进，而是在于不同“范式”之间的转换。在库恩这里，科学真理的“一元性”假设也成为不必要的了。库恩的思想，不仅对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编史学，
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也是在库恩引起的思潮中提出来的。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提出“地方性知识”概念时指出，地方性知识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最坚定的普遍主义者，不管是进化论者，还是传播论者，不管是功能主义者，还是结构主义者，都不能否定知识是与产生知识的情境相关的，看你看
什么、怎么看、与什么一起看。同时也有如何构建、如何描述、如何呈现的问题。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不是一开始下定义就可以说清楚的，而是要在对事物及其发生的情境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中呈现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出来。
科学知识也免不了是“地方性的”，它要变成“普遍性的”知识，必然要经过传播、教育、科学共同体的认同等过程。而且即便是在最内核的科学定律和理论层面，科学知识也是“地方性的”。我们知道，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定律，也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有效，而在微观的量子力学和宏观的宇宙学领域，就不适用了。著名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Bohm）更是提出了物理定律是对事物之间在不同参照体系下不变关系的认识，而不必是我们习惯的对事物本体的认识。这样物理学定律或理论，当然也只能是适合有限范围的“地方性知识”了。
当这样来看科学时，我们就不必把科学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不必认为近代科学发展之路是科学发展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不必认为中国或非西方文化中就根本没有科学，不必认为中医或民族医学就是“非理性”的“巫医”或迷信。我们恰恰可以通过对非西方科学和医学的研究，认识科学的多元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为科学史绘制一幅丰富多彩的生动画面。
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在本书中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他们从“地方性知识”概念出发，对民族医学中的蒙医、壮医、苗医等进行了具体的案例研究，大大拓宽了科学史和医学史的视野，对医学人类学、科学传播、科学哲学、科学与社会等方面都有涉及，成果丰富，新见
迭出。当我们用不同的“范式”、不同的“世界观”，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看民族医学时，民族医学展现给我们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身体的语言”、医药的知识、疾病的认识和治疗的实践。好比是到山间野外，采集科学的奇花异果。
刘兵教授是著名的学者，我有幸与刘兵教授认识多年，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还在读研究生时，读他关于科学编史学的论著，深受启发，受益匪浅。此后几十年中，我们都在科学史这个圈子，时有交往，讨论科学史与科学史理论问题，常常发生思想的共鸣。他在准备此书稿时，邀我作序，我深感荣幸，欣然答应。再读书稿中的论文，我更是深有感触，于是借此机会谈了谈上面粗浅的认识和感想。对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在本书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
孙小淳
2023 年 5 月 7 日于北京
序二
我曾经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现在大抵还是，不过对于科学的理解有些不同。大学时，我读的是中医学院，学习了生物医学之外的另外一种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但是由于大学课程中其实有一半以上还是西医课程，以及自幼受到的理科教育，令我对于科学的理解大概还是处于形容词的层面上，即科学知识意味着“科学的”或者“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知识。在学习大学课程时，也经常会陷入纠结，比如解剖课上学习的肝脏在腹腔的右侧，但在中医理论中却是“左肝右肺”。中医学的知识体系与现代医学多有类似的抵牾，本着眼见为实的想法，我多少有点儿厚西薄中，我认为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是随着识见渐博，我知道知识不能以一个标准评判，知识有多种尺度。
科学是一种尺度，而文化、情感、价值观等也都可以作为知识的尺度。即便是科学本身，尺度亦非单一，不同尺度下，知识的价值与意义不同。本序所言的科学主要是指 16 世纪以来在欧洲发生的以数学为基础、以实验为知识主要发现方式的近代科学。中医学的知识系统
来源于秦汉时期中国的自然与社会风土，古人用充满智慧的观察与思辨构建了体系化的中医学知识。同时，这一系统的知识应用于临床，其效应可谓可靠。一种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知识被经常贬抑为“不科学”，这本身就不科学。如果不是事实本身的问题，那就是尺度的问题。中医学自身有其知识评判的尺度，这一尺度可以是观察的结果，可以是理论的演绎，可以是临床的证据，未必符合科学的要求与标准，即用数学计算以及用实验发现与验证。如果以现代医学，即科学医学的尺度来看，中医学的知识未必科学，潜台词是未必正确。但是，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未必不正确，也未必不可靠。
可以说，中医学的存在与其可靠性打破了现代医学的一元尺度，并且在社会文化的加持下，在国内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仿佛可以与现代医学分庭抗礼。相对于中医学的成功，民族医学的处境则颇为艰难。从学科归属来说，民族医学显然是归不进现代医学
范畴，大概也不怎么受中医学待见，在全国的中医院校中，除了几个自治区有民族医学的科目，大多数都没有。民族医学有点儿“爹不疼娘不爱”的悲凉感。不过，兰生幽谷，终有人识，这个没人疼爱的科目自然也有人关注。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给民族
医学作了知识论上的辩护，《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一书就是一次集中呈现。
民族医学所承载的是比中医学更加非主流的知识系统，从本书的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角度言，即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与意涵在本书的导论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解读，我认同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所谓地方性，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概念，更意味着一种知识类型。不同的知识类型间或许不可通约，但是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不能说科学知识是高级的知识，而古代中医的知识就是低级的知识。各自有其尺度。比如，现代医学将身体按照系统分类，分为神经、运动、消化、呼吸、循环、内分泌、泌尿、生殖八大系统，而中医学按照脏腑、身形分类，分为肝、心、脾、肺、肾五大藏象体系，以及皮、肉、筋、脉、骨五大身形范畴，在理论解释层面两者之间很难说有高下之分，在不同的应用范畴上，
各有各的合理性。至少在中医药用药的指导上，中医的分类更为适合。同样，在民族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亦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本书中述及了壮医、苗医、蒙医等民族医学的身体理论，在我们大多数人戴着现代医学的眼镜，也就是说总是以现代医学为参照物对待这些理论时，看到譬如“三道两路”“四大筋脉”等名词，总是感到有一种异类感与自然的排斥感。“异类”就应该排斥吗？我们没有置身于民族医学的生长环境中，没有置身于这种地方性知识的背景中，似乎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去排斥与否定一种理论形式。每一个民族的医学，当然包括十分小众的几乎没有进入学者视野的一些民间医学技术都有颇具特色的知识内容，有些成为系统的理论，有些只是散在的经验，这些知识自有其存在的意义。
民族医学的意义在哪儿？如何发现其意义？本书提出，地方性知识是发现民族医学意义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同中医学相比，民族医学具有更为显著的“地方性”，其存在本身即有力地给出了知识尺度的多元化证明。本书作者对于民族医学的身体观与技术理论的讨论也是
尽量秉持着公允的态度。如“蒙古族公众理解中的‘赫依’——???一项有关蒙医的公众理解科学定性研究”一节，作者对内蒙古地区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与性别的公众作了访谈，在不同对象的描述中寻找“赫依”的本体，同时观照了公众的“外行知识”和专家的专业知识之关系，这一案例对于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支持。承认地方性知识的存在，就意味着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医学知识类型。现代医学、中医学、民族医学各有其地方性，在这一视角下，民族医学的合法性得到了部分辩护。
仅仅有一个理论资源的辩护似乎不够。本书还从科学传播角度进一步对民族医学的意义作了阐发。“蒙文医学科普图书调查研究”以及“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两节中，无论是对科普图书的界定还是对医院科普挂图的调查，均尊重了公众对于科学
的理解。如前所述，知识有多种尺度，公众的认识当然也是一种尺度，地方性知识的形成与公众在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密不可分。公众认识与精英（科学家）的认识有所不同，虽然科学家拥有比公众更多的解释知识的权利，但是未必是所有真理的持有者。公众对于知识的理解可能有更容易被接受的解释力与更为长远的生命力。如本书中讨论的关于“上火”与“毒”的公众认识与科学传播，就是很有力的例证。“上火”“毒”等词语于国人而言，已经刻入文化基因，即便是现代医学的医生与最“纯粹”的科学家，也离不开类似术语，失去了这些貌似不科学的词语，则会很大地影响中文的表达。进而言之，“炎症”比“上火”更为接近真理吗？似也未必。
或者有人要质疑，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局限性的视角，用此看待事物，失之于偏狭。这里涉及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抛开知识辩护的观念不谈，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民众，我们每天所接受的、所思维的、所输出的知识，能超然于“地方性”之外吗？正如
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大多数中国的西医一生中难免要去看中医一样，即便我们标榜自己如何科学，也不能免于地方性知识的支配，如上所说，“上火”“毒”等概念已深入到语言的毛细血管中，又如“坐月子”也成为中国女性最有代表性的支配身体的一种权利。本书中提到，“坐月子”正在为现代医学所改造，披上科学的外衣。虽然作者认为，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医疗文化与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坐月子”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意义，并不一定需要使用现代医学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判定它的价值，不过，反过来说，这种科学化“坐月子”的行为本身就是地方性知识存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明证。我们生活在“地方”中，每个人都具备“地方性”，“地方性知识”无处不在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作为在“深层意义上与科学知识一元论立场的对立面”，地方性知识与科学具备同样的知识地位。
所以，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著作本书，其意义并非仅仅在“推广”民族医学。事实上，刘兵教授虽然对于医学的多元化深具兴致，并且愿意尝试不同的医疗方式，甚至偶尔自行披挂上阵，对自己与亲友动手实施他的地方性医疗知识，但是他的真正目的是给科学一个多元化的解释，给予更多的知识类型以合理性。地方性知识对于一元论的现代科学本身而言，在同样面临着诸多危机（本序略于展开）的今天，或许是一种和解，也未尝不是一种出路。
张树剑
2023 年春于南京寓所
究竟何为“地方性知识”：一些误读与对概念的厘清
近来，关于“地方性知识”问题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究竟如何恰当地理解“地方性知识”，如何将之作为研究的基点，以及如何伸张其延伸的意义，由于不同的学者对于“地方性知识”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立场，仍然是可以而且需要讨论的问题。一些广为流传的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看法，其实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此概念的误读。而且，带来这些误读的原因，有语言翻译理解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传统观点和立场，以及未经充分论证的假定的潜在影响。基于“误读”的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则会带来一些对体现和传播这种新的研究框架之价值的不利影响。
鉴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现在已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理解中被广泛应用，除了其起源的人类学，在农业、生态、经济、管理、文学、艺术、历史、政治、法律等多个领域中均被引入并成为研究的视角。仅就以 STS（科学、技术、社会）领域的研究为限来进行一些讨论，也还是一个颇为巨大的领域，大致说来，可以包括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人类学、科技政策、科学传播等多门学科。这些学科因领域名称的限定，总是与科学和技术相关，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相关，与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本性的理解相关，也与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及评判的认识相关，甚至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回避最基础性的形而上学立场。当然，随着讨论和认识的深入，对于在 STS
领域中如何更好地运用“地方性知识”概念框架，以及如何使STS领域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下得到理想的发展，也是具有着一定意义的。
一、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关于对“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理解的问题。其实，对于何为“地方性知识”，人们的理解是彼此并不完全一致的。一般来说，大多认为是人类学家吉尔兹首先在人类学，或更准确地说是在阐释人类学的派别中，强调了这一概念。随之，这个概念变得在许多研究领域中都流行起来。“至少，在人类学领域，‘地方性知识’这个术语，成为关注的热点，是由于吉尔兹关于法律比较研究的人类学论文。”
不过，如果仔细读读那本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名为《地方性知识》的文集，人们会发现，其实吉尔兹自己并未严格地对其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将这一并不十分清晰的概念用于其对法律的人类学研究。但他确实将这种法律的“地方性”与“法律多元主义”联系起来。至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如何从人类学的研究中扩散到其他学科，相关的过程，笔者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或许，这个过程与库恩的“范式”概念从科学哲学向其他领域的进入有某种类似。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在起源上的界定不明确，以及对后续此概念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在其他学术领域的扩展使用过程的不清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虽然这个概念成为诸多领域中被使用频繁的重要概念，但人们对其的理解却并不一致（这又与库恩的“范式”概念后来被使用的情形颇为类似），甚至会有望文生义的“误解”。王铭铭曾指出，吉尔兹的书名“原文叫 Local Knowledge，翻译成中文变为《地方性知识》。‘地方’这个词在中国有特殊含义，与西文的 local 实不对应。按我的理解，local 是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思，但若如此径直翻译，则易于与‘地方’这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相混淆。Local 感觉上更接近于完整体系的‘当地’或‘在地’面貌，因而，不妨将 Local Knowledge 翻译为《当地知识》或《在地知识》，而这个意义上的‘当地’或‘在地’，主要指文化的类型，而非‘地方文化’”。因为“local knowledge 被翻译成‘地方性知识’，接着有不少学者便对‘地方’这两个字纠缠不放。实际上 local 既可以指‘地方性的’，也可以指广义上的‘当地性的’，而它绝对与我们中国观念中的‘地方’意思不同。我们说的‘地方’，更像 place、locality，而非 local。Local 可以指包括整个‘中国文化’在内的、相对于海外的‘当地’，其延伸意义包括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当然，现在台湾地区虽然主要是使用“在地知识”这种译法，但在中国大陆，“地方性知识”这种译法已经流行开来，恐怕也难以再普遍更换，但在对其的理解上，我们显然仍需避免因翻译而带来的误读的可能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页上，对于地方性知识是这样定义的：“关于自然界的精致的知识并不只限于科学。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会都有丰富的经验、理解和解释体系。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知识指那些具有与其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解、技能和哲学。
对于那些乡村和本土的人们，地方性知识告诉他们有关日常生活各基本方面的决策。这种知识被整合成包括了语言、分类系统、资源利用、社会交往、仪式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文化复合体。这种独特的认识方式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面，为与当地相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以上这两种理解基本上是基于人类学的视角，但突出强调的是地方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知识系统的类型。王铭铭的这个说法是很值得强调的。不同文化类型的知识，各自构成不同的地方性知识，而整个加起来，构成了所谓的地方性知识的大类。这个知识的大类，
在说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的意义上，差不多也就是人类的知识，但其中，不同文化类型的知识系统，构成了多样性的各种地方性知识。在这一大类的意义上，差不多等同于说只有“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在这个大类中各种多样性的子项（也即不同文化类型的知识
系统），各自成为多种地方性知识。尽管其缘起会与某个“地方”相联系，不过，从人们认识的过程来看，哪种知识又不是从某个特定的地方产生呢？所以，其实强调起源于某个“地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这种缘起于某地的“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具有理想类
型意义的知识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这样的理解完全可以不仅限于人类学的领域，是具备了被推广到其他领域的充分可能的。（各种）“科学”作为地方性知识，只不过是其中以自然为知识的对象而再以另一种分类方式的分类而已。
当然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笼统，要严格地限定究竟怎样才算是一种理想类型的知识。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如何区分地方性知识内部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子项？其实这恰恰是需要基于各种的案例研究来分析提炼的。这正与库恩的“范式”说类似，“范式”的不同可以作
为区分不同的具体的地方性知识的标志之一。说“之一”，意在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判别依据。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近年来在国内外变得引人注意的科学哲学重要流派中的科学实践哲学这一支，其代表性人物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在使用“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时，关注的角度又有所不同。因为科学实践哲学突出强调“实践”（其实对于何为“实践”，
其定义也仍然并非十分明确），一方面，他认为：“理解是地方性的、生存性的，指的是它受制于具体的情境，体现于代代相传的解释性实践的实际传统中，并且存在于由特定的情境和传统所塑造的人身上。”但另一方面，他所关注的科学，是与其强调的实践场所，即科学家们工作的实验室（当然也可推及诊所、田野等场合）密不可分的。“科学知识的经验品格只有通过在实验室中把仪器运用于地方性的塑造时方能确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来，
其实他所谈论的那种源于在实验室的具体情境中实践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科学知识，只不过是广义的作为类型化的知识系统的“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一个子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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