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学：文学研究的终结

1. 富有逻辑，长于思辨。本书是金惠敏教授的又一新作，探讨了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的西学研究。全书具有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思想理论，跟着文中的思路，读者定会被感染而有所收获。
2. 前沿新颖，系统丰富。本书对于建立“文学文化学”这门学科，具有理论奠基的意义，基本讲清楚了建立文学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文学的文化性质；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涉及面广，具有条理和框架。

随着经济全球化、新传媒技术和大众文化等浪潮的日益冲击，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即文学在逐渐地被各种文化形式所吞没、取代以及重组。在此背景下，本书作者以当前西方文学理论界之相关成果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力图深化和刷新我们关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既有认识，开显和擘画“文学文化学”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原理。此外，本书“外一种”部分揭橥并论证了中国西学研究所必然赋有的四种性质，即中国性、比较性、世界性和对话性。此“四性”既是作者关于中国西学研究性质的一个事实性描述，也寄托了他对中国西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人文社科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之新使命的认知和自觉。

金惠敏，男，汉族，1961年生，河南淅川人，哲学博士。现任教yu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二级研究员。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北美东西方研究学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国内《文学评论》、美国纽约Telos、英国伦敦Theory, Culture & Society等刊编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3部。

自  序

文学文化学：文学研究的终结

引  语

第一章 文学与文化的二元划分以及整体聚合

第二章 文学的文化功用论

第三章 文学自身的文化性：语言、美学、世界文学

第四章 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辩证法

结  语

星丛共同体：中国西学研究的终结

引  语

第一章 中国西学的中国性

第二章 中国西学的比较性

第三章 中国西学的世界性

第四章 中国西学的对话性

结  语

与 2000 年这一世纪转折点相应和，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经历一场堪称“史诗级”的大转折：如果说在 20 世纪，文学和文化相互包含、包容，相互滋养、相得益彰，至少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那么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尤其是新传媒技术的急剧发展，文学与文化则日益别立为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两个领域。而且让文学家、批评家和研究者尤为难堪的是，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文化之精华和精神舵手的文学在诸多文化新形式的步步进逼下最后竟然连保得“一席之地”也变得难乎其难了。也可以说，文学不再是整个社会的宠儿，文学成了时代的怨妇。个中缘由不是读者根本上不再需要文学，而是受众在新的文化形式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快感或满足。例如：新闻事件比文学作品更有趣、更有悬念、更使读者欲罢不能；图像浏览较之于文字阅读能够更容易、更轻松地得到审美享受，而且这享受也更强烈、更有冲击力；各种体育赛事如足球、拳击、田径等更让观众癫狂忘我；各类娱乐节目不再“寓教于乐”，而是专意生产纯而又纯的娱乐，其中意义或有存在，但主要是发挥调味包和增稠剂的作用了；网络游戏之魔鬼般的艺术魅力  不少见于媒体关于其成瘾者的报道，反讽性地证明了伽达默尔的游戏即被游戏，即在其中游戏者之主体性丧失的论断；最近雄心勃勃的元宇宙技术更是誓言从底部全面完成对文学素来引以为傲的想象和虚构的升级换代，虚拟空间将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真的是从审美结晶体的“文学”巅峰一下子就跌入到审美泛化的“文化”日常。此时如果说仍然存在着审美的话，那么审美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纯文学”，而是“大文化”了，由此那一总是标榜自治的审美精神也变身为一种被重重杂质所粘附和

混入的“文化”活动。严格地说，这不是如费瑟斯通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是“日常生活文化化”，因为在此现代性的“审美”变成了后现代的“文化”，文化扬弃了审美，取代了文学。这样的文化显然比文学更像文学，比文学更具审美（娱乐）效力。

在文学与文化这两大概念之间，这因而便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裂隙，并逐渐发展到相互的怨恨和敌对。有目共睹：作为舶来品的“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语境迅速植根，开枝散叶，大有取代“文学”和“文学研究”之势；一时间“文学之死”的哀鸣不绝于耳，似乎一波高过一波，且愈加凄厉和锥心；“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对纯文学和唯美主义的拒绝，同时向文化和社会的开放也逐渐地赢得学界的关注和关爱，少有人再将其作为谬悠之说与无端崖之辞；建立在文学与非文学二元对立之上的现代性文学研究范式遭到质疑和抨击，文学不再是那么文学，而非文学（“文化”）也同等程度地不再是那么非文学，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变得相当模糊。以上这些都实质上表征着文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撕裂。于是有学者试图在“文学”与“文化”之间重建平衡与和谐，提出了“文化诗学”即关于文化与诗学之辩证关系的新构想。不过遗憾的是，其内部迄今依旧徘徊在以审美为中心与以社会批判为追求（“批判诗学”）这两端即传统的内外二元（例如雷内·韦勒克及其中国追慕者所坚守的文学研究范式之分野）之间，争执而未能做出进一步的整合。与“文化诗学”差不多同时出现、有相近旨趣、以“文学文化学”为名的研究，由于较少感受到文学与文化的撕裂之痛，故而能够心平气和地、聚精会神地对二者的关系做深入、系统和全面的阐述与开掘，其标志性成果为《文学文化学》一书。虽然成书于二十余年前，但至今仍然代表着国内学界在此一话题上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不过相较于“文化诗学”来说，“文学文化学”的学术性和体系性追求反倒使它对当代文化场景的剧变和相关理论动态缺少积极的回应，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