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0881759
★一部性暴力全球史
★一部充满同理心和信念的学术著作
★更全面地理解性暴力这一现实，并帮助我们展望一个没有性暴力的未来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乔安娜·伯克又一力作
以数十年的研究为基础，
以历史学家无所不知的眼光关注一个可能被称为“适时”的话题，
但实际上它早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跨越地域、文化和时代，性暴力的现实总是让人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的缺陷和残忍……本书探讨了性暴力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述了性暴力的跨国历史，帮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个现实并呼吁以一种横向的团结方式终结性暴力，展望一个没有性暴力的未来。
前 言 全球危机 1
第一章 羞耻感 1
第二章 （不）公正 29
第三章 性别带来的麻烦 61
第四章 婚姻中的性暴力 93
第五章 母亲和恶魔 123
第六章 清算 155
第七章 战争中的性暴力 185
第八章 心理创伤 213
第九章 一个没有性暴力的世界 241
致 谢 263
这部作品对性暴力进行了大胆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从多个地区和语言中选取了例子，对暴力的正常化及其非政治化版本提出了质疑。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麻烦》作者
《耻辱》具有大胆的全球视野和卓越的可读性，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性暴力这一现实，并帮助我们展望一个没有性暴力的未来。
——李怀瑜（Winnie M Li），《生命暗章》作者
前言 全球危机
万达·科尔曼（Wanda Coleman）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女诗人。1983 年，她发表了一首名为《强奸》（Rape）的诗，讲述了一名多重性侵受害者的故事。这首诗针对社会看待强奸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被打上耻辱烙印的不是那些犯下如此恶劣罪行的强奸犯，反而是那些强奸受害者。在科尔曼的诗中，一个女人被强奸，她的男朋友却怪她没有誓死反抗，然后也强奸了她。两名携带武器的袭击者闯入女人的家中，逼她表现得好像他们俩是她的情人。事后，他们甚至还向她吻别，说：“要是觉得孤单寂寞，就来个电话。”这首诗的末尾几句格外令人心碎：
她呆呆地等着，
直到确认，
他们不会再回来杀死她。
然后，
她拿起电话，
却误以为，
这个世界会理解她。
科尔曼的诗道出了众多强奸受害者的惨痛经历，也再次激起了我心中的沮丧和愤怒。多么耻辱——至今，性暴力受害者仍然会发现，以为“这个世界会理解她”是个“错误”。多么耻辱——在全球范围内，每 5 名妇女和儿童中，就有 1 人会受到性虐待。多么耻辱——有人会拿性别、性取向、种族、民族、阶级、种姓、宗教、年龄、所处时代、体形、身体残疾（或者没有残疾）等作为理由，对性暴力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多么耻辱——那些男朋友、情人，还有丈夫，竟然会觉得自己的性权利天经地义。多么耻辱——执法人员的惯常做法就是不相信那些报告自己遭受性虐待的人。多么耻辱——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势地位性侵他人。可以说，世界上一些象征“正义”的司法体系对待强奸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一种耻辱。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上报给警方的强奸案中，只有三分之一被最终定罪，真是耻辱。如今，这一比例降到还不足二十分之一。在长达 40 年的女性主义运动和法律改革之后，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真是耻辱。同样令人愤慨的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制订出一种有效的、非监禁式的方法来处置有性暴力前科的人。那么多所谓的“好人”不愿去倾听性虐待受害者的心声，多么令人痛惜。此外，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参与到旨在消除性暴力的运动中，同样令人痛惜。
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强奸和性虐待并不是人类文化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尽管性暴力在过去和现在都极其猖狂，但我们可以战胜和根除这种暴力。正如我希望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强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表现大不相同。这些差异为建立一个更和谐、更公正、更平等的世界提供了线索。在本书中，我将深入探讨纵容性暴力的各种因素，包括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并探讨性暴力的行为模式和实际情况。同时，我也会探讨受害者和施暴者赋予这些暴力行为的诸多含义。只有充分了解性暴力的多种形式，从尊重他人生命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推动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真正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性暴力带来的苦难。
全球背景下的性暴力
本书所涉及的只是全球性暴力行为（包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中的一部分。毕竟，性暴力的形式千差万别，难以全部涉及。19 世纪的爱尔兰农村妇女被诱拐逼婚，与 20 世纪的美国高中生在约会时被强奸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同样是遭遇性暴力，一个女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或在海地太子港的索莱伊贫民窟（Cité Soleil）面临的选择，与一个德国公民面临的选择完全不同。在法国，为避免更大的伤害而勉强与丈夫发生性行为的妻子，与塞拉利昂的“丛林妻子”也毫无相似之处。此外，如果你是男孩、男人或者非二元性别的人，情况也不一样。施暴者是挥舞着砍刀要挟，还是挥舞着一份待签的雇佣合同要挟，情况又不一样。一味地强调相似性、忽视差异性，总是有风险的。任何假设性暴力在全世界都一样的说法，都是在侮辱个体经历的特殊性。恐怖的形式从来都是有地域之分的。
而且，遭受伤害的可能性，在人群中的分布也不均衡。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波浪潮中，一个主要流派认为，“强奸是女性社会生活中的固有现象，并非例外现象”；“从 9 个月到 90 岁的每一个女性都有被性侵的危险”；“强奸是一种全球恐怖主义”。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她的经典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1975）中，对这些观点做了最具影响力的阐述。她坚持认为：“从史前时期到如今，强奸一直发挥着一个重要功能，即有意识的威慑功能，通过这种功能，所有男性可令所有女性望而生畏。”布朗米勒的书改变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性暴力的看法，但这种概括性的说法并非无懈可击。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女孩和妇女更容易受到伤害，就如同黑人及少数族裔群体（Black and Minority Ethnic）、难民、寻求庇护者、无证移民、性少数群体、非二元性别者，以及有身体残疾或有学习障碍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一样。
重要的是，这些易受伤害者的身份标签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的影响会相互累积和交叉。1989 年，金伯勒·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在她那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消除种族和性别交叉带来的边缘化问题》（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中提出了这一强有力的观点。克伦肖是一位法律学者，也是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创始人之一。本书采用了她的文章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克伦肖指出，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把焦点放在了“最有特权的群体”（也就是其他白人女性）身上，而“边缘化了那些背负着多重负担的人”。仅仅在一个“已经建好的分析架构”中加入黑人女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交叉性造成的影响，要大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分别造成的影响总和”，所以，“任何不考虑交叉性的分析方法，都无法有效地分析黑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时的特殊行为方式”。换句话说，要理解全球背景下的性暴力，我们不仅要关注性别歧视或种族偏见，还要综合考虑种族、性取向、性别、阶级、种姓、宗教、身体残疾（或者没有残疾）、年龄、所处时代等因素。
一切都很复杂
克伦肖的交叉性理论要求我们去关注人类生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正是在探索全球性暴力现象时碰到的诸多复杂性之一。我们在研究探索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大部分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讨论，但在前言中，我会首先集中讨论 4 个问题：一是“性暴力”的定义；二是对性暴力的定量分析；三是确保幸存者可以倾诉遭遇、可以得到保护的问题；四是描述性暴力时使用的语言和措辞。
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定义“性暴力”？我们都同意，强奸、性侵犯、性虐待，以及非自愿的性行为都属于性暴力。但是，发生在法定年龄以下的、两相情愿的性行为算不算性暴力？女性割礼（女性生殖器损毁）算不算性暴力？男性的割礼呢？性交易算是某种形式的暴力，但成年妇女为养活孩子而自愿从事的性工作算不算性暴力？陌生男性挥舞刀具，很容易被认为是暴力行为，但当丈夫越来越不允许妻子说“不”时，算不算性暴力？如果一个女性（无论是女孩还是妇女）仓促嫁给一个男性，只不过是希望受到保护，免受其他男性的暴力行为，算不算性暴力？
考虑到本书的写作目的，我将采用我在《性暴力史》（Rape: 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2007）一书中使用的定义。在该书中，我将性暴力定义为任何由旁观者、受害者或第三方（婴儿、幼童以及有严重学习障碍的人遭受的痛苦只能通过第三方来描述）认定的暴力行为。只要其中任何一方认定某一行为是“强奸”“性虐待”“性暴力”行为，那么这种认定即告成立。这个定义允许对“性行为”进行多种定义。毕竟，人们对“性行为”的看法一直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它还允许诸如“非自愿的”“不必要的”“被胁迫的”等措辞的定义可以根据文化差异和特定时期的约定进行调整。对于各种复杂的、围绕性别的身体接触，这个定义还允许我们从问题出发，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每个组成部分。
这个定义对法律教条同样提出了质疑。在全球范围内，法律在界定某种性行为是否属于暴力性行为时，都表现得十分吝啬，这主要是担心“普通”男性的不当举止会被定罪。司法管辖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强奸是“违背”受害者意愿的行为，还是“未征得她的同意”的行为？男性能声称被性侵吗？在世界各地，证明强奸发生所需的证据不尽相同。需要提供性暴力的证据吗？需要有目击证人吗？受害者的性史可以作为证据提交吗？关于强奸的处罚方式，从口头谴责、罚款或鞭笞，到监禁、阉割或死刑，差别也很大。此外，有关性暴力的法律条款可以在短时期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关于婚内强奸，先前法律还不可能干涉的事，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从法律上讲，成年人与未达到法定年龄的人发生性关系，一律属于犯罪行为，但通过简单的立法投票，法律关于年龄的约束条款就会被改变；而且在美国，不同州之间，对于这一年龄的认定可能会大不相同。例如，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各州在法律上认定女孩“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最低年龄（也称“性同意年龄”）差异很大，在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是 10 岁，在堪萨斯州和怀俄明州则是 18 岁。在全球范围内，“性同意年龄”的变化与人们认为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观念有关，与人们对童年时期的不同期望有关，与人们对婴儿和青少年是否应该负责任的看法有关，还与女性主义和其他激进运动的势力强弱有关。我们会在本书第一章中看到，在许多法律领域，性暴力的受害者要么没有发言权，要么只能保持沉默。
如果说第一个困难是关于“性暴力”的定性问题，那么第二个困难就是关于它的定量问题。在评估性暴力的程度方面，同样存在诸多障碍。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实施过强奸，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受害者。在本书中会提到各种统计数据，但这些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犯罪发生率，甚至反映不出警察对犯罪行为的了解情况。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统计数据都是被严重低估了的。
由于受害者不愿意公开控诉，对性暴力行为举报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受害者真的出面举报性暴力时，她们的抗议通常没人“听到”，更不用说有人回应了。这些统计数据通常来自幸存者说出真相的意愿，或者是从寻求医疗救治或法律补偿的受害者人数中推断出来的。因此，这些受害者可能并不是“典型”的受害者。即使是煞费苦心收集来的统计数据，往往也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比较。例如，人们有时会记录性犯罪中被定罪的人数，而最近改为统计受害者人数而不是施暴者人数。还有无数的因素可能让统计报告的内容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可投入在逮捕罪犯上的警员人数发生变化、人们向警方报案的意愿发生变化、犯罪排名（这可能意味着，某一类犯罪会比其他犯罪更受重视）发生变化，都会导致统计数据发生扭曲。
然而，数据统计上的不足不应该使我们畏惧不前。性暴力是一个大问题。你正在阅读本书的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你和我一样决心了解并根除存在于我们周围的这一祸害。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