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675033
1.书写“汉武帝之时的汉武帝”和“汉武帝之后的汉武帝”。全书40万字，内容翔实，细致梳理时间线，订正史籍谬误缺漏，填补《资治通鉴》中缺失的历史细节。
2.以编年体细致描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将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的每一年作为一个篇章，每个篇章分若干主题展开叙事，兼具开阔与精微，揭示汉武帝何以成为后世中国封建帝王的参照对象。
3.进入汉武帝时代的时间节奏和生活情境，看见煌煌盛世，也看见盛世之下的众生相。汉武帝无疑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但他的作为与当时普通人的感受能否共振，或许更值得探究。
4.配合必要地图，直观呈现史事。
本书以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四年作为时间引线，构成一部清晰、充实的汉武帝时代编年史。 作者以当时的时间节奏书写当时的历史，将符号化的汉武帝复原为血肉丰盈、灵魂复杂的刘彻，也描摹了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的众生相。 经由本书，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汉武帝，看到不同的汉武帝时代。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沉湎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抱持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惯于悲天悯人的，看到了无名苍生。
楔子：从三个常识说起
常识一：汉初以十月为首
常识二：新天子即位次年改元
常识三：年号的由来
建元年间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初招贤良
跋扈的祖母
第一次尊儒尝试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祖母的反击
作为著作家的淮南王
卫子夫蒙宠
帝王的陵邑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
卑微的诸侯王
七国之乱的影响
天子好兵
第一次出使西域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
天子的男宠
消失的《今上本纪》
南方的另一个武帝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
从“坑儒”说起
独崇五经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再度兴兵
董仲舒和灾异论
两项人事任免
附录一：建元六年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用兵闽越书
元光年间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李广与程不识
天人三策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失败的马邑之谋
鬼神之祀
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
黄河改道
灌夫之祸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
窦田之死
丞相和御史大夫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河间献王：更佳的天子人选
第一次巫蛊案
公孙弘的复出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初征车船税
卫青亮相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附录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元朔年间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皇子初生
再战匈奴
大汉的入仕之路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阳谋“推恩令”
夺回河南地与初置朔方郡
大侠郭解
主父偃的结局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张骞回来了
《春秋》决狱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
混乱的衡山国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白衣丞相
奇袭右贤王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
绝幕大战和进击的霍去病
二十等军功爵和武功爵
附录三：公孙弘与吾丘寿王辩“禁民间弓弩”
元狩年间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淮南太子引发的血案
元狩二年 (公元前121年)
霍去病两征河西
李广右北平之战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元狩年间史事纪年考
帝国的财政危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盐铁专卖
漠北大决战
祥瑞麒麟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宦海悲歌 / 265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方术、疾病与死亡
附录四：终军“祥瑞”对
元鼎年间
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
算缗与告缗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张汤之败
张骞又回来了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
大广关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后土祠与天命宝鼎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南越王国消亡史
战争的幕后插曲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南方大定
倾国倾城
附录五：汉乐府《有所思》
元封年间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封禅大典
两个黄帝
被封禅影响的人与事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天下
循吏与酷吏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
东征朝鲜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大民溃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
南巡与射蛟
初置刺史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
死在异乡的公主
附录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太初年间
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
太初改历
汉朝的马政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
西征大宛与再战匈奴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再战大宛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
大宛战略之尾声
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附录七：匈奴冒顿单于与汉高后往来书信
天汉年间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
苏武牧羊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
李陵兵败
天下大乱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初榷酒酤
长安城的防卫系统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
李陵与苏武的后事
附录八：《汉书·李广苏建传》节选
太始年间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
秦汉刑罚制度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
田仁与任安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
赵地、赵国与赵人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
寂寞的独白：《报任少卿书》
附录九：《报任少卿书》
征和年间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
巨变的前奏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长安城里的巫术
巫蛊之祸
谜团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余波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轮台诏
附录十：《轮台诏》
后元年间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扑朔迷离的最后时光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落幕
辅政疑云
盖棺难论定
附录十一：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出土疑似汉武帝遗诏
附录十二：《汉书·武帝纪》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在《汉武帝的征伐》一文中说：
汉武帝时代值得研究是因为它的时间足够长，能够见证中国新扩张方略最初的执行与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和放弃。我们还可以看到立场和观点各异的官员们的反应。
尽管鲁惟一所论仅着眼于军事，但可以扩及汉武帝整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汉武帝执政五十四年，历时之长占了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也相当于很多人一生的寿命，的确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事变换。
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凡帝王之史，一称本纪，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称纪，如《汉书·武帝纪》。“纪”是绞丝旁，本义为丝线。故班马的体例，也是以帝王一生为时间线，把其他相关世家、传、书、志等统筹起来，形成一部蔚然可观的时代史。
那么理论上，了解汉武帝五十四年执政生涯，时代发生着怎样的改变，众生遭遇着怎样的命运，这样一本书应该很适合用编年的方式去写。唯有如此，读者才能逐步感受到历史车轮为何不可阻挡，大小人物如何被它裹挟前进。但可惜的是，历史上除了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王益之编撰的《西汉年纪》等极个别著作，很少有关于汉武帝时代的编年作品。现代著作，更是一部没有，无一例外都按主题分章撰写，比如征伐四夷单列一章，凿空西域单列一章，巫蛊之祸单列一章，财政改革单列一章……这种体例的好处是主题鲜明，叙事清晰，可以把某一块知识作一系统性全览。但其缺点则是，把五十四年这么长一个时间段里发生的史事全部打乱重组，某种程度上会割裂人对时间逻辑的观感。比如，算缗、告缗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财政政策，但它们的出台，实则和汉对匈奴的战争有紧密关系，假如分为两个不同的篇章去写，可能导致读者对政策的时间定位不够敏感，不太容易感知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关联。又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历也是重要时间点，不准确定位它在时间坐标轴上的位置，了解前后发生了哪些事，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里感慨汉武帝在太初年间错过了改弦易辙的最好时机。总而言之，通过编年，读者可以更清楚地捋顺时代变迁之脉络。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尝试用编年体例写一下汉武帝。
但我稍做尝试，就似乎明白了没人这么写的原因—这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先说为何不讨好。一定会有读者咄咄逼人地问，《资治通鉴》就是编年的，你这么写还有什么意义，和《通鉴》又有什么区别，难道你会写得比《通鉴》更好？会这么问的，大概率并没有真的看过《通鉴》。如果看过，应该知道司马光只取有资政作用的大事，取材有很多取舍，所记并不全面，有些细节也略失客观。举个例子，元朔四年（前 125 年），司马光只写了两句话：
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细节。
这也正是我吃力的原因之一。既然本书按时间分篇章，尽管不能做到各年篇幅完全相等，但也不能某年写二三十字就草草交差。我必须遍翻原典，寻找这一年被司马光认为没有资政作用，略而不记，但值得读者了解的其他史事。
吃力的原因之二于是也出现了，汉武帝时代大事的纪年，其实是很混乱的。《史记》是最重要的原始材料，但汉武帝时期，正值年号纪年的创置，几套纪年系统并行，故《史记》里许多大事并不直接写明发生于何年。《汉书》对此作了一些考辨，但错误不少。比如汉武帝曾经获得一头白麟，并根据这一瑞应改元；后来又获得一个宝鼎，也因此改元。这两个事件都是时间轴上的重要坐标，很不幸《汉书》都定位错了。它一错，导致《资治通鉴》等其他史书跟着一起错。为了交出一本能力范围内足够严谨的编年体史著，本书仅纪年考辨的工作量就增加了许多。
当然，困难远不止如此，此处不唠唠叨叨向读者诉苦博同情。无论如何，这本书最终写成了，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能带来一些新的阅读体验。本书虽是写汉武帝，实则是把他当政的五十四年当成一段时间引线，写围绕在他身边的众生相，写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写所有人在时代里的悲苦与无奈。
阅读本书时，还希望大家习惯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历史学总是力求真实，但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缺失，许多问题未必会轻松得到确定的结论。汉武帝时期留下的悬而未解的谜团有很多，很大原因是《史记》《汉书》这些原始史料记载未详，甚至互相抵牾造成的。我们能做的，是通过研究和讨论，结合新出土文献，一步步比之前逼近真相。在尚未到达真相面前时，只能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最多再作一些合理范围内的推论和猜想。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1.汉武帝是西汉的杰出君主，他加强了中央集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使汉朝达到鼎盛，声威远播，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2.在封建帝王里，汉武帝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无疑都是第一梯队。但这就是汉武帝的全部吗？显然作者不是这么看的。推荐阅读。
3.收货品相特好，八角尖尖。汉武帝推崇儒学，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使得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4.汉武帝在位期间，实行盐铁专营、推行国库制度等经济改革，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他还打通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5.汉武帝具有远见卓识，他开拓疆域，平定了南越、朝鲜半岛，有效控制了西域，稳固了汉朝的版图。
6.汉武帝是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这一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读过《建元与改元》的读者可以再读读《有为：汉武帝的五十四年》，相信会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有更直观的认知。
7.在巨大的文治武功成就之外，汉武帝的统治也存在一些争议，如穷兵黩武、迷信神仙方术等。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国力，给百姓带来了负担。
8.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的一大错误，它牵连甚广，造成了许多无辜者的死亡。这一事件对于汉朝的统治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9.汉武帝的统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封建时代被后世帝王参照的人物。他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汉武帝算是功过并存吧。他的政治才能和文化贡献使他成为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君主，但他的错误行为也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建元三年
（公元前138年）
刘彻十九岁
卑微的诸侯王
这一年的十月，十九岁的刘彻依旧按照惯例，接受了诸侯王的新年朝拜。按照《汉书》的记载，来朝拜他的有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代王刘登、济川王刘明。后两位是刘彻的堂兄弟，而前两位都是景帝的儿子，算是刘彻同父异母的亲兄长。
其中长沙王刘发的母亲叫作唐姬，本来只是景帝程姬的侍女。有一夜，景帝喝多了过来，程姬恰好在例假期不能侍寝，让唐姬代劳，于是有了刘发。由于母亲只是一个替代品，刘发在景帝诸子里也就显得身份低微一些。他被封的长沙国，地处大汉南疆，卑湿贫弱，一向是流放失意之人的处所。长沙国在汉初辖有二十二县，文景二帝之时被削去九县，变得更为弱小。东汉人应劭注解《汉书》，记载了一桩逸事。景帝曾在接受朝拜时命儿子们跳舞祝寿，当时的舞蹈有“转圈”的规定动作，刘发却只站起来随便摆了摆手，挥了挥衣袖。景帝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跳，刘发带着牢骚回答：“臣在国内跳舞都是这样的，因为臣的国家又小又狭窄，根本转不过身来。”
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书集解》引应劭语）
虽然生前没有得到重视，刘发的后世倒挺有出息。西汉末年，他的一系子孙里出了两位皇帝—更始帝刘玄和光武帝刘秀。
中山王刘胜的母亲则是景帝的贾夫人。好奇的人可能会问：贾夫人和唐姬，两人名号中的“夫人”和“姬”有什么区别呢？《汉书·外戚传》说到后宫名号制度：
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适（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
这段话班固说得有些不清不楚，还是不太容易分辨“夫人”的正确含义。同样是《汉书·文帝纪》里，文帝在驾崩时有一道遗诏，诏文提到“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意思是从夫人开始，一直往下到少使，把她们都遣出宫送回家去。在这里，夫人显然和美人、良人、少使等一样，是后宫某一级的具体名位，而不是一个统称。我们同时注意到，前面的说法里提及，“汉兴，因秦之称号”，也就是说汉初的后宫名位是承袭了秦的制度，而《后汉书·皇后纪》里称秦的后宫“爵列八品”，把夫人算进去，恰好就是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八个品级。故此我们知道，汉初的夫人不仅是一个具体名位，还是除皇后以外后宫最高级的称号。而姬才是对皇帝之妾的统称，非具体品级。简言之，夫人可泛称姬，姬却未必能晋升为具体品级的夫人。中山王刘胜的母亲贾夫人，可知必然位高有宠，而长沙王刘发的母亲唐姬，不能确切知道她的品级，按照不怎么受宠来推断，应该不大可能到夫人这一级。
在后宫里，母子的受宠程度是息息相关、彼此影响的，景帝喜欢刘胜应该远胜刘发，所以把中山国封给他，大致在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西南面，是一个人口众多、比较富庶的地区。
刘彻设宴款待了刘胜、刘发这两位亲兄长，以及刘登、刘明两位堂兄弟。觥筹雅乐之间，刘胜听着乐声却忽然哭了起来。刘彻赶紧问他怎么了。刘胜即兴作了一篇很有文采的回答，大意如下：“内心充满悲伤和哀思的人，听到唏嘘叹息之声，只会愁上加愁。高渐离易水边送别荆轲慷慨击筑，荆轲闻之低落不食；雍门子为孟尝君弹琴说谏，孟尝君闻之动情泪下。臣的内心就和他们一样，愁肠百结很久了，一听到略带伤感之音，便忍不住涕泪横流。为什么呢？众所周知，众人一起哈气，可以吹走高山；足够多的蚊虫一起振翅，声音可以盖过响雷，当年周文王被幽禁在牖里（同羑里），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正是因为有太多的谗言陷害。臣听说宗庙和家里即使有老鼠，也不会用水灌、火熏的方法捕捉，这是因为怕伤及建筑，得不偿失。臣虽然卑微，好歹是陛下的兄长，中山国虽小，也算是朝廷东面的屏障。群臣和陛下无亲无故，却结党营私，纷纷离间陛下与宗室的骨肉之情。臣远在异国，忠恳之言平日不得上闻，因此无时不暗暗自悲。《诗经》云‘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所说的就是臣此刻的心情。”
这一番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刘胜借朝拜的机会，向刘彻诉苦，诸侯王压力很大，日子很不好过啊，朝廷的大臣个个争先恐后找诸侯王的碴儿，治他们罪，希望刘彻看在骨肉亲情的分上，改变现有政策，对兄弟们优待一点。刘胜的原话要远比拙译更有文采，为了把群臣形容成苍蝇般叽叽喳喳出鬼主意的小人，用了很多比喻和排比，贡献了很多诸如“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众喣飘山”“聚蚊成雷”“十夫桡椎”一类的成语。这些词主旨都是一样的，生怕说谗言的人多了，皇帝陛下就听进去了。
这番话自然是所有诸侯王的一致心声，但最终不得不由刘胜作为代表说出来。因为另外三个诸侯王，不是堂兄弟，就是亲兄弟里的边缘人物，只有刘胜最合适、最有资格探探刘彻的口风，看看刚上台的刘彻对诸侯王会是怎样一种态度。另外，刘胜的王后叫作窦绾，很可能是窦太后的亲属，有此关系，刘彻当然要对他格外尊重。不过，这也就是刘彻刚即位，再过若干年，刘胜将再也不敢做同样的尝试。
那么，刘胜所说的悲惨境况，是不是事实呢？基本是的。这一切都是从他们的父亲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开始的。
七国之乱的影响
汉朝建立的那场战争，名义上是楚汉之争，实际上在项羽的楚、刘邦的汉之外，有许多其他割据势力，包括燕地的臧荼、齐地的韩信、梁地的彭越、长沙的吴芮等等。这些势力，原则上可以保持中立，但常因利益相关不得不加入战局。
比如，韩信在担任齐王之后，拥有不亚于刘、项的实力。策士蒯彻便劝其中立，和刘邦、项羽鼎足而分天下。韩信深知自己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有更大的胜算，最后还是念在刘邦于己有恩，决定助汉。但韩信也并非没有利益算计，这样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在垓下决战前，韩信就先故意不出兵围攻项羽，导致汉军首攻挫败。直到刘邦承诺到时会分割楚地作为酬劳封赏，韩信才布下十面埋伏，击溃楚军。刘邦的决胜，是以关东土地作为诱饵，才建立了与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之间的灭楚同盟。
战争胜利之后，刘邦不得不兑现诺言，让这些同盟领袖在各自的地盘建立了诸侯国，成为异姓诸侯王。如果手上有一张汉初的地图，会赫然看到，函谷关以东约占全国一半面积的领土，并不在刘邦的实控之下。名义上，刘邦是皇帝，而实质上，他更像一个众异姓诸侯暂时推举的盟主，和大家维持着脆弱的联盟关系。这也是刘邦接受娄敬、张良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的原因：洛阳处在异姓诸侯王的包围之中，简直是置天子于众虎环伺之下。
为了真正打造刘姓天下，交给继任者一个稳定的帝国，刘邦在临终前基本上一一剿灭了异姓诸侯。怎么处置他们原先的地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不再设诸侯国，国内郡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直属中央朝廷；二是保留这些诸侯国，改遣信得过的宗室子弟去当诸侯王。刘邦选择了后者，这样一来，异姓诸侯几乎全部变成了刘姓。
诸侯王还有一个名称叫藩王。《说文解字注》说：“藩，屏也，屏蔽也。”“藩”字的本义是篱笆。设置诸侯国的目的，也就是希望他们组成一道拱卫长安的篱笆，一旦外敌入侵，诸侯王可以有效地为天子御敌。由同姓宗室来组成篱笆，自然要比异姓外人来得靠谱。刘邦刚从天下大乱的秦末走来，根本未固，随时面临战争威胁，选择保留诸侯国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刘邦建立汉朝时，已经到了生命末年，很多制度只来得及匆匆草就，未遑完善，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诸侯国实力过强便是最严重之一。高祖末年全国五十七郡，诸侯王占去四十二郡，朝廷自己却只拥有十五郡，对比悬殊。其次，诸侯王在自己国内拥有一切治国权，除了要向汉朝廷尽一定宗室、效忠、纳贡的义务，他们可以自己任命官吏，制定政策，拥有土地资源，握有私属军队，一些大国如齐国、吴国等，国力丝毫不亚于中央。篱笆理论还有个致命的漏洞，随着世代延续，亲情越来越淡，组成篱笆的诸侯王自己也会成为有野心的外敌。更有甚者，一旦几个诸侯王联手反叛，原先的屏障反而会成为对长安的包围。总的来说，汉初诸侯国是一把尚未出鞘的双刃剑。
因此，吕后、文帝、景帝三朝，深知此腹心隐患尤为重大，对外敌如匈奴、南越等均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专务如何削弱诸侯国。吕后的做法是削刘姓诸侯之地，加封吕氏。文帝则采取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将齐、淮南等大国一分为几，化小其害。景帝一上台即在晁错的主张下，加快侵削诸侯王的地位、权力和领土，进一步激化了诸侯国与中央的矛盾。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 年），吴、楚、赵、胶西等国一起举兵反抗，这便是景帝时期最大的危机—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初期，朝廷陷入被动，景帝不得不杀死谋主晁错以齐人心。在魏其侯窦婴节制下，周亚夫等诸将与梁王合作，最终平定了联军的反叛。打赢了这一场生死之战，景帝得以顺利进一步实施削弱诸侯国、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首先是削国削地，至景帝驾崩时，诸侯国占有的郡已经从高祖时的四十二个降至二十六个，除齐国、江都国各有两郡，其余王国都只有一郡，再也没有高祖时期动辄领有七郡、四郡的大国。而中央统辖之郡从十五个增至四十四个，实力对比彻底扭转。
其次，诸侯王在国内不得再参与政事，四百石以上官员，皆由中央直接任命。至此，诸侯王名义上虽仍是一国之主，真实地位却已沦为地方财政供养的无实权贵族。
不仅如此，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吏，知道天子对诸侯王务在打压，皆兢兢于苛察诸侯王平素不端，以期求媚于主上。这就是七国之乱前后诸侯王境况天翻地覆之变，在这样一种现实里，这一群体自然惶惶不可终日。刘彻即位后，诸侯王的待遇仍未有好转的趋势。七国之乱初，汉军陷于被动，主张削藩的晁错成了众矢之的被杀。等到形势反转，大臣们又掉转口风，纷纷为晁错喊冤，只嫌对诸侯王下手还太轻。
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
中山王刘胜代表所有诸侯王向刘彻诉苦，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刘胜斗胆进言，希望以亲情打动年幼的弟弟。他选择的时机非常巧妙，一来刘彻刚刚即位，态度未明；二来刘彻正处于窦太后的阴影之下，处境岌岌可危，也需要和诸侯王之间增进感情，获得良好的声誉和外部支持。故听完刘胜那一番文采洋溢的哭诉，刘彻显得非常动情，承诺会优待诸侯王，若有关部门再来举报，自己一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刘彻很快就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半年之后，朝拜四人中的济川王刘明被有司告发，称其在国内射杀了中尉，虽然史书没有详说事件起因和细节，估计不外乎大环境之下诸侯王与朝廷任命官员之间的矛盾。有司称，妄杀朝廷命官，理应处死。刘彻对这位本来就不太亲近的堂兄弟额外开恩，留他一命，废为庶人。其国内郡县从此全部划归朝廷所有。
天子好兵
十九岁的刘彻，对军事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来自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少年很容易拥有建立勋功伟业的抱负；其二，之前各朝在对外，特别是对匈奴军事和外交上的隐忍和屈辱；其三，经惠、吕、文、景休养生息之后，强盛国力提供的自信。这些因素纠合在一起，让刘彻迫切地想通过军事行动证明自己。
然而，动武需要一些由头。很巧，南方边境以外的不安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次不安多少也跟七国之乱有关。七国之乱的首谋是吴国，兵败之后，吴王和吴王子逃亡东瓯国。东瓯诱杀吴王向汉朝示好。吴王子又奔逃至闽越国。东瓯和闽越都是南方百越之族，本来就常常相攻，加上吴王子记恨东瓯有杀父之仇，从中挑唆，这一年，闽越悍然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力有不支，急忙发使向汉朝求救。
机会摆到了刘彻面前，到底该不该出兵拯救数千里之遥的外邦小国，他准备先征求一下意见。
他第一个问的，是已经从太尉之职上被罢免的田蚡。田蚡已经无官，却仍然要向他咨询，显然这是刘彻在顾虑母亲王太后的看法。
田蚡回答：“百越之族常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这是他们的常态。而且这些蛮夷之人，性情反复，衰弱时依附，强大时反叛，所以秦朝的时候就置之不理、弃之不顾了，这种蛮夷小邦的内部矛盾，实在不值得我泱泱大汉兴师动众去处理。”
某种程度上来说，田蚡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只不过此时恰好和刘彻的内心想法背道而驰。
站出来替刘彻表露心迹的是中大夫庄助，也就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举荐贤良中被武帝列为第一名的那位亲信顾问。
庄助强烈反对田蚡的看法：“大国对于小国，除非力不能及，否则为什么不救？拿秦朝举例子也很没有说服力，秦朝何止是把越国弃之不顾，到最后他们连咸阳都弃给我们大汉了。如今小国因为穷困而来告急，天子若不出兵搭救，何以让天下万国心服口服？”
无论这是不是庄助的真实想法，关键时刻能说出这番话，正是刘彻把他选在身边当顾问的原因。
刘彻心满意足地下结论：“舅舅的意见不足取。我们该出兵，但是我刚刚即位不久，还不想轻易动用虎符征发大军。”
虎符之制，先秦就有。但是汉朝直到文帝时，才对调用地方上的郡兵也采用虎符之制。《汉书·文帝纪》说：“（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注曰：“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致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也就是说，光凭天子使节，还不够让郡守听命出兵，必须有虎符相合。毕竟“节”这个东西容易伪造，而虎符一人一半，只有正品才能严丝合缝。这里刘彻用新即位为由，解释为何不用虎符，实际内情恐怕仍是顾虑窦、王两位太后，毕竟动用大军便要任命将军，此时大动干戈、大张武事，极有可能让窦太后误以为自己想要发动军事政变。甚而至于，刘彻此时能不能调用虎符，都是件值得怀疑之事。于是，他只派庄助一人，持天子使节前往毗邻东瓯的会稽郡，尝试发郡兵就近前往解救。然而，会稽郡守见没有虎符，果然一口拒绝。庄助临机应变，斩杀了一名司马，才胁迫郡守为刘彻发兵。
庄助的军队还没开到东瓯，闽越就罢兵归国了。东瓯为免屡受侵害，请求举国内迁至大汉。刘彻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其国人全部安置在长江和淮水之间的地区。这一次出击兵不血刃，却得到了一个小国人民的归附，尽管接下来迁徙和安置他们需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但看上去的确是一次成功和漂亮的军事行动。这为刘彻好兵的内心增添了一些底气。
除去这一场悄无声息的小小尝试，这一年开始，刘彻学会了在大部分时间韬光养晦，以避免引起窦太后更多不满。他韬光养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招选了很多文学才能之士，却并不让他们在政府担任职务，只是作为近臣陪伴。不任官位，便不会招致嫌疑；作为近臣，则能养为心腹谋士，便宜行事。继庄助之后，陆续来到刘彻身边成为亲信和弄臣的有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等。看起来，刘彻只是和一群近侍谈谈辞赋文学，玩玩诙谐滑稽，然而潜移默化影响的，是刘彻对中朝和外朝两个系统的信任程度。所谓外朝，是指居于禁宫之外以丞相为首的政府序列；中朝，是指可以出入禁宫之内的皇帝近侍，他们未必在政府担任职务，但会有侍中、常侍等称号的加官。武帝一朝，刘彻有意把权力收归中朝，并不时以近侍在辩论中摧折打压外臣，极有可能便发萌于这几年在窦太后阴影之下的经历。
刘彻第二种韬光养晦的方式，是开始微服游猎，做出一副不恋权位、不务正业的样子。他仔细挑选了一群精于骑射的卫兵，夜里领着他们一起在长安城附近纵马游猎，因此踏坏了不少庄稼，居民无不号呼骂娘。为了隐藏身份，他自称是姐夫平阳侯曹寿。长安附近鄠县、杜县的县令得知有这么一拨人扰民如此，差点要将他们捉拿治罪，直到随从拿出天子信物才作罢。有一回半夜，刘彻一行寄宿在柏谷的旅舍之中，向店主老头讨要喝的。大约是这群人看上去气势张狂，店主老头怀疑他们非奸即盗，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喝的没有，新鲜的尿你要不要？”说完便暗中纠集一些少年来捕捉盗贼立功。店主老太劝丈夫道：“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且瞧上去似乎有所防备，不可轻举妄动。”见老头不听，为免生事，老太把丈夫灌醉绑了起来，少年们一哄而散。老太杀鸡做菜好好款待了刘彻一番。刘彻第二日回到宫中，便赏赐了老太千金，拜老头为羽林郎。羽林郎负责宿卫宫殿，老头为人警觉，正适合这个岗位。但为免再发生类似危险，刘彻从此在行猎途中私设了十二个临时驻点。
又尝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且疑上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妪睹上状貌而异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翁不听，妪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为了更方便地游猎骑射，又不至于扰民之声传入祖母和母亲耳中，刘彻干脆让近侍吾丘寿王在长安附近、终南山边用财政圈了一大块地，准备扩大皇家私人游苑—上林苑。吾丘寿王汇报该项工作进度之时，东方朔正好在旁，以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等大兴土木的例子为谏，希望刘彻不要擅夺民田以满足个人私欲。刘彻对东方朔的进谏非常满意，赐他百金，加官太中大夫，但是上林苑的工程一切照旧。司马相如也曾劝刘彻不要亲自驰逐野兽，搏击猛虎，以身犯险，刘彻非常高兴，但也没有停止游猎的日程。
刘彻这种欣然表彰进谏却绝不接受意见的态度，其实并不矛盾。究其原因，在于他兴建上林苑便于游猎，根本不是纯为爱好，而是一边以纵情玩物来麻痹窦太后，一边训练一支忠于自己、骑射有素的私人警卫，以备任何不虞，同时还可为将来对匈奴用兵提前做准备。这常常是人君处于弱势而为求自保的应变之招，故他既欣赏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的直言，又拒绝因此改变这一计划。这些警卫夜里出发随刘彻行猎之时，通常是相期于殿门之外，所以这支警卫部队最后被称为“期门军”，士兵被称为“期门郎”，没有定员限制，多的时候可达上千人。
刘彻知道，韬光养晦虽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但拥有自保的实力，才是这种聪明哲学背后的信心来源。刘彻的好“兵”，在于“兵”既是支撑他此刻度过危机的依靠，也是未来实现他宏大抱负的倚仗。
刘彻已经懂得“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道理。他隐忍不发，运筹帷幄，蓄势待机，为将来走出外戚政治的阴影，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埋下了伏笔。（庄春波《汉武帝评传》）
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朝与匈奴之间，无论平时和战时，士兵、平民常有互相投降之举，“南下”“北上”者不乏其人。有一回，一个匈奴投降者为汉朝带来了一桩故事。
秦朝的时候，紧邻着中国西疆，有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叫作大月氏，处在敦煌与祁连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河西走廊中。《汉书·西域传》称其与匈奴同俗，但在秦时应比匈奴更为强大，故匈奴头曼单于把儿子冒顿作为质子，送在大月氏。后冒顿逃回匈奴，杀父篡位。其时正值陈胜吴广起义，中原大乱，匈奴趁机向东吞并东胡之地，向南夺取秦河套地区，向西又连连复仇大月氏。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继位于文帝时期，也是一位致力于扩张的首领，在位期间继续袭击大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作为饮器。大月氏因此不断西迁，离河西走廊的故土越来越远。
匈奴投降者讲述的这件往事，未必一定如史书所说，在武帝朝才为人知晓。这种就发生在邻国的兴亡大事，一定早已在汉朝廷流传。经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不断被口口相传，则必然会塑造出夸大的印象并逐渐强化固化。汉朝人心目中的大月氏人形象，想来可能是苦大仇深、遗民血泪，听到“匈奴”二字眼里恨不得冒出火，顿时激发无限家国仇恨。
向西和大月氏人取得联络，组成同盟，怂恿他们复国，借他们的力量一起对抗匈奴，这种计划在汉朝君民内心，无论从逻辑还是情感上都显得非常自然，几乎不可能是到刘彻即位后才产生的，却只有到刘彻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而此计划最大的难点是，西行途中必然要经过匈奴的领地，搞不好就是一次送命之旅，即使顺利到达也有可能说不动月氏人，无功而返。总之这是一项前途未卜、结果难料的挑战，只有具备足够冒险精神、牺牲精神以及外交能力的勇士、智士、辩士方敢应募。
激进的时代注定会有激进的人才，一位年轻的郎官站了出来，他叫张骞。这一年，一支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大汉的陇西出发，目标是不知位置所在的大月氏。由于本书是按照纪年来叙事的，从此很长时间里，这群人，包括他们的领队张骞在内，将消失在我们的叙事中，正如同当年一离开汉界，汉朝人就长达十多年得不到他们的消息一样。但我们现在总算可以知道，这段时间里，他们仿佛处在汉朝人的平行时空，正用生死挑战一个未知的西域世界和一段凶险无比的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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