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487841
引领华文世界40年扛鼎之作
数百万读者奉其为经典入门的**书目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文化的根源，也是一部政书，包罗内圣外王之理，乃至天文、地理、教育、经济、官制、刑律，均含蕴其中。在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化民成俗的政治措施，同时也可以窥见古代圣王法天、修德、以仁义为怀的胸襟，仍可指引我们当今的生活。
第一章 认识《尚书》
一、为什么称作《尚书》
二、《尚书》的编集
三、今文《尚书》
四、古文《尚书》
五、伪古文《尚书》
六、《尚书》的大、小序
七、《尚书》的流传
八、应有的体认
第二章 尧舜的治化
一、尧的形象
二、尧的治化
三、尧的作为
四、尧的求贤
五、舜的摄政
六、舜的即位
七、结语
第三章 皋陶陈谟
一、前言
二、大义探讨
三、结语 /
第四章 禹贡山水
一、禹贡解题
二、九州敷土
三、九州山水
四、治平措施
五、地平天成
六、结语：《禹贡》的价值
七、附载
八、本篇参考书目
第五章 从《金縢》篇看周公的忠诚
一、前言
二、大义探讨
三、结语
第六章 周公告成王以“无逸”，乃治国之本
一、前言
二、大义探讨
三、结语
《尚书》，我们过去都称它为《书经》，在文字方面，它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就曾经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话。虽然如此，但在专制时代，它始终被列为科举必考的书。因此，凡是想求取功名的人，就必须要读它。到了近代，科举的制度废除了，它也就失去了时代应有的价值。又因为它“佶屈聱牙”，因此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它毕竟是我国从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部宝典，是“二帝三王”施政、布德、教民、养民举措的纪实。就文化方面说：它是根源，在演进的过程中，它居于中坚的地位，没有它，我们对于上古时代先民的生活情景就一无所知，即有所知，也只是一鳞半爪，这样一来，我们如谈文化的来源，也就成了问题。因此，我们如果要寻根的话，那就不能不读《尚书》。
就性质方面说：它是一部“政书”，包罗非常广泛。举凡内圣外王之理，建国君民之则，乃至天文、地理、教育、经济、官制、刑律等，无不含蕴其中，所以唐代的史学大家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卷四《断限》篇中说：“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书。”平心而论，《尚书》这部典籍，全是我先民在生活的历程中，为满足需要而逐渐开展的文化纪实，也可以说是最纯粹的中国文化遗产。在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化民成俗的政治措施，同时也可以窥见古代圣王法天、修德、以仁义为怀的胸襟，把它视为文化的根源，实不为过。
就实用方面说：《尚书》为我中华民族圣圣相传的智慧积累，一文物，一制度，一风尚，完完全全都是从我们民族的生活需要中产生的，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因此，它最实用，也最有价值。它不仅包含了“二帝三王之道”，可作为永久的治国指导原则，而今我们放眼学术之林，凡是与我国固有文化史有关联的，也都会涉及到它。如研究历史的人说“‘六经’皆史”；研究地理的人说“《尚书·禹贡》为地理之祖”；研究政治的人说“《尚书》为政治史之嚆矢”；研究教育的人说 “《尚书》舜命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研究经学的人说“《尚书》为‘六经’之一”；研究文学的人说“《尚书》为散文之始”；研究天文的人说“《尚书》已有观象授时之言”；研究经济的人说“赋税在《禹贡》中，已有綦详之载”；研究工程的人说“大禹为工程师之祖”……凡此所举，都有事实的记载，绝对不是附会，而且如果继续举下去的话，尚不知凡几。仅此也就可以看出它的价值了。更何况它还包含了“二帝三王之道”，为宋人言心、言理、言性的源头！
就读此书的态度方面说：《尚书》虽然有它无上的价值，但其中的记载毕竟是属于上古那个时代，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当然不可能再回复到上古时代的那种情景。因此，我们仅将心情回复到《尚书》时代来玩味也就够了，就着其中的情节，作最合理的设想，以求符合那个时代，这样才能体会出先代圣王的用心。当我们心有所会、融会贯通以后，择取可用于现代者，再加以发扬光大。所谓“通经致用”，其道理就在这里。因为这部书是我中华民族智慧的积累，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所蕴涵的至理名言，可用于当今者甚多，如尧的法天理、顺人心，舜的知人善任，禹的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皋陶陈谟的修德化民，周公的忠荩、孝友等，这不都是传诸百世而皆准的大则大法？这种大则可以治国，小则可以修身的道理，只要我们愿意虚心地去体会，随处都可发现。
就文字表现方面说：本书则采取了力求浅近的做法，尽量做到深入浅出，使它大众化、通俗化，借以唤起国人研究《尚书》的兴趣，以期达到发扬固有文化的终极目标。
第二章 尧舜的治化
《尧典》所载，为尧、舜时事a，将尧、舜的法天、知人、仁民、爱物以及施政布德的行事，用简约朴质的文字，描绘得井然有序。细玩其文，我们对于先圣帝王的修为、形象不仅油然而起敬慕之心，同时更使我们觉得，也唯有如此，才是最为适中、最为当行，而心安理得的举措。这也就难怪历代研读《尧典》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帝王之学，尽在于斯矣”了。数千年来，它不只是形成了我国文化的重心，而且更为有国有家的人树立了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典型。于此，不仅可以窥探我国文化的渊源，同时更表现了一个当然之理的王道思想。孔子的祖述尧舜，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固为我们耳熟能详，即使先秦各派各家，亦无不以尧舜是称。凡此记载，可使我们了解到：往大处说，治国平天下，固然要以此为典范；往小处说，就是日常处人、应物、行事，又何尝能不讲求此“当然之理”的行为？基于这个理由，是以不揣浅陋，敢将一愚之私，冒昧地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注释：
a 今传《十三经注疏》本（东晋梅赜所献本），将《尧典》自“慎徽五典”以下，析为《舜典》。可是《孟子·万章上》篇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殁落……四海遏密八音。”考此数语，载于注疏本《舜典》中，是知注疏本《舜典》，本为《尧典》。西晋武帝初年，尚未离析为二，详情参焦循《孟子正义》。至于《尧典》经文在《尚书》中较为平易，宋朱子即已疑之。近人屈万里先生于其所著《尚书释义》中，复举十条，以证明今本《尧典》著成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今人徐复观先生却认为《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于“开始并无原始文献，而只有许多口头传说。这些传说，到了文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即由史官加以整理、编纂，把口传的材料写成文字的材料”。并举出“屈先生认为‘《尧典》显然地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尧典》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加以辩驳。吾人如以历史演进法则观之，当以徐先生所言为是。徐说见其所著《中国人性论史》附录三，五八九至五九二页。因此，我们认为，《尧典》所载，为尧时事。
一、尧的形象
古籍所载，文字虽然简质，可是如论其描绘技巧，我们细加玩味之余，觉得实不让于今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刻画的。经文说：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仅仅用了二十七个字，就将尧的修为、形象和盘托出，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觉得文字生动、传神，甚至还有隔膜，不能体会的感觉，这是因为语言的转变所致，现在如果把原文写成：
当古代的时候，有一位帝尧，名放勋；他敬事节用，就像日月一样，照临四方，洞察人情；治理人民，完全效法天地自然的文理，敏锐通达的思考，态度宽容、温和可亲，同时又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牺牲、奉献而不懈于位，更能让贤推德；因此，他的德泽，能广被四海，感通上天下民。
这样一来，对原文的隔膜不就马上可以消除了吗？不仅隔膜可以消除，同时尧的形象也就立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不就是《论语·泰伯》篇孔子所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吗？由这段话，更可进而使我们体察到尧的盛德已经到了高不可及的地步。一位帝王，有德如是，还不能导国家于正途，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这种形象的建立，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其价值又岂是我们可以估计的？这使得历代的帝王们，不但知所修德，同时还要知所爱民。凡不修德、不爱民的君主，均为人民所共弃。而《中庸》所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大学》所载：“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的见解，应当是从此产生的。我们中国的文化特色，在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而仲尼的“祖述尧舜”，孟子的“言必称尧舜”，乃至形成儒家思想的中心，并非偶然。
二、尧的治化
尧的治国化民主张由明德而亲民，这种主张为孔子所承。《论语·为政》篇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正是对尧德治的阐发？既讲德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修身。所谓修身，简言之，就是正己。亦即孔子所说“己身正，不令而行”之意。而修身之要，在于明德。能明德，方可亲民、化民，而使四海归心。所以经文说：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这种由修身而亲民、由近及远、逐次推展的为政措施，显然为儒家所承。而《大学》说：明德、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不正是这段文字的说明？经文中的克明俊德，就是修身；亲九族就是亲民；协和万邦，就是平天下。黎民于变时雍，是写尧平天下之后的和睦太平景象。《尧典》仅用了三十个字，就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浑然赅括，这的确不能不使我们赞叹其描绘技巧的高明，尤其是在行文层次上的推展，更可见其已经到达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种逐渐推展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先圣帝王不仅贵德，而尤其贵行。也只有在行动中，方可愈见其德的可贵。《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训示，岂是虚言？只是我们未加深考详察罢了。
三、尧的作为
文化是随着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在尧、舜的那个时代，生活文明究竟到达何种程度，现在我们虽然无法肯定，但是观象授时，经近人董作宾先生的考证，应该相信是确切不误的a。由于观象授时的确定，可使我们想象到，当尧舜时代，很可能已经是各部落定居下来，从事开垦，农、牧、渔兼有的时代。因为有此需要，所以才有此作为。天文学家高平子先生说：“我们先民为什么对于天象历数有这样浓厚的兴趣呢？第一是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起一种农业社会。而对于季节来临的预推，是农业社会最迫切的要求。第二是在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里，宇宙的最高统治者——不论其名为‘天帝’（多见于《诗经》），为‘真宰’（见于《庄子》），为‘天’（各古籍普遍应用）和有形的苍苍者天，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因此观象敬天，成为‘天子’的一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双重任务。”a又说：“所谓历法者，其要在于顺应天行，制为年月日时配合之规定，以预期天象之回复，节候之来临，俾人类社会之活动，如耕种、渔牧、狩猎、航行、营建、修缮一切民生日用之作息，皆可纳入于一定周期之中，凡事有所准备。”b这种见解和说法，我们是乐意举双手赞同的。因此，《尧典》中的“敬授民时”，是完全为了生活上的迫切需要而不得不有的措施，这也可说是我先民向天空发展的第一步，是值得一提的大事。经文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经文中所说的“乃命羲和”，是概括的说法，包含自下文“分命”以后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子，命他们分别掌理春、夏、秋、冬四时的工作。郑康成认为羲、和乃重黎之后，掌天地之官。又疑羲和为羲伯、和伯。a这种见解，可能是受了周官六卿所列天地四时、各有所掌，遂以为羲和为羲伯、和伯掌天地，再以下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这样才能与周官六卿的说法相合。其不知周官六卿之制，在唐虞之世，可能尚未形成，是以羲和四子，不可以为六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仍以为是命羲和四子。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才是正确的。
注释：
a.见董作宾先生著《尧典天文历法新证》。1956年9月19日写讫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发表于《清华学报》新一卷二期，一七至三八页。
a.见高平子先生著《学历丛论》“中国授时制度略论”节，一五七页。
b.见高平子先生著《学历丛论》“历法约说”上篇，一八七页。
a.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注。
经文所言，一方面道出了尧的法天以授民时，同时也是尧用人的开始。他首先任命羲、和四子，敬顺天道，取法自然，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转，以求得季节上的契合，然后再将时令敬谨地传授给人民。因此在《尧典》中，也确实能分明地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您看，他写春天的景象，是多么的明晰，经文说：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jué）民析，鸟兽孳尾。
总命以后，再分别予以指派，使职有所专，所以就再特别指命羲仲为春官，居住在东海附近的嵎夷一带有个叫旸谷的地方，每天恭敬地迎接初升的朝阳，并指导人民治理春耕。等到日夜的长度相等，在傍晚朱雀星宿全部出现的时候，就依此种景象，把这天定为春分。这时人民在白天分散在田野展开春天的各项工作，鸟兽也开始交尾滋生了。这样的描述虽然很简略，但因能掌握季节的特征，所以春天的景象却能很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春天写完之后，接着就描述夏天。经文说：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首先在这里必须提出解说的，第一为“申命”的申字，作重解，这是在总命之后，又以专职分命而重申之意，与前文“分命”的分字是互文，就意义说是相同的。第二为“宅南交”这一句，根据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说：“宅南交，当以宅南为句，交上当有曰大二字，宅南，犹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犹言曰旸谷、曰昧谷、曰幽都也。”第三为“南讹”，伪孔传说：“讹，化也。平叙南方化育之事。”孙星衍说：“讹，俗字，当为。”《史记》作南为。《索隐》说：“为，依字读，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关于“南讹”的解说，我们认为《索隐》的说法为优。第四为“厥民因”的因字。孙星衍以为：“释诂谓儴、因也。说文云：汉令，解衣耕谓之襄。盖以襄通儴也。”因气温上升而解衣耕作，非常合于时宜。我们对以上的字词，先作分析了解，然后再来欣赏经文，就容易多了。那是说：再特别指任羲叔为夏官，居住在南方的大交山，劝导农民耕作，并敬谨地祭日以测量其影的长度，等到白天最长，夜晚最短，而且在黄昏大火心星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就定这天为夏至。这时人民也因气温的上升而解衣耕作，而鸟兽的毛也稀疏得可以看到皮肤。夏天的景象既是如此，而秋天又是怎样的呢？经文说：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xiǎn）。
这段经文比较平易，用不着在文字上多作解释，就可看出它的含义。那是说：又特别指派和仲为秋官，居住在西土一个叫昧谷的地方，每天敬谨地送别西下的夕阳，并劝导人民从事秋收的工作，等到夜间和白天一样长，并在傍晚虚星出现在正南方的时候，就依此种景象，把这天定为秋分。这时人民和易可亲——秋收的喜悦，鸟兽也都生出了整齐洁净的新毛。到了冬天，景象又有所不同，经文也有同样明晰的描绘。经文说：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mǎo），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rǒng）毛。
意思是说：又特别任命和叔为冬官，居住在北方一个叫幽都的地方，劝导人民谨慎盖藏，小心门户。冬天日短夜长，等到昴星傍晚出现在正南方的时候，就依此种景象，定这天为冬至。这时人民都躲在屋内生火取暖，鸟兽也生长出厚厚的细毛。
这种画龙点睛的描述，确实带给我们一个明晰的概念。尤其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民，会觉得格外亲切而真实。即使是热带的人民，看了之后，也会有分明的感觉。现在仍然在流行着的所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谚，大概就是我国农业社会随着季节的转移所作的实际的适应行为吧。这种固定的分派任命，目的在使职有所专，而所谓的劝导人民耕作盖藏，也只不过是依时令的来临，告诉人民应做的准备。（按：《正义》云：“因春位在东，因治于东方。其实本主四方春政。”a其他各官，当可由此推知。）其主要任务，乃在观测日月的运转，气温的升降，以及动植物的生态变化，统计出一个大原则，来作为制定历法的主要参考。详细情形，而今我们无从得知，不过这种做事的方法却是非常有条理、有次序、有规则的，套句现在的话说，那也是十分科学的。
关于四宅（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的说法，先儒多就经文所载为释，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实在的地方，故不惜多方探赜、引申，然而古史幽邈，终难详悉，是以所说不一，比较之下，愚以为三国曹魏王肃的说法较为可取。他说：“（四宅）皆居京师而统之，亦有时述职。”意思是说：负责观测春、夏、秋、冬天象的官署，均设在帝都，而测候所则设在四方经文所指之地，将他们所观测的实际资料不时地向官署报告，而各官署加以整理后，再向国家报告，然后再根据四方实际观测的真实记录制成历法，这当然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日。近人丁山于其所著《羲和四宅说》一文中说：“此四方所指，窃又疑其皆京师近郊之地。……盖因羲和所居之地，立土圭，测日景，造为官府，犹后世观象台、天文台之因其职而名其官府焉。观象天文，每世之设，皆在京师，是知旸谷、幽都，必不出平阳之野（《帝王世纪》称‘尧都平阳’）。后之学者，不知于平阳四郊求羲和四宅，以九夷当‘嵎夷’，以交趾当‘南交’，以山海经神话之‘幽都’，当虞书之‘幽都’，亦见其枘凿矣。总之，虞书四宅，其制度盖犹晋之灵台，隋之秘书省，唐之司天台，宋之太史局，元之太史院，明之钦天监，盖观象者所居官府之名。”b
注释：
a.孔颖达《尚书正义》引。
b.见近人丁山先生著《羲和四宅说》。
这说法，我们是同意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尧的观象授时确实是一件大事，而历时亦长，由经文的记载，也可以使我们体验得出。经文说：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是观测天象的总成绩，它在当时明显的价值是“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尽管古人以为太阳绕地而行，然而其日数却与现在所用的阳历（地球绕日一周所需日数）相同，均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经文所说三百六十六日的原因是举的整数，这在古籍的注解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月球绕地球一周所需的时间，是二十九日多一些，所以月有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日）的分别，合大小尽以每年十二个月计算，全年仅有三百五十四五日，较地球绕太阳实际所需的时间（日数）相差十余日，故必须以闰月补足其相差的日数。所以才有三年一闰，五年二闰，十九年七闰的出现。这是古人一个很大的发明，如不置闰，就难以稳定地控制季节，若干年之后，那就要春秋倒置，而冬行夏令了。由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明了这样完善的历法以“授民时”，并借以厘定百官的职掌，使依时而行，所以各种事功才能在分、至、启、闭不失其常的状态下而分别兴盛起来。
一件事功的完成，当然要依赖于真知灼见，以及完整的计划和正确的领导，而知人善任尤不可少。读经至此，我们应该得到很大的启示才对。
四、尧的求贤
我们遍观中外古今，凡有道之君，明哲之主，未有不求贤若渴以治其国的。一人的知能有限，而众人的才力无穷，是以欲有所作为，必借众贤人的力量，方克有济，舍此而期于国治，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尧本来就是一位圣君，不仅有鉴于此，而且也为后世立下了典范，兹就其任事、让国二端，分别言之于后。
（一）求贤任事
才难之叹，无世无之。而当尧之时，求贤任事，尤其不易。由以下经文的记载，足可以支持我们的这种看法。经文一则说：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yín）讼可乎！
尧有感于求贤的不易，而一人之所见有限，所以才发出“谁能顺应时势为我举荐贤才”的慨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这个问题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其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根本也就用不着多事征求了。大臣放齐马上就向帝尧推荐说：“您的胤子丹朱有知人之明，他一定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帝尧以很惊异的口吻说：“丹朱，他口不道忠信之言，又好逞口舌之争，如何可以！”再则说：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僝（zhàn）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当尧之时，所面临的问题，就经文所言，是百事待举。在这种情况下，焉有圣君在位而不积极从事于各种建设、谋求增进人民福祉的？统筹运用人才的人既不可得，因而只有退而求其次，所以他也就于不知不觉间发出了“谁能顺利地为我完成国家各种建设”的嗟叹。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尧无时不以国事为忧，不以民生为怀的心胸了。四凶之一的兜向帝尧推荐说：“共工可以，而今他正在聚集人民、从事各种建设呢！”帝尧听了之后，马上长叹一声说：“噢！他说话非常动听，可是当他实际从事的时候，却往往违背命令，在表面看来似很恭顺，其实却没有比他再傲慢的了，因为他最善于阳奉阴违。”三则说：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gǔn）哉。帝曰：吁！咈（fú）哉！方命圮（pǐ）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高重源说：“近年地质学家就冰山、冰川所存留的古代遗迹，证明欧美各洲在洪荒之世，均有洪水的迹象。我国江河发源的地方，今尚存有不少雪山冰川，可知古代洪水之患，并非我国特有的事情。”a验诸我国古籍所载，这说法是不错的。既然尧时有洪水为害，而尧又是一位圣君，治理洪水应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当尧目睹“滚滚大水，无边无际，围绕着大山，淹没了丘陵，浩浩滔天，正在为害着地方，人民也无不在叹息”的情况下，也就不自觉地发出“有没有能治水的人呢”悲悯之言。当时诸侯之长的四岳及在朝的众大臣同声回答说：“鲧可以。”那知帝尧对鲧早已有所察知，立即说：“不可以，他违抗命令，处事不合常理，不能与同事和睦相处。”四岳向尧建议说：“就请先举用他吧！试用可以的话，再正式任命好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形下，尧也只好勉强为之了。所以他就接着说：“那就让他去治水吧！不过要敬慎从事啊！”后来经过九年的漫长岁月，鲧并没有完成治水的任务。
注释：
a.见近人高重源先生著《中国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辩证》一文。
从以上三段经文的叙述中，我们不仅可以深切地了解尧有知人之明，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大公无私的风范，以及不遮掩其“教子无方”的家丑。这都是常人所做不到的。由于尧能知其子的“嚚讼”之恶，故能不以一人病天下。兜、共工，为四凶之二，互相推荐，尧深知其“静言庸违，象恭滔天”，是以不用。而最后的用鲧，实因当时“未得能者故也”a。因此，虽然明知其“方命圮族”，可是面对“汤汤洪流”，耳闻“下民嗟叹之声”，又如何能不姑且一试，以希望人民的痛苦早日得以解除呢？后以事实证明，尧的观察是丝毫不爽的。这不就是尧有知人之明的确证？
注释：
a.简朝亮语。见《尚书集注述疏》。
（二）推德让国
研究古史的人，都承认在尧、舜那个时代，还是氏族部落时代，而尧就是那个时代的共主。由《尧典》经文开头那一段的记载，再加上历史演进的真相，足可使我们想象到尧不但有其人，而且也确实是一位明哲的圣君。就时代来说，共主的推举与禅让也是时代的要求，这与后世的世袭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崇高而不可及。这一点时代的要求，我们是应该了解的。由于帝尧本身道德修养好，再加上时代的要求，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就不能不预作继承人的安排，或是让位的打算了。所以经文说：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fǒu）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gǔ）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
根据尧的考察，以四岳能用命尽职，是理想的继承人选，所以当他在位七十年的时候，就打算把帝位让给他。然而四岳不仅是一位有德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他立刻回答说：“我无懿德，那将会玷辱帝位的。”a四岳既不愿接受，当然尧也无法勉强，于是说：“既然您不愿接受，那就请明举现在官位的贤哲，或是无职在野而有美德的人吧！”于是众官员就向帝尧推荐说：“在虞地方，有一位叫舜的人，可以担当大任。”尧说：“是的，我曾有耳闻，然而此人的实情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说得具体些？”四岳回答说：“他是盲人的儿子，父亲做事，不遵循德义的常规，母亲是一位口不道忠信之言的人，弟弟叫象，又傲慢不友善，可是舜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反而能使家庭和谐，用孝来感动家人。由于舜的修身自治，才使得象不至于成为一个大奸恶的人。”尧听后说：“既然如此，我就先试试他吧！”
注释：
a.关四岳之释，有不同之二解：一为四岳乃指四方诸侯而言，指多数。一为方岳之长，即方岳诸侯共推举之人，指一人而言。以此段经文记载观之，应为一人。
在这段君臣对话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尧不仅能对在朝的大臣察深了切，同时对于在野的人民也能注意其修为善行。虽然四岳把舜的作为形象描述得这样具体详细，可是尧仍要对他做各方面的试验，看他是否真能担当大任。这种敬慎不苟的作为，是值得我们后人效法的。这并不是不信任，而让国又是何等重大之事，万一有所不当，则国脉民命将遭无可弥补的灾殃，又焉可不慎！因此必须“试可乃已”。现在我们就循着经文的记载，来看看尧对舜是如何试验的。
第一，以二女嫁舜，以观其“刑于寡妻”a。经文说：
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guī ruì），嫔于虞。帝曰：钦哉！
王天与《尚书纂传》卷一引朱子的话说：“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皆尧言也。厘降二女妫汭，嫔于虞，乃史臣纪尧治装，而下嫁二女于妫汭，使为舜妇于虞也。”这说法，可以去后人将“女于时”的“女”字视为衍文之疑b。尧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以治家观治国”a，因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b，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也。尧之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c宋时澜《增修书说》卷一说：“尧之试舜于家庭之事而观之，可以见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理。虽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难，尧又举而置之天下至难之地，何则？仰事之工夫方纯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顽嚚之父母，一毫不至，则怒随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满，则怨随之。致顽嚚于其前，致贵骄于其后，左右前后皆陷阱也。尽力于父母，则妻子之间容有未尽；垂情于妻子，则父母之间必有不满，此人情之至难。舜能使二女行妇道相与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难，功用愈到，奸者可乂，贵者可降，尧观之详矣。”时氏所言，可谓尽情尽理，不需再加辞费。至此，我们对于经文的蕴义，也就可以洞悉无碍了。
第二，使布五教，而人民无违之者。经文说：
注释：
a.见《诗经·大雅·思齐》篇。
b.见杨筠如《尚书核诂》。屈万里先生从之。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史记·五帝本纪》说：“尧试舜五典百官，皆治。”郑康成说：“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d五典，就是我们后人所说的五伦、五品、五常的意思。左氏文公十八年传解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孟子·滕文公上》篇则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人以《孟子》所说义为完备，故多从之。这种举措，可能是我国典籍中最早有关教育措施的记载，而且这种措施是极其必要的。所以舜继尧而有天下之后，马上就派契为司徒，担负起“敬敷五教”的工作。因之《孟子》亦大加发挥其义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a因此，后世谈教育的人，无不推本于舜的敬敷五教。就现有数据所及，我们实亦可说，这是我国有教育措施的开始。
第三，使掌百揆，官务皆修。经文说：
纳于百揆，百揆时叙。
百揆，史公作百官，这是说，使之遍历百官之事，结果，莫不秩然有序。左氏文公十八年传说：“使主后土（地官），以揆百事，莫不时叙。”又说：“百揆时叙，无废事也。”以及孟子所说：“使之主事而事治。”b
注释：
a.见伪孔传。即今传《十三经注疏》本。
b.睽、家人，均为《易经》卦名。《睽》彖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家人》彖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c.见陈栎著《书集传纂疏》卷一引周子曰。
d.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
a.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b.见《孟子·万章上》篇。
都是指此而言。这种揆度百事的工作，不就是内政吗？
第四，使掌傧导接待，诸侯皆敬。经文说：
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宾，当读如傧，作导字解，指迎导诸侯群臣而言。这是说，四方朝觐的诸侯，全由舜来负责导迎，结果使得各方诸侯无不具有美德。左氏文公十八年传说：“四门穆穆，无凶人也。”《史记》说：“诸侯远方宾客皆敬。”这种傧迎的工作，以今言之，相似于外交。
第五，使处非常，以观其行。经文说：
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史记》说：“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宋蔡沈《书经集传》亦师此义说：“遇非常之变，而不失常。”这是说，舜处于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中，虽经不寻常的烈风雷雨之变，而仍能镇静如恒，安然而处，且无所迷惘。于此，亦可证其足担大任，是以太史公说：“尧以为圣。”不过后世对此句经文尚有异说，如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说：“纳于大麓，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也。’a烈风雷雨弗迷，谓风雨时节，百谷顺成也，乃神享之征。”近人曾运乾《尚书正读》也说：“此即礼所云：因吉土以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也。”b我们如就古人的观念推之，这种说法，亦甚合理，因自尧以女妻舜，至四门穆穆，所言皆为人事，人事和洽，然后荐于天，而天亦受之，此为天与人归之验，故《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c
注释：
a.见《孟子·万章上》篇。
b.见《礼记》卷二十四《礼器》，四七〇页。
c.见《孟子·万章上》篇。
以上为尧对舜考验的历程，舜通过五种严格考验后，尧始放心将国家大事交付掌理，所以经文说：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dǐ）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
经过三年的试验，以之谋事而事成，以之所言可致功。尧的知舜，可谓审矣。所以帝尧说：舜啊！你是可以即帝位了。然而舜却谦而不受，欲将帝位让于有德之人。这一切的进行，又是多么的自然与和顺，其间没有丝毫勉强的成分，完全就着事理的法则，而表露出情理的常态，是以宋人时澜《增修书说》卷三：“询其事，考其言，诚可厎绩，至三载之久，方命以位者，盖位非尧之位，乃天位也。尧虽知舜，节次经历，皆不可少，时到理到以及于用，尧顺之而已。舜历试气象，如春气所至，随其枝叶脉络，自然生意发越也。”这见解非常正确。
至于经文所说的“汝陟帝位”之意，我们认为只是让舜执行天子之事，代行其职务，并不是使舜即位天子，这只是尧决心让位的话。因尧老而不堪执行繁重的事务，是以使舜先行摄政，最后使之“陟位”，并不是尧在而使舜陟位。我们之所以作这样的论断，由以下经文“舜受终于文祖”，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也支持我们的这种看法。必到经文所说“舜格于文祖”以下，才是记载舜的即位。至于舜的“让德、弗嗣”，由此正可看出舜有做大事不做大官的胸襟。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正是渊源于此？除此之外，更可以使我们体会得出圣人“将任天地万物之责”，其心“自有惕然如不胜之意”aa.见时澜《增修书说》卷二。
的情怀。以此而论，“让德、弗嗣”又是何等真诚的自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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