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9505646
本书在对政略、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战争、军事战略等概念阐述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和方法论，论述了政略与战略的关系，构建出使两者有机统一和融合为一体的军事科学学术体系架构。书中借鉴了很多政治军事名家观点，并以典型案例点缀其中，集腋成裘，表现出完整的政略与战略关系脉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教育力及现实意义，可供有志于研究和运用者思考与借鉴。
绪论
第一章政略之源
一、领袖、政党、执政党和政府
二、执政理念
三、执政立场
四、执政目的
五、执政保障
六、政策和策略
七、国家与政党和领袖的关系
第二章国家战略之本
一、国家战略定位
二、国家战略目标
三、国家战略基础
四、国家战略选择
第三章国家安全战略之要
一、国家安全战略定位
二、国家安全战略抉择
第四章战争之变
一、战争目的
二、战争类型
三、战争规律
四、战争结局
第五章军事战略之质
一、军事战略的定义
二、军事战略的目的和任务
三、军事战略方针
四、军事战略手段
五、军事战略计划
六、军事战略分类
七、军事战略本质
第六章政略与国家战略
一、政党是有国家的
二、执政党的政略代表国家战略
三、执政党的政略是国家战略利益的体现
四、政略决定国家战略的取向
五、政略的基础是民意
六、执政党意志与国家意志转换需要正确的政略指导
七、错误政略指导下的国家战略必将走向失败
第七章政略与战争
一、战争的缘起是由政略诉求引发的
二、战争的性质是由政略属性决定的
三、战争只不过是政略的工具
四、战争的分类是由政略取向决定的
五、政略与战争法
第八章政略与军事战略
一、政略与战略不应分立，是千古不变的原理
二、政党与军队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决定了政略与
战略的关系
三、战略必须服从政略的现实需求
四、政略决定战略，一定程度上也决定战略的成败
五、战争的胜利是政略与战略的完美结合
六、政略规定了军事战略的运用
七、战略对政略的反作用
八、战略的目的和战争的政治目的各异
九、战略有权“对政治提出自己的要求”
第九章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
一、国家安全战略超越军事战略
二、经济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两翼
三、军事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英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科贝特在《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对一个世界性的海上帝国来说，成功的战争指导不仅经常能够影响国内的议会决策，而且会影响到分布在整个世界上的各个分舰队司令与当地首脑之间的会议结果”，“召开各种会议永远都是必要的，要使会议通向胜利，就必须有一种公用的表达工具和思维平台。只有理论研究才能为我们做好这种准备，对每一位志在为帝国海军担负更高责任的人来说，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英］朱利安·S科贝特著，仇昊译：《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需要为霸权或“帝国海军”承担责任，但思考政略与战略关系这一理论问题的目的却是趋同的，都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目的的认知、认同。
事实上，政略与战略关系问题困惑笔者多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笔者检索过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多家权威典藏机构，又检索了其他笔者认为有必要检索、又可以检索的地方。结果是，检索到论述“政略与战略”的著述凤毛麟角，但还是有所收获的，其中有：1939年周恩来所著的《中日战争之政略和战略问题报告大纲》，1939年版的《政略与战略》，日本东瀛战史研究部著、何成璞编译的《现代政略与战略的关系》三本专著和王奇生的《抗战第一年的政略与战略》一文。这些著述简约而专论，虽无法澄清当前国人对“政略和战略”概念的混淆，也无法让笔者释怀对这对概念的纠结，但也不是没有启迪。好在关于“政略与战略”的论述散碎地见诸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诸多著名的战略理论家的各类军事学专著中，笔者仔细搜寻、比较，从中受教良多，思路渐觉开阔。
2017年春节期间，又蒙老同学、国防大学赵智印教授提点，谈到高民政教授“军事与政治”系列著作论述颇深，以军事政治学的角度见长，笔者遂检索“军事与政治”词条，又有斩获。的确，高民政教授的“军事与政治”系列著作论述自成体系，见解独到。在其《军事政治学导论》《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纵论——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军事与政治要论——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治学经典论述与基本观点》等多部军事政治学著作中将“军事”与“政治”相联系。按他的说法，他是“一个长期在军队政治院校任教的政治学者”，而“军事政治学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军政现象，以探求军政关系发展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军事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讨论军事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评介当今世界军政关系的主要模式，就成为军事政治学导论的重要内容和学术任务”。高民政等：《军事政治学导论》，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序。然而，“军政关系”（陈明明语）、“民军关系”和“军民关系”（日本学者语），其意思“在广义上是指所有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关系”（俞可平语）。高民政主编：《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纵论——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1、131页。笔者认真拜读，仔细斟酌，反复思考，启发颇多，受益匪浅。但是，其研究的视角——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在广义上是指所有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目标——“以探求军政关系发展规律”，与笔者研究的站位（立场）——战略，研究的对象——政略与战略，研究的目标——“探求政略与战争、军事战略、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多有区别，而其军政分立的研究方法——对军政关系的剥离、对立与笔者则是不一致的，也是笔者所不取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政略和战略是不允许脱离的，脱离会招致失败。
在古代，战国时期秦国军事家尉缭就曾精辟地阐述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尉缭把军事比作植物枝干，把政治比作植物种子，军事的发生发展都是因为政治这颗种子。他认为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政治是军事的基础，军事是政治的表现形式，政治是军事的实在内容，从而较深刻地揭示出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这种互为表里、融为一体的认知为近现代的东西方战略理论界学者们所认同。
在西方资产阶级萌芽之时，“政略与战略”一直被称作国家“霸术”的两面，以马基雅维利所著的《霸术》最为著名，并被后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推崇，其最经典名句莫过于“为国者宜兼用野兽竞争之术，……效野兽之行，莫若兼效狮与狐。狮勇矣，而不知有陷阱；狐智矣，而不能御狼。是以宜效狐以知其陷阱，宜效狮以使狼畏”。金玉律：《政略与战略》，国家图书馆馆藏，第2页。这是西方国家治理和博弈中的“丛林法则”，却又缺少了中华文化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仁者情怀。
在近代西方，19世纪的战略家们在政略与战略的关系上尚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都探讨过战略与政略的关系。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是政策（政略）的工具，战略与政策（政略）之间不断地互相起作用；约米尼虽把政略与战略加以区分，认为政策（政略）主要同备战有关，战略则是在“一场战争已决定进行”并且有必要选择司令官和战场时才发生作用。所以，19世纪西方的军事家们也很纠结，而趋向于在法理上实现军政分离，以致20世纪的塞缪尔·亨廷顿还认为文武关系内涵主要是军队的上层组织军官团与国家尤其是代表国家的文人政府的政治关系，文武关系最基本的焦点是军官团与国家的关系。高民政主编：《国家兴衰与军政关系纵论——大国崛起中的军事与政治》，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1、131页。这一认知为西方政体所实行，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经典认同。但这样的缺陷带来的问题给国家利益的拓展，特别是战争的结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采用国家首脑同时是三军总司令的总统制，将政略与战略统一为一体，以解决这一缺陷，但并非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因为它没有从政略与战略二者本质的联系中解决思想上的隔阂与困顿。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明晰政略与战略的区别，而又使两者有机地统一和融合为一体的思想与机制。
政略和战略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并被军事战略界所认同。薄富尔说过，“那些把间接战略当做一种政策来看待的人，是把两件不同类的事情混为一谈，政策的任务是拟定目标，并决定资源的分配，所以它也应决定是否应用间接的方法以达到某一特殊目标。但是间接战略的运用却并非政策，而是战略，换言之，在任何战略之内，对于力量的使用都必须要有慎重拟定的计划”。［法］薄富尔著，钮先钟译：《战略绪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而直接战略与政策就更容易区分，只是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还在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将美国的核战略概念与核政策概念混用，认为美国的核战略就是指核政策。这种情况对从事战略研究的学子影响甚巨，特别是对军队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员影响甚巨，值得认真思考。
1937年1月，蒋百里指出：“如同克劳寿维兹氏（笔者注：克劳塞维茨）下战争的定义，谓‘战争是政略的延长’（笔者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客们就用此语说军人应该听政治家的话，且举俾士麦（笔者注：俾斯麦）以为政治家统御军人成功之证。鲁氏（笔者注：鲁登道夫）却说：‘政治应包含于军事之中。’其实政治与军事之不应分立，是千古不变的原理，而是否政治家应该指挥军人，抑或军人应该执掌政治，是要看当时政治家与军人本领如何而后定。战争是艺术，真正名将是一种艺术家，他的特性是‘独到’是‘偏’，所以需要一种艺术家的保护者。”蒋百里：《国防论》，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1页。蒋百里之言可谓鞭辟入里，指出了政略与战略的本质关系，既传承中华民族战略文化的精华，也出自对西方军事理论的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更有其升华的空间。上文提到，1939年周恩来著有《中日战争之政略和战略问题报告大纲》，毛泽东也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撰写过《论政策》一文，这在《毛泽东选集》中可以找到。他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种政策的区别，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军事政策”。他还著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多部军事战略著作。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柯春桥在其主编的《世界军事简史》中提到：所谓“政略”，就是国家战略，或叫“大战略”。柯春桥主编：《世界军事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绪论，第6页。这作为一般的理解是可以的，但仔细斟酌可以发现，这里混淆了“政略”“国家战略”（“大战略”）主体之间的关系。“政略”的主体是政党；“国家战略”的主体是国家，或是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政府。这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当然，作为国家的执政党的政略与国家战略在这时又是统一的、一致的，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作为一般的理解是可以的”。但基本概念在理论界定上是有差异的。按照《军事战略论》范震江、马保安主编：《军事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7页。的考证，最先提出建立战略层次结构的英国军事思想家哈特是现代战略体系的创立者。他认为，战略体系由国家政策、“大战略”和军事战略三个层次构成。国家政策是指战时国家通过规定战略目的与任务，对战争实施总体筹划和指导。“大战略”亦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大战略”的目的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军事战略则是分配和运用军事力量，达成政治目的的统率艺术，“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他说，军事战略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中的运用”。哈特建立的这个战略体系虽然还是初级的，也不一定十分合理，但是其对世界战略理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也极大地影响着战后各国国家战略体系的构建。在美国，战略总体上被分为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四个层次。2018年美国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其定位应在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军事战略之间。其实，美国的战略概念中还有“防务战略”等多种，说明四个层次的分法是在不断变化的，也是比较混乱的。其中，国家战略是美国最高层次的战略，也是美国的总体战略，主要筹划和指导在世界范围内综合运用以美国武装力量为主的国家整体力量，维护和拓展美国无所不在的所谓“全球利益”，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美国国家战略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共同制定，主要内容散见于美国总统、政府与国会签署的相关文件中。位于国家战略之下的是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筹划如何建设和运用武装力量维护和拓展美国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战略由美国总统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负责制定，每年发布一次专题报告。处于第三层次的是国家军事战略，由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制定，主要指导美国各种武装力量的运用与建设。它的主要内容是：武装力量运用部分包括战争指导、兵力部署、战略指挥、战略情报、联盟作战及战场建设等，武装力量建设部分包括军队规模、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研制与军事科技发展等。战区战略位于美国战略体系的第四层次，主要指导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各大战区武装力量的运用。在《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十二编 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导论中提到，美国情报评估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主要反映在美国决策层对政治情报想当然的判断、中情局和远东司令部对战略情报不切实际的评估，以及前线作战部队（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对战术情报的错误认识”，并分政治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战略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战术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三个层面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以说明美国军事学术界对政略与战略的关系认识是清晰和深刻的，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学者对此认识也是清晰和清楚的。参见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柒），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8—25页。
苏联的战略体系与西方有着较大差别。苏联时期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指出：同整个苏联军事科学一样，苏联军事战略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美国战略家赫·S迪纳斯坦在其为英译本苏联《军事战略》所写的导言中认为，在苏联军事学术体系中，军事学说是“一般性的战略和政策”。(［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这一点，《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给“军事学说”下的定义也给出了肯定的印证。所以，西方军事理论学者把苏联军事学说称为“共产党的军事政策”或苏联“党的官方政策”。《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对其军事学说的要求是主要回答有关战争的五个基本问题：第一，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将同什么样的敌人作战？第二，国家和武装力量将参加的战争有什么性质，它们参加战争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第三，为完成既定任务需要什么样的武装力量，军事建设应采取什么方针？第四，如何进行战争准备？第五，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战争？这五个问题可分为政略和战略两个范畴。确定作战对象、战争的政治性质、参战的目的、军队的任务和国家如何进行战争准备，主要是政略方面的问题；战争的战略特点、军队建设的方针、军队备战和进行战争的方法则主要是战略方面的问题。并且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由国家最高政治机关来做出决断。所以，《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认为：“军事学说分为政治和军事两个密切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方面。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方面。”（《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3卷“军事学说”条目，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7年版。）在苏联的著作中，很多时候认为军事学说包括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翻译成中文后一般是：政治方面和军事技术方面。政治方面包括国家在战争中的政治目的和任务的问题，决定武装力量建设的主要方向及国家的战争准备。军事技术方面包括进行军事行动、军事建设和对武装力量进行技术装备以及战争中为达到预定政治目的使用武装力量的手段和方法。由此可以看出，军事技术方面包括了战略、战役、战术和技术的运用原则和指导。所以，这里的“军事学说”是一个大概念，即“军事理论体系”的概念。（［苏］波格丹诺夫等编，李静杰、石敬序、施玉宇、李允华译：《美国军事战略》，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当属政略层面的军事理念、理论。现在，一般认为，苏联战略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即国家总体政策、军事政策或军事学说、军事战略。国家总体政策基本等同于美国国家战略和英国国家政策。军事政策则是阶级、国家、政党和别的社会政治机构与建立军事组织、准备和使用武力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直接有关的关系和活动，是“阶级和国家总政策的组成部分”。它的所谓军事学说，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对未来战争的目的和性质、国家和军队的战争准备以及进行战争的方法所持的一整套观点”。2014年由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俄联邦军事学说》在开篇便指出：“俄联邦军事学说是国家正式采用的准备武装保卫和武装保卫俄罗斯联邦的一整套观点。是在分析俄罗斯联邦面临的军事危险和军事威胁以及盟国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军事政策。”在指导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运用问题上，军事政策的地位与作用略高于军事学说，但基本上仍可以看作处于同一层次，大体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大战略”等概念。军事战略是“军事学术的最高领域，它研究武装力量进行战争准备的理论与实践，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计划和实施，以及各军种的使用和指挥问题”，军事政策与军事学说对军事战略起指导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战略理论方面的遗产，目前看来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战略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在战略研究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就目前业已形成的结构体系来说，可以大体上把战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战略。它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制定的，体现在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总方针、总政策之中。国家战略规定了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还规定了为保卫国家安全和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应采取的战略方针、战略途径和战略步骤。国家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第二层次是国家军事战略，包括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在军事领域的体现。第三层次是战区战略、军种发展战略和重大安全领域军事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具体展开。战区战略是对各战区军事力量运用进行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军种发展战略是对军种力量建设进行全局的筹划和指导；重大安全领域军事战略包括核、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军事战略，是对各重大安全领域军事力量运用与建设进行全局的筹划和指导。肖天亮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1页。这种分层方法与西方关于“国家战略”“大战略”“军事战略”的概念差异较大，但总体上更加明晰，指导性更强。
美国战略家赫·S迪纳斯坦在苏联《军事战略》英译本编者导言中说：“以泛泛的态度把战争当作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去研究，正如一批教材编者所说的，那样做就会使军事科学‘溶解’在社会与政治考虑的大海之中，从而丧失了军事的特点。”［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796页。所以，本书从军事战略学的视角认为，尽管战略的概念和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拓展，但其本质始终是“战之方略”，核心任务是研究战争，以及筹划和指导战争。按照军事科学院2013年版《战略学》的说法，战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研究战争的条件和性质，把握战争的特点和指导原则；判断战略形势，评估战略威胁、战略对手和主要作战对象，研究敌人的作战形式和方法；明确战略空间，划分战略方向，确定战略布局；确立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主要作战形式和方法；明确各军种、战区的基本军事任务和运用原则；明确战争保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明确战略领导和指挥的原则和方式；明确军事威慑的指导原则和运用方式；明确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和运用方式；明确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重点、路径、指导思想和原则。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这作为国家军事学术领域的权威释义，为军界所广为认同、广为遵循，沿用多年。《战略学》中还认为，中国的战略体系可由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战区战略、重大安全领域（核、太空、网络空间）战略三级五类构成。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其认为，战略从属于政治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的性质是由政治决定的。任何国家的战略都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这种性质规定了战略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影响到战略的取向。如霸权主义国家的战略通常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二是战略的目标是由政治赋予的。政治主导战略，规定战略的目标，明确战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战略都不能超越国家的政治目标，都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任何战略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目的而已。战略的能动作用在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双方的态势，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慑来达成政治目的。三是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受政治的支配。政治集团的、民族的、阶级的、国家的政治设计是战略的依据，战略不能偏离政治设计的轨道。究竟采用何种战略，如打与不打、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战争、借助同盟力量还是单打独斗、采用威慑还是实战、采取进攻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何时停止战争等，都由政治的价值取向最终决定。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导致战略的变化。政治的优劣往往决定战略的成败。战略的军事性是指其具有特殊的军事属性，这是由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特有的规律，特别是战争特有的规律所决定的。战略具有指导全局的独立完整的系统使命与功能，并且有其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与规律。它不仅从属和服务于政治，而且也积极影响政治，对政治有很强的反作用力。平时战略对政治起着积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战时战略的成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而战争的胜负又决定着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的命运。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可能会根据战略实践做出局部调整，在全面战争状态下战略甚至可能成为政治的主角。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政治要为战略创造有利条件，要能充分动员和综合运用人力物力资源来保证军事行动的实施，要善于在外交、经济和精神上为打赢战争凝聚最大的战略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著：《战略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上述陈述中所用的“战略”概念是指军事战略，其表述“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战略都不能超越国家的政治目标，都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任何战略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目的而已”，在现代国家政党体制下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政治或政略的主体是政党，只有成为执政党的政党，才能够代表国家并具有这些特性。在国内战争或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在野党也有政略，并且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却不具有国家战略的性质。因此，这种观点只有在政党成为执政党取得国家政权时才适用。另外，其中的“战略”概念有时是混淆的，例如，“政治集团的、民族的、阶级的、国家的政治设计是战略的依据，战略不能偏离政治设计的轨道。究竟采用何种战略，如打与不打、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战争、借助同盟力量还是单打独斗、采用威慑还是实战、采取进攻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何时停止战争等，都由政治的价值取向最终决定”，这里的“战略”是政略，也就是说，“政治的价值取向最终决定”的是政略。而“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导致战略的变化”的论述中间少了一个层次，即“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导致政略的变化，进一步导致或决定战略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论述的“政略”的逻辑起点放在政党的基础之上，以此勾画出从政略到战略（军事战略）的体系架构，并在此架构下探讨从政略到战略不同层级战略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书在二战后西方战略理论家所界定的政略、战略、战役战术、技术的军事学术体系基础上设计出军事学科学术体系架构（如图1所示）。在逻辑上，上一层级决定下一层级的运用，下一层级服从服务于上一层级的指导，这是科学的辩证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在社会学意义的经线上是信仰或理念、政略（即政治战略，或曰政策和策略，是由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国家战略（包括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国家制定的战略）、社会环境下的各种活动、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等）理论；在军事学科学术的经线上是信仰或理念、军事政策（政略的部分）、军事战略（即战略）、战役战术、技术基础和武器装备理论。
图1军事学科学术体系架构图
本书的军事学科学术体系架构图将信仰、理念置于顶端，是因为人是精神动物，人类社会是精神世界的家园。孟子有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裴多菲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曾感慨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薄富尔说得更直白：“战略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替战略决定目的的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一种基本哲学思想的支配，那种思想也就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它发扬光大的”，“我深信在战略的领域中，也像在所有的人生问题中一样，理想应该居于指导和支配的地位。这样便把我们引入了哲学的境界”。［法］薄富尔著，钮先钟译：《战略绪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67—168页。信仰、理论作为最高层面的“一种基本哲学思想的支配”，是支撑政略的原点所在，但因本书研究范围所限，并不意在这个层面着墨太多，还请谅解。
克劳塞维茨曾说，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能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科贝特在《海洋战略的若干原则》一书的开篇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任何希望“授人以鱼”的观念解决不了未来战场的困惑，在未来战场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授人以渔”，并使未来的指挥官将理论现实地、灵活地运用于未来战场，才能奠定战争胜利的根基。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经数年学习、思考、积淀，驾驭这个命题的能力依然有限，本书中借助了很多政治军事家的名言，希望以战争案例点缀其中，集腋成裘，表现出完整的政略与战略关系脉络，以供有志于研究和运用者思考。借用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作为对研究战争规律的学者们的激励：“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中研究战争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它将照亮他的前途，加速他的脚步，训练他的判断，帮助他避免陷阱。”［法］薄富尔著，钮先钟译：《战略绪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第一章政略之源第一章政略之源
蔡元培先生说：“政略学者，俞诚之先生所创设置术语也。古者谓之纵横家者流，近于西洋人之雄辩术。”俞诚之：《中国政略学史（外一种：鬼谷子新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蔡孑民先生序。而俞诚之认为，“以鬼谷之学集先秦政略学之大成，而其书湮没千数百载……鬼谷为斯学开山，其前于先生者，其学说均与鬼谷书有极深之关系，不能不详为比较，以资引证；其后于先生者，其学说始无不本先生之说而推阐光大其理”。俞诚之：《中国政略学史（外一种：鬼谷子新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俞诚之自述：“政略的纯理哲学云者，以纯理的研究‘政治方略’本身实施之方策，所以区别于一般政治哲学之以治世的主义政策为主要目的者也。由国家学言，则政治学为其正面之一部，而政略学为其他面之一部；由人生哲学言，则政略学为其正面之一部，而政治学为其他面之一部。盖政略学固以权谋、辨智、辞命为其基本出发点，而以施展其政治的手腕，以期实行其计划为目的也。至于以计划之遂行之故，个人因以取得政权，则为其当然附带之结果。或者以其论究取得政权之方略，遂目以为‘术’而异于‘学’；其实抽象的研究谋略之原理及其法则，固政略的纯理哲学之规模也”，“然则政略学者，工具也，政治之利器也，不可以示于人者也；政策者，模型也，政治之内容也，可以公然示人者也。由此言之，政略为阴而政策为阳，政略为手足而政策为骨干，其义至明”。俞诚之：《中国政略学史（外一种：鬼谷子新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又曰：“政制者，政策之总名，其外延基于一般的法制者也；政术者，政略之总称，其内包含一般的军事政治之智略者也。”俞诚之：《中国政略学史（外一种：鬼谷子新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这些论述深刻，只是时过境迁，与现实之词义已有较多差异。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现在看来多有歧义。俞诚之归纳鬼谷子政略的哲学三部分——说辞学、权谋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俞诚之：《中国政略学史（外一种：鬼谷子新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7页。其分析论证中却没有立场、观点，只有方法，难免会陷入“诡辩”的泥潭，应了蔡元培先生的评判。以致成为封建社会、剥削制度的滥觞，与现代社会的政略概念差别很大，与马克思主义政略的先进性更是霄壤之别。
邓小平说过：“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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