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822885
★青年历史学者羽戈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暌违多年，历史学人羽戈再出近代史专著，以独到的史家视角、细密的考证手法、流畅的叙事风格，重新书写晚清风云人物志。有人读史，读出了人的无力，羽戈读史，则读出了人的力量。
★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波诡云谲，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被外国人大力夸赞的慈禧，其真实知识水平如何?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终究比不上俾斯麦？精于权术的袁世凯，最终因为“不学”害死了自己?……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
★细密的考证手法，注重“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书写一部有血有肉的人物志。“唯有大处着眼，才能洞悉时代的走势；唯有小处下手，才能明察个体的归宿。”《慈禧传信录》《李鸿章全集》《庚子国变记》《梦蕉亭杂记》……羽戈网罗文集、笔记、奏折、回忆录、日记、报刊等诸多晚清民国史料，结合最新史学动态，于故纸堆中抽丝剥茧，考察晚清风云人物的新旧思想和政治手段，呈现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历程的筚路维艰。
★流畅的叙事风格，不沉闷于学理，又不戏谑于口舌。介于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写作风格，融合思想之深刻与文字之灵动，在保持严谨学术创作的前提下，对艰涩史料进行通俗化解读，将历史知识与人生智慧的解读有机结合，寓情于史，鉴古知今。
青年历史学者羽戈观察分析晚清政治的最新力作。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执政者面临新旧思想的交替，是拥抱新思想，还是固守旧手段？羽戈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历史线索，深度分析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奕?等人的知识结构与素养，以及在时势之中各自所作出的决策，剖析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羽戈指出，回溯晚清历史，往前多谈制度，而忽略人，而我们谈国运，终归还得落到个体。
序
论慈禧太后：知识与国运
一、慈禧的知识
二、慈禧问对
三、慈禧与义和团
四、慈禧的政见
论李鸿章：时势与英雄
一、《挺经》疑云
二、“汉奸”问题
三、李鸿章之过
四、毕相伊侯久比肩
五、裱糊匠的衣钵
论袁世凯：学与术
一、学与术
二、袁世凯之术
三、袁世凯之学
四、遗言之谜
五、称帝时机
六、袁世凯的镜像
论亲贵：人才与国运
一、人才与国运
二、奕?
三、文祥
四、荣禄
五、刚毅
六、奕劻
七、三品以上皆浑蛋
后记
序
少时读《三国演义》，最爱章节之一，应数第二十一回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少年心性，对刘备的隐忍不以为然，反倒羡煞了曹操的豪迈和犀利。在曹操眼里，袁术冢中枯骨，袁绍色厉胆薄，刘表虚名无实，刘璋守户之犬，每读一句，我便在那本盗版书上批注“当浮一大白”，最后算了算，大概要喝六杯青梅酒。十余年后，我终于在草长莺飞的江南春天尝到了青梅酒的滋味，入口之际，风轻云淡，沉于腹中，烈火升腾，心底郁积的孤愤迅速被点燃，正适合纵论庙堂，横议江湖，直言不讳，快意恩仇。对饮的兄台乃是一位豪杰，我提起一个知名学者的名字，他叫道：“井底之蛙！”再说一个，他叫道：“沐猴而冠！”一坛青梅酒将尽，这厮已经醉山颓倒，口中喃喃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若谓少年时节，我们还有一丝路见不平拔剑而起的英雄情结，成人之后，渐渐洞悉英雄主义的害处，一个需要英雄拯救天下苍生的时代，注定是大不幸的时代。基于此，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怀想，则不在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而试图把握曹操论定群雄的眼光和标尺。譬如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回头再看袁绍的故事，几乎印证了曹操所言每一个字。所谓不刊之论，大抵如是。
然而论定人物，谈何容易。古时难，今时更难；论古人难，论今人更难；论英雄难，论凡夫俗子更难。举例来说。争议最大的古人，莫过于曹操、冯道之辈，对他们的评价之所以两极化，更多是价值观问题。设若曹操、冯道生于近代，在价值观之前，我们首先会遭遇真相问题（试看被比作曹操的袁世凯，被比作冯道的杨度）。如果说在古代，由于视角受限，我们只能看见曹操、冯道的一张侧脸，那么在近世，当真相遭遇双重过滤，我们同样只能看见曹操、冯道的一张侧脸。何况，近世中国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剧情反转之速，令人目不暇接。政学两界，一众要角，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从康有为到杨度，从鲁迅到胡适，时时刻刻都处于争议之中。昨天还供在神龛之上，今天便落到凡尘之下，今天还是窃国大盗，明天便是民族干城，伟人与罪人，英雄与小丑，往往反转于一瞬之间。这愈发增加了论定人物的难度。
老话说知人论世，我则尝试知世论人。这些年来苦读中国近代史，最大受益，不是热血而是冷静，不是经验而是教训，不是洞悉要去做什么，而是洞悉不去做什么……恰在这种种否定之中，我隐约觅得了论定人物的一些标准和法则。归结起来，共计四点：一曰学与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郑孝胥月旦时贤，谓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虽然立论不公，对张之洞、端方的评价有待商榷，郑氏所发明的学、术之分，却可作为论断的尺度。需要注意，此说于古有征，古人好讲经权，大体而言，学可对应经，术可对应权。先贤云：“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又云：“守经而不知用权，谓之腐儒；用权而不知守经，谓之妄人。”所以有经有权，有学有术，二者并用，才是正道。
二曰釜与薪。汪精卫曾以守约之名撰《革命之决心》，刊于《民报》第二十六号（1910年2月），文中将革命比作“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热之以薪”，釜者，锅也，薪者，柴火也。说白了，要烧熟革命这碗饭，急需有人作釜，有人作薪，前者要求“不惮烦”，忍受烈火烧灼，后者要求“不畏死”，不惜化作灰烬，前者的要义是韧性，后者的要义是勇气，这二者不分高下，而取决于革命党人自觉其性情、能力适合做什么。引申开来，则关乎一个人的才具与志业的关系。拿汪精卫来说，他本是作薪的材料，最后偏偏要去作釜，结局自然悲剧。
三曰才与略。张学良晚年曾对比其父张作霖与蒋介石：“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古时雄才大略乃是一个词，张学良将其一分为二，实在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尽管他对张作霖与蒋介石的评价并不准确。这里的雄才，我理解为干才，大略当指格局与眼界。要言之，欲成一番事业，必须兼具雄才大略。有雄才而无大略，往往目光短浅，只可能成为一代枭雄，霸业转瞬成空；有大略而无雄才，往往眼高手低，只可能成为悲情英雄，壮志南柯一梦。
四曰知识与国运。1912年8月，孙中山受邀进京，与袁世凯会晤，相谈甚欢，回到上海之后，曾发表演说，谈及对袁世凯的观感，盛赞其有肩膀、有头脑、有新思想，只是手腕偏旧，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革命起于南方，对北方影响不大，南方如一本新历，北方如一本旧历，故而要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最后留下了一句经典论断：“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这个说法，与学与术相近，不过所指更明确。具体说来，有新思想而无旧手段，必将隔膜于国情而欠缺行动力，以致纸上谈兵；有旧手段而无新思想，必将隔膜于时代而欠缺方向感，以致进退失据。
由孙中山所言的“新思想”，引出我的一点愚见：中国要实现唐德刚先生所定义的“第二次大转型”，从近代转向现代，从帝制转向民治，需要众多因素风云际会，执政能力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细论执政者的能力，其头脑或知识素养无疑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知识与国运的关系正在于此，如《论袁世凯》一文所云：“大体说来，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对应国家转型的方向感，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有之转型未必成功，没有必不成功；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却足以决定下限。”就此而论，执政者的知识素养达到了什么高度，有没有“新思想”，将成为考量他们的头号标尺。
遗憾的是，这一路考察下来，从慈禧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旧手段”从未缺席，“新思想”难觅踪迹。慈禧有“不学”之名，思想底色接近义和团，对立宪的认知严重错位，死前追悔莫及，称“毕竟不当立宪”；李鸿章与同时代的伊藤博文对比，最大差距即“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袁世凯也是如此，有术而不学，有雄才而无大略，对共和、民主等“新思想”一知半解，注定难成新时代之大人物……由这些人来领导中国转型，方向感必将大成问题。更不幸的是，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的旧头脑和旧思想，非但无法推动中国砥砺前行，反而开起了历史的倒车。
较之于平日常见的热闹话语，羽戈以严谨内敛的处事风格，与之保持自我的疏离态度，既不沉闷于学理，又不戏谑于口舌，他的文字总给人以笃定理性的信任感。
——新京报书评周刊
读过他的很多文章，会发现大多观点与结论都是基于对事实的细致解剖而形成，不盲从，不轻信，展示出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
——云从龙（书评人）
羽戈兄的书写里，有他不可让渡的意气用事在里面。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骄傲，诸公衮衮，我自岿然不动。
——蔡朝阳（教育学者、书评人）
紧紧扣住历史人物的处境、行动和意识这个三角互动的分析框架，结合各种晚清民初人物的文集、笔记、奏折、回忆性文字、报刊文字等展开，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些人物的历史处境、朋友圈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毕相伊侯久比肩（节选）
黄遵宪诗云：“毕相伊侯久比肩。”毕相即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清末民初通译为毕士麦或毕士麦克，故称毕相；伊侯即日本第一任内阁首相、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曾封侯爵，故称伊侯。前者长李鸿章八岁，属于同代人；后者小李鸿章十八岁，晚了一辈，不过其人少年成名，风云际会，与李鸿章几乎同步登上波澜壮阔的东亚历史舞台，后来甲午战争、马关和谈等，更是直接对手，龙争虎斗，一决高下。久比肩云云，无论从哪方来讲，都非虚词。
与黄遵宪相应，梁启超也曾以李鸿章对比外国人。《李鸿章传》最后一章，共列举古今中西人物十六位，作为传主的参照系，其中外国人六位，俾斯麦、伊藤博文俱在榜上。这背
后，需要注意一点因素：李鸿章在其时代，对外而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清代言人（其时外国人对于大清，往往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太后和皇帝），堪称世界级人物，享有世界级声誉。《清史稿》夸他“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虽嫌过甚其词，也是一说；又云：“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这一时伟人，除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还有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等，都曾与李鸿章坐而论道，谈笑风生。以之为参照，正可反观李鸿章一生成败。
李鸿章与“一时伟人”齐名的说法，我见过不下三种。一是“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和格莱斯顿；二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李鸿章、俾斯麦和格兰特；三是“当世四大伟人”，语出格兰特之口：李鸿章、俾斯麦、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任英国首相）与甘必大（法语：Léon Gambetta，曾任法国总理）。这三份名单，不论真伪虚实，都少不了李鸿章和俾斯麦。无独有偶，李鸿章最著名的绰号之一，正是东方俾斯麦。
这个绰号是否名副其实呢？李鸿章能否媲美俾斯麦？首先，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却不曾被称作西方李鸿章，二人之间，高下立判，更强的那个人，才有资格被借重、作参照。其次，梁启超说，李鸿章被比作俾斯麦，不是谀辞，而是妄言：
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士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士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士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
俾斯麦之后，格莱斯顿出场，被梁启超称作“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相形之下，李鸿章则是“功名之士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两者相距整整一个时代。在另一场合，李鸿章又成了“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不论以哪个说法为准，李鸿章都是梁启超笔下的旧时代之英雄。倘以时代论英雄，俾斯麦恰恰也是如此，他属于帝制而非民主的时代，属于铁血而非文明的时代，正如他的墓志铭所示：“威廉一世皇帝忠实的德意志仆人。”唯有越过他的政治尸骸，德国才能真正进入新时代。
就此说来，俾斯麦与李鸿章乃是同一时代之英雄，何以在梁启超笔下，差距如此之大？无非一成一败而已。梁启超口口声声“非以成败论人”，终究未能免俗。不过成功与否，亦难定论。在《李鸿章传》成书之际，对俾斯麦的评价是一码事，彼时德国国运如日中天，俾斯麦虽然黯然辞世，整个国家依旧笼罩在他盛大的光芒之下。再过二十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俾斯麦的评价则是另一码事。譬如1918年，马克斯·韦伯谈及俾斯麦的政治遗产，断言道：“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教育的国家……习惯于期待一位伟大领袖为国民提供他们的政治……（德国）已经习惯于耐心并宿命地服从以‘帝国政府’之名所作的一切决定。”一言以蔽之，俾斯麦留给继任者的乃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成熟度”而且“没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国家”，“他建立的是一个伪民主政权，并操纵这个政权以达到不自由的目标”。结合一战，再论成败，则有沧海桑田之慨。
所以我不认为，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便是对后者的侮辱。他们的差距，如学问、智术、胆力、视界，亦非如梁启超所夸饰的那么大，有些关节，反而相通。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命运，都具有一种深沉的悲怆感甚至荒谬感，这尤其表现在与权力、时势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强权者死于更强的权力，造势者败于更大的时势（论一战之责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实为罪魁祸首，然而论造势，俾斯麦则是始作俑者，他只能开头而无法收尾，这正是时势的力量）。
李鸿章与俾斯麦曾有一面之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出访德国，专程到俾斯麦的庄园拜谒，极尽倾慕之情，尽管当时他尚且在朝，俾斯麦已经下野，然而一个身败名裂，一个功成名就。除了请教的姿态，如“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等，最后那番留言，足见对俾斯麦的敬重：“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觌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这不完全是客套话。须知李鸿章一生倨傲，极少低头，当世人物，也许只有俾斯麦能让他如此钦服，自叹功业不如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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