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74597
当焦虑成为时代的基调，人们就会开始美化农村和田园。
农村人迫不及待地迁往城市，城里人却涌入农村寻求松弛；
农民被迫另谋生路，“农民”却成为文化偶像和广告商的宠儿；
…………
农村有每个现代人心底最深的不安，
也孕育着全新的希望。
加州大学教授力作，解构当代“乡村乌托邦”神话。
- 挑战“乡村衰落论”，祛魅“田园乌托邦”，剖析现代农村的真正活力所在
当下大众对农村的认知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一方认为“农村已死”，不再值得讨论。另一方则强调“农村”代表淳朴、诗意的生活，保存着城市乃至现代社会已经失落的美德。
然而，本书作者、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萨拉·法默指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殊途同归，都是对当代农村的误读。前者忽视了农民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回应，而后者实际建立在城乡二元论的刻板印象之上。将农村粗暴地等同于“城市生活弊病的反面”，实际上也扼杀了改变的可能——哪怕乡村再好，也已经不再属于现代城市中的我们。
为了展现现代城乡关系，作者以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农村热”为案例，指出在法国城市化进程爆炸式推进的同时，“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观”确实“牢牢地攥住了法国人的想象力”，但法国农村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再次迸发活力，重新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 聚焦城乡互动、民众参与，解构乡土法国“再造”史
传统的农村研究往往聚焦于农村社会自身的经济、组织结构等要素，而本书作者萨拉·法默则将重点放在农村与城市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互动。这样一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村”不再是静止、孤立的一潭死水，更多新问题由此被揭示。其中最有趣的，是作者详细地解构了现代人对“农村”形象的种种建构，呈现政府和民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政客、商人和知识分子如何根据各自的需求塑造“农村”的形象和含义。
在具体的论证中，作者选取的案例大多富有生活气息，跨越了文化、时代的界限，比如闲置农舍怎样被炒作成房产热点、城市青年在农村的真实生活体验，以及“农村”如何在文艺界重新成为话题。即便是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能对此轻松共感。
- 正视当代城市病灶，直指时代焦虑根源，解析农村如何孕育未来的全新可能
对农村的种种塑造，都源于现代人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我们都能感受到时代和经济的进步，但进步同样会给个人带来困扰。当我们在合租房里蜗居，在拥挤的地铁上竭力呼吸，“想象还有另一种我们曾经拥有的、更好的生活”自然成了城市病的解药。只要相信还可能存在其他选择，哪怕是望梅止渴，我们也会获得继续生活的勇气。
然而，唯有正视想象背后的根源，才有真正治愈时代病灶的可能。这也正是本书之于你我最大的意义：农村不仅是现代人暂时喘息的空间，它还赋予我们重新思考个人与时代、传统与未来关系的余地，以及质疑、挑战和改变的决心。毕竟，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在奋斗，只为证明没有谁应该沦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在二战后的法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爆炸增长摧毁了农村原本的经济结构和环境，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学者、政客纷纷断言“农村已死”“农民已死”。
然而，本书指出，在同一时期，不仅农民都在积极地拥抱现代化，而且“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观反而牢牢地攥住了法国人的想象力”，“法式乡村风格”甚至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风靡至今的当代神话。面对人满为患的城市、不如人意的都市生活、让人异化的工作，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农村，根据自己的需求，重新赋予农村生活象征性和物质性的价值，以寻求“现代化的解毒剂”。这反而让农村在现代世界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农村社会并没有因为农民的消失而消亡。相反，人们不断地重塑农村和城市的关系，这赋予了法国农村全新的活力，甚至为法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导 言…….001
第一章 农民已死，农民万岁！…….015
现代化的挑战 / 016
拖拉机 / 023
人口外流 / 028
赢家和输家 / 030
年轻的现代化者 / 034
法国新景观？ / 036
多形态景观 / 042
第二章 第二家园…….047
猎房 / 052
梦想家园 / 056
农宅 / 067
品味问题 / 069
在农场度假 / 072
走向绿色 / 077
“保卫拉尔扎克” / 078
第三章 回归土地…….087
动机 / 091
创建公社 / 095
乌托邦景观 / 097
文化冲突 / 103
定居 / 109
第四章 进步与怀旧…….131
在书店的书架上 / 135
埃米尔·吉约曼 / 139
格雷纳杜 / 145
说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人 / 146
埃米莉·卡莱斯 / 149
图瓦努 / 150
第五章 被破坏的景观…….163
DATAR的摄影任务 / 164
作为艺术的摄影 / 168
雷蒙·德帕尔东 / 173
结 语…….193
致 谢…….201
注 释…….207
参考文献…….273
“《再造乡土》探讨了1945年后法国乡村的现代化，当时农业资产的整合将农村人口推向了迅速扩张的城市。通过挑战现代城市和落后省份的旧二元论，法默探讨了农村地区如何适应这些变化……这本书简短好读，且配有精美的插图，以一种既能吸引学生又能吸引学者的形式揭示了法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共生关系。”
—— 《选择》
萨拉·法默以优美的文笔再次阐释了“二战”后的法国城乡关系。她反驳了“消失的农民”这一叙事，指出法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带来的是更新和转型，而不是衰落和破败。从购买洗衣机并加入环保运动的农村男女，到从农民回忆录和乡村住宅中寻求庇护的城市法国人，法默令人信服地主张城乡之间的联系，而不是错位……对于任何研究法国这一时期的人来说，这都是*读之作。
——维纳斯·比瓦尔，《农业历史》
“《再造乡土》抓住了城乡关系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并提出了四个原创案例研究……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农村似乎已经消失很久之后仍被吸引到农村？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本书巧妙地阐明了我们如何在当代世界中继续重塑农村。”
——约瑟夫·博林，《美国历史评论》
“对于现代法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本引人入胜且及时的书籍，它探讨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战后世界对这些空间的重新协商以及两者之间经常引起争议的迁移。书中呈现的不是被遗忘的乡村景象，而是被一波又一波的法国人不断重新发现的乡村景象，他们试图将乡村生活的魅力与消费社会的欲望结合起来……农民不是要被现代化或改革的对象，而是“自然世界的管家”，是法国与其风土关系复杂、多层次且持续不断的辩论中的积极讨论者。”
——安德鲁·史密斯，《英国历史评论》
在这部令人震惊的新书中，萨拉·法默并未就“农村人口外流”“农村文明消失”的话题老调重弹，而是展示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农村社会：年轻农民、新左翼乌托邦主义者、以农村为“第二家园”的城市居民和致力于建设“新农村”的生态学家，正在重塑法国农村的经济和文化景观。
——赫里克·查普曼，纽约大学
导言
导言
2017年秋天，巴黎。一场盛大的展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幕，展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拍摄于法国各地的风景照片。“城市的异化”早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展览的宣传海报和目录册封面选用的图片，却将异化演绎出一种超凡感（otherworldly）。密集的高层住宅项目呈亮灰色调，映衬着淡蓝色的天空。枝繁叶茂的树木围绕着一片宽阔的草地，一匹灰色斑点马套着挽具，在嫩绿的草地上格外显眼。一名年轻男子牵着缰绳走在马匹后，身边跟着一条黑犬。
这张照片由西里尔·魏纳在2008年拍摄。它对准巴黎西郊楠泰尔的城市农业和土地开垦项目，捕捉到了文化、政治、物质和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反映了农业和农村在一个无情地城市化的世界中的地位。城乡交会处的景观凝聚着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紧张关系，而从视觉上再现这些关系的尝试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和他的同道们在画布上将工业企业跟城里人在巴黎田园风光中休闲的画面结合在一起。魏纳选择在楠泰尔拍摄，精准地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并置和对比。正是在这一地区，战后首批大规模郊区住宅项目在巴黎周边的农田拔地而起，而这一发展态势很快被复制到法国的其他主要城市。城市边上难以名状的区域，也就是城乡之间如锯齿般杂乱的接缝，在19 世纪末被称为“地带”（thezone）。地带在20 世纪60 年代不断扩展和填充， 形成一个流动的中间空间，后者新近被授予“城市周界”（peri-urban）的名号。
20世纪30年代以前，多数法国人仍生活在农村地区，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农民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沿袭着先辈们在19世纪使用的耕作方法。1959年，法国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亨利·芒德拉（Henri Mendras）† 曾自豪地称法国是“所有工业大国中最‘农民’的国家”。然而，仅仅八年之后，他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就会截然不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在农作机械化的影响之下，法国农业部门不再主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而是由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农业食品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经济收益所支撑。如果说农村人口外流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这一农业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最后一波外流，而且势头很猛。农民大规模离开乡下，导致村庄空心化。耕种了几个世纪的田地也不得不迎来荒芜。在1967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芒德拉宣称，政府在战后致力于推动法国农业的现代化，而这已然导致农民这一社会阶层的解体。他甚至声称，20世纪中叶的农业革命对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粗暴破坏，正在摧毁“传统的农民文明”，而这种文明不仅是法国民族身份的基石，也是“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基石。
在政策界和新闻界，“农民的终结”迅速成为流行的口号，用来形容战后几十年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空前增长所带来的戏剧性后果。直接从事农业的法国工人的数量，从1946年的740万骤降到1975年的200万。新的农业技术意味着，只需更少的农业工人，便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在全球农产品出口方面仅次于美国。这时，许多仍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不再被称为“农民”（peasant），而是被称为农业经营者（agriculteur），也就是现代农场主（farmer）。
可以肯定的是，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并非只有法国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法国不过是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日本一道，在20世纪60年代为经济增长的浪潮所席卷，而全社会的生活水准也因此提高。美国社会科学家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西德人也会谈到战后的“经济奇迹”。为现代化大唱赞歌的法国技术官僚让·富拉斯蒂耶则发明了“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指1945—1975年）这个说法。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同样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扩张的惊人规模和速度，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后果。他在1994年宣称：“农民之死是20 世纪下半叶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变化，而我们与过去的世界就此永隔。”
农民之死，以及与农村过去的断裂，在法国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因为这个国家将民族的伟大同时归功于城市的现代性（尤其是巴黎的）和农村的传统，认为二者在相互对照中获得各自的价值。到20世纪60年代末，受到流动性增强带来的压力，加上新的城市周界的形成，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空间和文化差异越来越难以说得通。这一时期，社会学家们谈到了“农村的城市化”，即从城市蔓延开来的、城乡共享的技术和消费文化。战后的法国政府为城市和郊区的住房、能源生产、交通、户外休闲，以及旅游业建设了大量新的基础设施，而先前主要用于农业的农村空间随之被转变成了一种“多形态景观”（用规划师和地理学家的行话来说）。
法国现代史学中有一个久远的传统，那就是关于现代性力量侵蚀农民传统的叙事。事实上，民族志和民俗学这两个学科的建立，正是基于19世纪以殖民地和大都市为背景所形成的、对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差异的认知。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历史学家厄让·韦伯。在出版于1976年的著作中，他将1871—1914年视为分水岭。在这一时期，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运动（表现为义务初等教育、公路和铁路建设、征召青年入伍等），逐渐将农民带入“主流文明”。15韦伯颂扬农民语言和习俗的不断消亡，以及法兰西民族认同感的深入人心。16然而，韦伯的法国出版商给他的书起的名字传递出一种失落感。“从农民到法国人”这个最初的书名强调的是国家建设的进程。到1983年，该书改名成“地方世界的终结”，2005年又改名为“我们祖先的法兰西”。
其他学者则认为农民文化的消亡时间要晚一些。1985年，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最后一本书的结尾，也加入合唱的队列，哀叹起农民世界的消逝：
依我之见，在从古至今的，尤其是今日的法国，最触目惊心的景象，莫过于农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属于农民的古老的法国，一个由带城堡的村镇、村落、小村庄和散落的房屋组成的法国，至少在1914年之前，甚至有的人说在1945年之前，基本保持着原貌。1945年后，它成了“辉煌三十年”这个持续到20 世纪70 年代的前所未有的扩张时期的牺牲品。
在布罗代尔笔下，早先时期的法国乡村是静态的。他的做法可能会受到读者们的异议，但很少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观点，即由农民文化界定的农村社会在20 世纪晚期已然终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学者们因为在农村再也看不到农业劳工的身影而黯然神伤时，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观却牢牢地攫住了法国人的想象力，甚至更胜以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广泛地享有并执迷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些不可替代的、对国民生活意义深远的事物行将消亡。在文字和图像、大众媒体和学术研究、环保运动，以及休闲和社会实验的新实践中，法国人以各种形式，对农村生活和农村景观进行了价值重估（revalorized）。厄让·韦伯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1—1914）的各种现代化工程“将农民变成了法国人”，而本书则认为，战后的现代化，使得法国人渴望与农民曾经的生活建立起既富有想象力又切实可感的联系。
1959年可谓战后法国农村人口外流的高峰期，从这年开始，法国人每天清晨都可以收听皮埃尔·邦特的广播节目《您好，市长先生》，聆听乡村生活的声音。这个节目原本是面向农村听众的，但到1965年，其200万听众中有一半是城里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后代，但现在都是现代化的城市居民。一些人住进了郊区大规模新建的住宅楼里，享受着之前做梦也没想过的物质水平。在工作过程中，以及在街区遛弯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来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移民，以及越来越多的马格里布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面孔。这些听众对变化是否感到矛盾？邦特猜测许多人是怀旧的：“在城市的灰暗中，这个节目成了一扇小窗，让城市和郊区的人们可以一窥乡间的风物人情……本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来自法国的农村地区，并一直对那里的生活心心念念。”或许，想到乡间生活仍在继续，会让他们感到心安。当法国的农村地区不再以农业为主、农民文化逐渐衰弱、农民逐渐成为乡间众多居民中的一个群体时，这些听众通过支持《您好，市长先生》，表达了对农民身份和农村景观的情感依恋。
这种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依恋，成为战后文化的一个持久的特征。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兴收集“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描绘了村庄的景象，以及农民和工匠的普通劳动，也就是法国人所谓“深层法国”（la France profonde）地带的、外省生活和农耕文化的元素。1992 年，为响应农业部的号召，九千多名法国公民寄出了他们最心仪的风景照，其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传统农村风景”照。
本书探讨了这一悖论。20 世纪下半叶，随着法国社会快速城市化，农村理想以何种形式在法国社会的想象和实践中持存？在全球化的刺激下，巨型都市在世界范围内陆续涌现，为何与此同时，“居住在法国的乡间”却成为国际共享的幻想和实践？这种农村理想往往被当作过去的或者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事物来体验和呈现，并唤起人的渴念。当然，这种乡愁绝非什么新鲜事。在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人都在颂扬农民文化；对农民生活和民俗的展示是1937 年巴黎世博会的一大亮点，维希政权（1940—1944）也曾神化土地的美德。尽管如此，正如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指出的，即便乡愁可以被视为“普遍而持久的”，但“不断发生的向历史中的撤退……在不同的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而不同的价值观都会受到质疑”。因为农村在战后的迭代（iteration）而产生的乡愁，是贯穿本书各个章节的一条线索。然而，本书也表明，在由“辉煌三十年”开启的后农业社会中，农村或许预示着未来的可能性。
在从多个视角探讨这些问题时，本书受益于学者在文学和视觉表征领域的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工作，尤其是强大的法国农村社会学派。这个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派，其宗旨正是理解“辉煌三十年”给战后农村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影响。25从1947年开始，农村社会也是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社会科学学部的几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的核心。
受到人们去农村度假、运动休闲，以及欣赏作为文化遗产的景观等活动的刺激，战后的法国乡间发生了变化，而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在研究这种变化。26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农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借鉴环境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和景观。27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斯敏锐地看到，对农民传统和农业形塑的景观的热切依恋，是法国环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28本书将通过研究那些前往空心化的农村地区生活的人，以及那些用自传、生活故事或者摄影再现农民生活的人的行为，来探讨这种依恋的表现形式。
第一章“农民已死，农民万岁！”介绍了战后法国经济激进地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这场变革意味着传统农民经济的终结。农民们被迫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以期改善物质境遇，享受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随后的章节探讨了新的社会实践和文化表征方式，它们在实践和想象中对农村生活进行价值重估，以回应农村世界的迅速沦陷和战后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不计其数的农民背井离乡，留下了大量空置的农舍和农业建筑，它们很快就引起了法国和整个欧洲兴盛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收入不高但继承了家产的城市居民的兴趣。第二章“第二家园：作为乡村度假胜地的农宅”追溯了乡村次要住所房地产市场的兴起，是如何让法国在1978 年就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此类房产的国家，并导致土地价格飙涨。农宅不仅提供了与正在消失的农民生活的具体联系，满足了居住者的怀旧之情，还成为城市和农村女性表达消费欲望和对现代化的渴念的场所。居住在法国乡间，成了国际共享的幻想，并使得英国人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的一年》（1989）成为全球畅销书，该书讲述了作者搬进法国南部的一座古老农舍的故事。“法式乡村”更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室内装饰风格。
另一些人则把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为重新想象未来之地。在1968年5月的骚乱之后，反主流文化的青年在法国偏远的农村搞起了乌托邦实验，以挑战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布尔乔亚社会规范和大农业。他们赋予地方一种价值，即作为城市化弊端的解毒剂，以对抗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全球化的强大力量。第三章“回归土地：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农村乌托邦”讲述了一些年轻人在因农村人口外流而凋敝的地区建立公社的故事。一些人留在那里务农或者寻找别的谋生方式，成为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新农村人（néo-ruraux）。20世纪70年代的乌托邦计划，通常被认为处于主流政治的外围，实则在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推动了环保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使得当代的欧洲年轻人普遍具有绿色意识（green sensibility）。
第四章“进步与怀旧：农民生活回忆录”考察了法国农民回忆录这种新的文学体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出版和风行。农民回忆录的作者们在追忆往日生活的同时，还会探讨被1968年5月社会和政治运动提上议事日程的当代议题—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地区主义（包括寻求布列塔尼和奥克西塔尼的自治），并对将地方作为乌托邦实验和复兴之地的尝试表达兴趣，以弥合法国由农村定义的过去与由现代科技主宰的现在之间的裂痕。其中一些在电视上露面的作者成了名人。通过这种方式，现代媒体延续了它本该淘汰的传统，即便只是做做样子。农民回忆录及其作者们强调了“传统”与“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联系而非相互对立的。在个人成为并将自身理解为现代人、社会成为并将自身理解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这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章“被破坏的景观：雷蒙·德帕尔东的视觉回忆录”考察了一位著名摄影记者和电影制片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作的视觉回忆录，当时他参与了MPD（国土整治与地区发展局摄影委托项目）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摄影项目，并选择以父母的农场作为拍摄对象。他的自传便以这些照片为基础，并在书籍、电影、博物馆展览和访谈中，得到发展、扩充和重述。本章不仅将德帕尔东的创作及其意义放在更大的MPD 项目中来探讨，以阐明照片是如何影响人们去感知农村生活和景观在战后发生的颠覆，还探讨了景观在塑造个人身份和国族身份方面的作用、照相机在表达历史变迁的空间维度方面的力量，以及德帕尔东的摄影作品表达失落、重现过去的方式。
20世纪60年代到1980年初法国“农民时刻”（peasant moment）的参与者，与其说是为了再造（recreate）传统的农民生活和价值观，不如说是为了将“居住在乡间”重新刻画（reinscribe）成当今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在象征层面和物质层面对农村生活和景观的投资，以悖论的方式反击了将城市视为动态、将农村视为静态的俗见。他们辩称，农村是过去与未来的交叠之地，在这里，一种竞争性的现代性（contested modernity）从社会实践和文化表征中产生，而这些实践和表征正是本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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