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38294
《我的1980》，一部穿梭时光的文学之旅，一次心灵的觉醒和探索。
一段历史的回响，回荡着80年代的朝气与探索。
一份记忆的邀约，引领我们重温那个时代的激情与梦想。
一章思想的独白，记录着知识浪潮中的困惑与顿悟。
翻开《我的1980》，您将遇见：
校园里的先生们，几代同堂，智慧的光芒照亮求知的渴望。
初为人师的体验，乡村的鲁迅，讲述着教与学的温馨故事。
学人随笔的风采，启蒙的记忆，展现着思想与情感的深度对话。
《我的1980》，不仅是作者的私人记忆，它是我们共同的寻路记，是一代人的青春印记，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回声。
重温1980年代。在蒙学、求学、游学和学人的故事中，感受历史的脉动与社会的变迁。这不仅是一段段个人成长的轨迹，更是时代记忆的珍贵镌刻。
本书是李怡教授的散文随笔集，是“60后学人随笔”丛书的一本，是一部反映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与个人成长的散文集。本书分为“1980年代的师大校园”“蒙学记”“教学记”“学人记”等主题，讲述人生故事。书中不仅透视了历史的演变，也记录了个人思想与情感的历程，为那个时代和生命的成长留下了值得玩味的记忆。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读者能够感受到80年代中国社会的脉动，以及那一代人对知识、文化和理想的追求。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个人的历史记忆，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记忆。
目录
序一我们共同的寻路记 /阿来
序二走出象牙塔的历史抒情 /丁帆
1980年代师大校园里的先生们
几代先生同堂的1980
昂首穿行在校园的老师们
导师王富仁
双子座蓝棣之
学生活动中的老师
那时的班主任和校长
生气勃勃的研究生老师群
我们都是“研究生”
师大的真性情
蒙 学 记
文学如水
我在露天看电影
读图的记忆
声音的启蒙
我的科幻我的梦
初为人师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的第一批弟子
乡村的鲁迅
学人随笔
王得后：“立人”的脉络
张恩和：永远属于师大校园
王富仁：启蒙的记忆
钱理群：“活中国”的姿态
刘纳：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
吴福辉：学者的趣味和气质
陈平原：学术逻辑中的情感关怀
杨义：“大文学”史观的重启和实践
冯铁：遥远的怀念
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作传——代后记
序一
我们共同的寻路记
阿来
李怡兄说要写一本书，在某个有酒的场合说起。
他不喝酒，我与其他人喝。他只笑着说话，一如既往，话多，语速快。总能说得有理有趣，很下酒。等我喝到酣处，他说要写一本书。我说，不是写了好多本了嘛。他说这本有点不一样。随笔，回忆性质。你要写序。酒上头，加上语速快的话似乎更有说服力，就答应了。听他说构想，是我喜欢读的那类文字，是求学记，问学记，师友记。我出身偏僻，上学少，乡下学校的老师，人善良质朴，学问则就未必了。所以，我爱读学者写的这一类书。喜欢里头的学问和情趣，还加几分羡慕。
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怎样做一个读书人，多是从这一类书中得来。
有酒壮胆，当时就一口应承了。酒醒时已经忘记。但李怡兄没有忘记。过一阵子重提此事，我一拍脑袋，想起来真有这回事。想推脱，却不能够了。李怡还安慰我，不急，慢慢写。他自己也正在写。
这一来就放心了。我想，你写吧，慢慢写，写到猴年马月，忘记了，这事就算过去了。这样的事，不是没发生过。当今之世，拖一拖，好些事情就过去了。单说写作这件事，有规划的多，真正能完成的人并不太多。
不想这个人，说话快，写起来，上手也快，某一天，就发了若干篇章过来。读过几篇，求学问学的经历，从某一件小事，忽然开眼，又从某一情境，恍然醒悟。写来有理有趣，有些情境，也是自己亲历过的，读来就十分亲切。
我比李怡，年纪稍大几岁，但少年时代，都从上世纪荒芜年代生活过来。幸运的是，青年时遇到改革开放，本要在农村胼手胝足，不意间，求学之门訇然洞开，从此入了另一片天地，语词为骑意为马，得以畅游在另一个世界。于是觉得这文章也写得。
不想，他还另有埋伏，再发一个文件来，发现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一本书，而是60后学者的一套书，命名为“60后学人随笔”。作者有赵勇、吴晓东、王尧、王兆胜、杨联芬，加李怡自己。这些人，隔当代文学近些的，一年里也会见上一两面，比如王尧，前两月还在杭州一所大学《收获》杂志的活动上，看他操着吴地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从容主持颁奖典礼。更多的人，却连面都没有见过。好在爱读书，都读过他们好些文章。读过，还喜欢。认真的专著不说，即便是一篇短文，都透出他们有师承、成系统的学问。不像我，野路子读书，拉拉杂杂，最终都还是一鳞半爪。要我为他们的书作序，真就叫佛头着粪了。
我是50后，50后的尾巴，若晚生一年，也是60后了。和他们经历的是同一个时代。无论向学的经历，还是在80年代突然面临更宽幅面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其间所经历的文化荡涤与知识谱系的构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此过程中，所有获得与遗憾，也算是庶几近之了。
中国学者，不像外国人，爱作严肃的传记。如卢梭写《忏悔录》，太严肃了，那种真实并不真正真实。当然，也有例外，南美诗人聂鲁达自传《我承认，我历尽沧桑》，其写法，就颇为亲切自然，所呈现的人生片段，关涉颇多，包含个人情感与信仰，国家政治与经济，特别是作为一个诗人，那些著名篇章的生成，读来亲切有趣，使人受益良多。
近百余年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也历经沧桑。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不论是有名的师长，还是求学的生徒，将个人经历融于国家命运，将一己思索系于文化流变，所关乎的内容更加深广，每一朵情感与智慧的浪花都是时代大潮的某一面相。所以，相较于古人，我更喜欢读这一时期文化人的种种随笔，师友同道，共求新知，共探新路，切磋琢磨，聚合离散。看似写在人生边上，其实反映时代在变迁中的动荡，社会在动荡中的变迁。自此，现当代中国学人，相较于古人，人生书写大变。感慨兴亡，却不再如张岱的《陶庵梦忆》，偏于意趣。搜奇志怪，也不再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微言或有大义。
新文化运动，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革命和改良，论而起行，何等激情张扬，何等忧思深广。
抗战时期，延安、重庆、桂林、昆明、李庄，学者们毁家纾难，跋涉千山万水，在流亡中图存，在漂泊中振作，种种弦歌不辍，读书种子不死，中国不亡。
这样的风云际会，留下那么多真情文字，相较于大而化之，试图宏大建构的历史书，读来，更亲切自然，更生动真实，是一个时代无数面生动的侧影。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学养的渗透，有求学问道的追求，便显得有理有趣。这是文章大道：“状理则理趣浑然。”这还不算，还要加上，“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
所有这一切文字，都来自前辈学人。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幸运是得以在青年时代重新启蒙，以问求学，以学解问。“苟日新，日日新”。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变动不居的不只是学术，更强大的是社会现实，是历史惯性。这一代学者，种种追问，种种回顾，种种坚持或改弦更张，都是面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都要思考，中华文化从何而来，又要往何而去。这也决定，一个学者，还必须选择，在新旧文化冲突交融中，在现实考量与学者本分间，如何安身立命。
这样的处境，这样的经验，值得记录，值得形诸文字。以前，也不是一点没有，但总归是过于零星了。所以，这一回，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版这一套书，黄立新社长也和我说起过。我说，好啊，这一代也开始回忆了。这一代人也应该开始回忆了。这一代人幸逢国策变易，民族新生，也曾风云际会，该留下这一时代学者的求学问学记，师友记，我想也是一部时代大潮中的探险记或漂流记。
蒙田说：“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而不是装满我的头脑。”
今天的教育，今天的很多书，往往偏重于装满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磨砺我们的头脑。
我相信，从这一套新一代学人的书，正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提升自己，砥砺自己，成就自己。而我们这些暂时不写，或永远不写的大多数，也能从他们的书写中，照见自己。
这一套书，是这些作者他们自己的，也是我们共同的寻路记。
书评作者：罗伟章，作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
他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光——读李怡随笔集《我的1980》
说到李怡，总给我年高德勋的印象。德勋不论，年龄上，他其实只比我稍长，且红头花色，显得非常年轻，让我先入为主地产生那种印象，全是因为他作为学者，成就斐然。
这部“学人随笔”集《我的1980》，让我窥探到了他的心路，识别出了李怡何以成为李怡。该书分4个单元：回忆先生、蒙学记事、初为人师、学人随笔。4个单元贯穿着一个隐晦而敞亮的主题：立人。
要立人，先得从“人”的意义上去立论。因此，首当其冲的，是关乎个体生命，是个体生命的觉醒和成长：一扇一扇地，把门窗打开，瞭望旷野；然后，跨过门槛，走向旷野；再后，融入大地，成为旷野。至此，个体生命就与宏大叙事实现水与水的奔赴，“立人”便不仅成为可能，还成为必然。
李怡身上有一种痴迷，从孩提时代对小人书的迷恋，到高校时代对大问题的执着，都注定了他将在优秀和平庸之间，立下界碑。痴迷之外，是自觉。我们常讲，人生面临诸多选择，而实际上，知道选择可说微乎其微，多数人是被推着走，叫“顺其自然”，尽管谁也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然”。能选择已然可贵，能超越实用主义，自觉选择，则是志向宣言，是受到理想之光的眷顾。李怡在书中，清晰地描述了他被照亮并做出决定的那一刻。
自觉之外，是坚守。坚守这个词我向来慎用，许多时候，它并非一个好词，你坚守的可能没有价值，即使有，你可能没能从中获得自我生命的大欢喜、大自在。到时候，就算取得了一些成绩，或许只是技能性的，与生命本体无关，更与“立人”无关。
但李怡的坚守另当别论，在他那里，选择和坚守，都是为了展开自我，塑造自我，完成自我，将学术和生命打通，铸就创造品格。达成这一目标的利器，是且行且喜、久久为功的精神探索。坚守之外，是清醒。李怡是骄傲的，他有骄傲的本钱，念本科时就有论文在名刊发表，且策划了众多文学活动。但他把骄傲克制着，压抑着，消解着，他知道，未知的领域是如此广大，遗憾和缺失又是如此繁多。
这层层递进，说的都是“立人”。书中多次谈及鲁迅，鲁迅的“立人”之功，被李怡的导师发掘，也被李怡深深认同和接纳，并成为他的学术信仰。而信仰的生发地，依然要回到生命本身。基于这样的本体论认识，使李怡在源头，也在潮头。
学人分为两种，一是照着讲，一是接着讲。两种学人都值得尊敬。没有照着讲，我们将被笼罩；没有接着讲，我们将被禁锢。李怡的自觉与清醒，使他成为一个既能照着讲又能接着讲的人。他的很多学术观念，都有深厚的根基，又有阔壮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喷涌着生长的能量。
我很庆幸的是，书中的一篇，刚在《四川文学》发表，写他初为人师的经历。但这部书最让我沉醉和动容的部分，也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他状写的1980年代北师大的先生们，那种宏深包含，那种平民本色，那种师生同体，那种宽博情怀，那种立人心志……无不让人景仰。
他笔下的先生，在学术成就和精神人格之间，先确立后者。事实上，也只有对后者的确立，才能保证前者的有效性。学术不是抽象演绎，学术肩负着启蒙的使命。“启蒙”之议一度被严厉批评，认为是“自我典范”的单向指证，暗含着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
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实践，都有知识权利凌驾个人权利的倾向，说话人与听话人不沟通、不平等，因而不能互为主体——说话人是主体，是我说，你听，因而很可能陷入这样一种悖论：本是为了唤醒个人，却使之更深地迷失了自己。
可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抹杀了启蒙闪电般撕开黑暗的战绩。而且，当我们把启蒙定义为“对自我生命的唤醒”“对固有存在方式的反思和审视”，就引入了另一种境界。所谓固有，不仅指外在于自我的对象，还包括自我本身：跟自己对话，作自我反省，充盈自我灵魂，彪炳自我尊严，彰显自我价值，实现自我超越，让自己成为这人世间的增光者。
背后的支撑，正是内视性的精神探索和精神人格。缺失这两样，学术也好，创作也好，都将走向匮乏。鉴于此，李怡才认为，在精神风貌面前，连“才华”这个词也显得庸俗。
这当中，李怡是见证者，也是介入者，他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教化并最终让他成为那些先生中的一员。
读罢这部书，我也禁不住有了一番自我反省。我也是那前后进入大学，我念的重师大尽管不能与李怡念的北师大同日而语，但回想自身，当年何为？因为压力的陡然卸去，首先苏醒的是身体，当身体从头到脚醒过来，就毕业了。若叫我去写《我的1980》，又能写些什么呢？幸好是李怡写，他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光，也能深切地去感悟和体察那束光对我们当今的意义。
几代先生同堂的1980
1980年代，说到自己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一向自称“师大”，绝不出现“北京”二字。这不仅是因为首都师范大学还没有从北京师范学院中诞生，不会与之混淆，重要的是所谓“北清人师”四大名校的说法一直流传甚广，干脆利落的简称更能彰显心中的自尊。时至今日，北京内外，大江南北，“师大”林立，来自祖国各地的学生早已自称“北师”。昔日的“师大”仿佛属于中国，而以地理坐标命名的“北师”则下降为一种区域性的称谓。时移名易，这常常让来自80年代的师大老人唏嘘感叹，不以为然。
在80年代，师大人的自尊或者说自傲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那个时候，流传着“穷清华，富北大，想找老婆到师大”，或者“师范大学，吃饭大学”之类的谐语，师大人也经常用来自我调侃。前者是说师大的女生多，后者是说师大的平民本色。但这都不是师大人自轻自贱的证据，相反可能倒是一种自我欣赏的说辞，女生如云是坏事么？趾高气扬的精英值得羡慕么？可能质朴的平民精神另有它的意趣吧！
但那时最令师大人扬扬自得的，还是校园里的先生们。无论名气大小，也不管长幼尊卑，师大的先生们皆个性鲜明、魅力十足。
我是1984年进的中文系。写作和书法是一年级中国语言文学师范生的重要课程。教书法的秦永龙老师是一个精瘦而热情的人，总是用粗大的毛笔蘸着清水在黑板上示范书写，重要的字体他都要书写好几遍。常常是在挥手完成一个漂亮典雅的字形之后，就回头告诉大家：这个字，启先生就是这么写的！言语神采之间满是崇拜，也有点自我欣赏的意味。秦老师的书法课激发了我们年级同学的书法热情，大家也在不断熟悉“启先生书法”之中持续增长着对这位无缘得见的中文系大师的崇拜。那个时候，习练书法在师大中文系学生中蔚然成风，每当午饭、晚饭后，推开许多宿舍的门，都能见到在公用书桌上铺开报纸挥毫练习的同学，当然他们经常模仿的便是“启先生书法”，久而久之，启功体便在师大中文人中代代相传。有几位特别痴迷者被我们戏称作“小启功”，他们时时称颂的启先生也被我们打趣为“启爷爷”。这些戏称有相互间的调侃，但却丝毫没有对长者的不恭，因为中文系流传着的各种传奇都一再烘托着这位白发圆脸、胖乎乎的、满眼天真的老教授，让人倍感亲切。他66岁写作的《墓志铭》曾在同学中传阅：“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就在我们考入师大的1984年，72岁的启功先生出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又被教YU部确定为博士生导师。那时研究生制度恢复不久，博导在人们心目中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但启先生的自嘲很快又流传开来：“博导博导，一驳就倒。”先生的幽默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历经沧桑的通脱，因为通脱而解构了某些京城名流骨子里的傲慢与矜持，荡涤精英做派，还原平民本色。
启功，字元白，号苑北居士，别名察格多尔札布，雍正皇帝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事实上，这些“高大上”的家族史与身份标签都好像与生活中的启先生格格不入。他流传在师大校园里的故事，他出现在各种合影中憨态可掬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里同样圆脸白发、浑朴天真的周伯通。直到前些日子我读满族史，才第一次细细进入了这个民族起伏跌宕的命运，那种从贵族到平民，遍历人世变幻之后，由绚烂归于平淡的丰富体验，可能才是我们感受和理解先生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
真佛只说家常话。那时70多岁的启功先生已经不为本科生开课了，但却时不时出现在学校的讲座上，讲书法、讲音韵、讲诗词格律。他的讲述轻松诙谐，寓艰深的道理于平实的家常谈话之中，在中文系师生中留下了许多久久流传的“段子”。例如以火车过铁轨的铿锵解释诗歌节奏，学驴叫证明汉语有“四声”，自述如何创制“水墨南瓜”讽刺所谓的“后现代书法”，等等。但凡先生有讲座，总是座无虚席，席间笑声不断，掌声不绝。
唯一一次近距离拜见启先生的机会出现在我大学二年级的冬天。因为学生社团活动，我和一位姓吴的同学一起去了先生的寓所。那个年代的师生见面也没有什么预约，我们就这样冒冒失失地站在了小红楼的门口，前面还有一位中年先生也在敲门。房门开启，我们看见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只见满头白发的启先生右手下垂，左膝前屈，后退打千，不仅对前面那位先生，连对我们也一并施礼。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银幕外看到如此隆重的旗人礼数，又身为学生，一时间手足无措，竟不知如何是好。只记得匆匆完成任务告别出门之际，先生又一一握手送至门口，天寒地冻，我们两个穷学生手冷，先生蓦然一握，不禁微微一颤。那一瞬间，没有厌烦，却露出一丝无辜的委屈，迄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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