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658753
1.俯瞰本初子午线的三百年巨变与历史纠葛。讲述了19世纪前世界上有至少25条“本初子午线”，由此导致的混乱和影响，以及1884年华盛顿会议确定本初子午线的经过和余波。
2.窥探本初子午线的影响、奥秘与意义。讲述了它对国际政治、国家版图形状和大小的影响，它在远洋航行、电报通信、天文观测等方面的必要性，以及它规范各地铁路、航运时间表，让世界走向计时制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3.讲述一场波及各国政府和科学界的伟大变革。不但讲述了本初子午线设立前后的学术纷争，还讲述了围绕本初子午线的设立，各国之间狡诈的政治交锋。
4.12幅难得一见的珍贵古地图，全新视角带你看世界。包含1757年的欧洲地图、1784年的美国地理图、1883年美国铁路规范图、19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测绘局地图等。
5.皇家地理学家的深入研究之作。作者是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获得过“皇家苏格兰首席地理学家”名誉头衔，对本初子午线的研究深入、充分、详细。
19世纪以前，至少有25条本初子午线在世界各地使用，包括巴黎、北京、格林尼治、华盛顿和欧洲自托勒密以来一直沿用的加纳利群岛。查尔斯·W. J. 威瑟斯解释了选择用格林尼治来标记0度经线何以解决了地球测量的诸多复杂问题，也说明了这些制图线条如何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他表明，随着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全球化，铁路和电报网把世界联结得更加紧密，多条本初子午线在时间协调和空间地理划分方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经过一系列国际科学会议，尤其是1884年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子午线大会，格林尼治作为全球本初子午线最务实的选择脱颖而出。
如《0度》所述，本初子午线地理学见证了地图的威力，见证了在地球层面进行精确测量的挑战，见证了科学权威对构建现代世界所起的作用。
地图与插图
序 言
引 言：一条线统领世界
第一部分 地理学的混乱
第1章 “可笑的虚荣心”：约1790年前的全球本初子午线
第2章 独立宣言：本初子午线在美国，1784年前后至1884年
第二部分 世界大同？
第3章 国际标准？：计量学与空间和时间的规范，1787—1884年
第4章 空间与时间的全球化：到达格林尼治，1870年前后至1883年
第5章 格林尼治冉冉升起：1884年的华盛顿与科学的政治学
第三部分 地理学的余波
第6章 华盛顿会议的“余波”：本初子午线与世界时，1884—1925年
第7章 统领空间，确定时间
谢 词
注 释
序 言
1883年11月，一名67岁的英国水手给世界地理学会写来一封信。他开门见山地写道：“有些事物为人类共有。”威廉·帕克·斯诺（William Parker Snow）的心中所想正是一条唯一的本初子午线，一个（条）供世界各国使用的地球原点或基准线。他分析指出，如果以这个共同议定的点为地球测量的起点，航海家和地理学家就可以规划航线、调整地图，天文学家或许还能绘制太空地图，大家统一使用地球上的一个标准参照点。帕克·斯诺强调指出，供全世界使用的唯一本初子午线将“对科学和人文大有裨益”1。
他对统一的测量基准的诉求源自切身体验。威廉·帕克·斯诺1817年出生在英国普尔（Poole）。他是水手、作家、巴塔哥尼亚短期殖民者、美国内战史学家，也是老资格的北极探险家，最后这个身份对他的自我形象塑造很重要。他还号称拥有特异功能，时人评论他活在“第四度空间的边缘”。帕克·斯诺所谓的特异功能表现为，1850年1月，他深信（别人却难以置信）自己梦到了倒霉的富兰克林探险队1847—1848年在北极失踪的地点。帕克·斯诺本人年轻时曾在海上遭遇暴风雨，险些遇难，当时他的船与另一艘船差点相撞，因为对方测算大洋中位置和航线所依据的首子午线[1]跟他不一样。2
[1] 本书英文版在表示“起始经线”时，主要使用了三种不同表达。为保留这种差异，简体中文版以三种不同译文与原文对应：“本初子午线”对应prime meridian，“起始子午线”对应the first meridian，“首子午线”对应initial meridian。在其他表达中，meridian一般译作“经线”。——编者注
帕克·斯诺的请求正当其时。19世纪末期尚无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尚无全球共用的开展多维空间测量的0度原点——尚无一个计算起点，供地理学家、航海家、天文学家和计时员据以确定各自的测量体系。过去也没有。到19世纪80年代，让全世界采用唯一本初子午线的运动在几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帕克·斯诺对此有所察觉。可是在他所处的时代，本初子午线的故事——其历史、地理、各国各界的使用——是个旷日持久的各国各行其是的故事。例如，1825年《伦敦百科全书》（London Encyclopaedia）中“子午线”的条目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性质：“一国的首子午线是指该国的地理学家、航海家和天文学家测量经度所依据的起点；子午线本身彼此没有区别，首子午线的认定相当武断，不同的人群、国家和时代以不同的点为经度起算点，给地理学造成非同小可的混乱。”至少在这位作者看来，这些差异和由此导致的混乱不可调和：“国家乃至科学界普遍存在强烈的嫉妒心，我们对全世界将于近期设定共同的起始子午线不抱希望。”3
在帕克·斯诺生活的世界，有二十多条本初子午线在使用。欧洲几国长期以通过加那利群岛最西边的费鲁岛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选择这个地理原点是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不过，《伦敦百科全书》接着指出，截至1825年，各国一般使用各自的首子午线：“各主要国家如今通常以本国首都为起始子午线。”例如法国使用两条首子午线：一条在费鲁岛，约1720年后还有一条子午线以巴黎天文台为中心。1776年后，美国如法炮制，把华盛顿特区的首子午线用于天文目的，把英国格林尼治的首子午线用于地理和航海：1850年，这两条首子午线被庄严地写入美国法律。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后期起，最常用于航海目的的本初子午线是以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为基准的子午线。4
帕克·斯诺1883年关于一条“国际本初子午线[1]”的提议——他用的字体强调了他的主张——是，“在我看来，要设在大自然似乎为此目的在地球上专门安放的那个点上”[2]。他选择的点是圣保罗礁［Saint Paul’s Rocks，今名圣彼得与圣保罗群岛（Saint Peter and Saint Paul Archipelago），或圣彼得与圣保罗礁（Saint Peter and Saint Paul Rocks）］，这是大西洋上赤道附近的一群小岛，位于巴西本土的卡尔坎角（Cabo do Calcanhar）东北约1014千米。“如果把这个点定为通用的本初子午线，”他论述道，“在海上换算经度的难题将迎刃而解，国家或个人对特定地点的偏爱也将得以消除。”帕克·斯诺打算为了世界的福祉设定一个新的测量起点，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这样的印记——某国原有的本初子午线高于其他本初子午线：“如果采纳我的建议，这个点［要］叫作‘新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5
[1] 英文版中“国际本初子午线”为INTERNATIONAL PRIME MERIDIAN。——编者注
[2] 基于此，对于书中以某地地名表示经过当地的经线一类表达，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一般不做处理。——编者注
如今，圣彼得与圣保罗礁上有一座建于1995年的灯塔，还有一座建于1998年的巴西科学站，用于卫星通信。帕克·斯诺计划把“新格林尼治”用作地球测量的起点，也是出于对海上通信和安全的考虑：“我本人并不局限于只把这些礁石当作想象中的子午线所在地。我的计划包括利用它们和大洋中的其他礁石、岛屿和岬角，实现更多科学和人文目的。”6三十多年间，他在谈话和文章中大力宣传的设想是设立一系列“海洋救援站点”。1880年11月《钱伯斯杂志》（Chambers’s Journal）刊载的文章写道，该计划是用电缆和停泊的灯塔船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好比一台“漂在海洋世界的电报机”，以全世界唯一的“新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为0度心脏。7
设定唯一本初子午线背后的想法，是解决由各国长期各行其是所造成的地理学混乱。使用唯一的起始经线可以拯救生命，把地图标准化，团结各界科学人士，还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用来规范空间和时间测量的原点。但这件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给世界设定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就必须彻底废除各国数百年间的成规惯例。也就是说，必须彻底废除各国各界无数人士在研究地球的工作过程中使用多条本初子午线（且用法不同）的惯常做法。地理学家和地形测量人员经常根据制图的特定需求和环境任意设定0度，即测量的本初子午线。天文学家则以天文台的0度为原点计算观测的本初子午线。帕克·斯诺差点丢掉性命的经历表明，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的水手又用别的方法计算出发港的0度——有时以天文台，有时以界标，或者使用其他习以为常的起始经线。
威廉·帕克·斯诺寄出这封信不到一年后，二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航海家和政治家齐聚华盛顿特区，出席国际子午线会议（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旨在为了世界的福祉提出唯一的本初子午线，但此次会议绝不是对帕克·斯诺来函的直接回复。会场上不见帕克·斯诺的身影。他的主张在会上提出的议题中也无迹可寻。新格林尼治不在会议讨论的几个备选地点之列，会议以外也没有人对它产生兴趣。会议印制的日程安排对帕克·斯诺或新格林尼治只字未提。然而，在华盛顿特区，人们提出了一条本初子午线，它战胜其他选项成为测量地球的起点，用于绘图、航海、天文研究和记录时间。这条线并非如帕克·斯诺所愿，由大自然赋予的事物决定，而是由政治和科学辩论决定的：在哪里、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众多本初子午线中选择一条作为世界的起点。
这里讲述的绝不是一个合理规划、理性辩论的简单故事，而是呈现惊人的细节，比人们以往的认识更为复杂、迷人、影响深远。这是个关于妥协和诡诈的故事，是个随机应变和党派对立的故事，就子午线这个根本问题而言，这本书达到了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准。
——西蒙·谢弗 剑桥大学
本书内容丰富，非常有价值，它探讨了科学和地理史上的一个重要叙事。与其他记述相比，它交代了选择格林尼治的更为漫长而深远的历史背景。
——理查德·邓恩 格林尼治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科学技术部负责人和高级策展人
引 言
一条线统领世界
本初子午线是地球经度设为0度和经度原点所在的那条线。本初子午线在严格的物质意义上并不存在，但它通过地图和钟表统领着地球上全体人类的生活。经度和时间这两个方面的测量都以本初子午线为基准。自1884年以后，它就设在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地球空间在图例上以时间中的这一刻统一规范，以空间中这个点设定世界标准时间（协调世界时）。
1884年10月到11月，应美国总统之邀，华盛顿特区召开了“国际子午线会议”，格林尼治作为世界测量空间和时间的0度原点的地位就是此次会议的结果。会议主席、海军少将C. R. P.罗杰斯（C. R. P. Rodgers）致开幕词，他代表总统欢迎“外交界和科学界的诸位知名代表”，并提醒他们，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各国缔结新协议，商定一条适合在世界范围内用作共同的经度为0度和时间标准的子午线”。他强调指出，当前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各国政府都已明白，“各国采用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取代现存的多条首子午线，是可取之举”。一个月后，罗杰斯主持了闭幕会。此时，围绕地球的本初子午线和世界标准时间，代表们就七条建议达成了几乎全体一致的意见—他们称之为“决议”。其中的关键内容是接受“各国共用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决议第1条），决定英国格林尼治为世界的“首子午线”（决议第2条），同意设定国际日期（决议第4条），还裁定“该国际日期在全世界从首子午线的子夜0时开始”1（决议第5条）。
1884年，世界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定在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并以之设定世界标准时间，这对时人而言是一件大事—至少有望成为一件大事。在现代学者看来，华盛顿会议、格林尼治、1884年等，是全球科学和世界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大时刻，是构建现代性的一块“世界试金石”。2格林尼治占据了计量主导地位，人们往往把这个故事描述为世纪末英国的科学和政治权威所导向的似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把早先的局面和别国的视角（倘若予以考虑）解读为几乎无可挽回地导向格林尼治对外国竞争的“胜利”：在华盛顿达成的全球方案是英国实用主义、帝国主义、海上和商业实力以及经验科学的胜利。3
本书对本初子午线问题做了更为复杂的解读。书中把这个问题与各国地理、各私人和公共行为体、比较计量学问题，特别是19世纪末科学、空间和时间的国际化关联起来。本书探讨地理、天文和航海实践中的一个全球问题，即1884年前曾经存在许多条本初子午线。书中探讨了许多条首子午线并存的影响和后果。书中探讨了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即华盛顿会议，以及华盛顿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长期以来在各个地理区域所造成的不均衡的结果—我称之为华盛顿会议的“余波”。面对无数可能的替代选择，本初子午线这个统领世界的特征，何以定在了格林尼治？世界的本初子午线为什么到1884年才定下来，这个空间设定与时间的规范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解读这个世界计量标准的解决方案，怎么理解和解释促成该方案的诸多问题，怎么理解会上提出的解决方案实施得既迟缓又不均衡？这些问题和其他事务所构成的一切，我在这里姑且称之为“本初子午线问题”。
本初子午线问题
子午线就是经线：一些用来划分和测量地球的地理学和数学惯例。在某种意义上，本初子午线或任何一条首子午线的定位都是纯粹任意的：它可以反映个人的选择或者公认的国家政治决策。在另一种意义上，正如华盛顿的代表们和数百年前的先辈知晓和理解的那样，“本初子午线”“起始子午线”或“首子午线”（这几个词可以互换）的选择绝非任意。不过，首先，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值得注意。本初子午线包含两个主要概念：制图或测量的本初子午线，与观测的本初子午线。制图或测量的本初子午线是指地图上标记为0度、经度为0的经线或经度原点。这些首子午线是纯粹任意的，可以由于反复使用而成为惯例，也可以由于制图时为实现不同目的采用了另一条起始经线而被取代。观测的本初子午线是以天文台为基准，与天文台出版的星历表有关。星历表是列出常用天体的预测位置以辅助天文学和航海的天文年历。“观测的本初子午线构成了18世纪航海和测绘中初步位置测定的基础，它们数量很少。”4
过去，这个区别在实践中常常模糊不清，因为天文学家和测量人员也许参照相同的“地方”子午线，作为起始原点开展测量。同样，航海家参照子午线时对术语的使用很随便，几个词可以互换。近代地理学家经常参照“本初”子午线确定某个点以东或以西的经度，使用者欣然假定这条本初子午线是观测所得的结果，其实不然。我们会看到，现代学术界常常把以上区别混淆。5
下文澄清了观测的本初子午线与测量的本初子午线、相关背景下各行各界的实践与讨论中的本初子午线的区别。为方便起见，也许可以把我们这里要探究的本初子午线问题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盛顿的代表们谋求解决的问题—“多条首子午线”。第二部分是“解决方案”：准确地说是华盛顿会议提出解决方案，把格林尼治定为世界的首子午线和经度原点，并以之为国际日期的基准点，国际日期从“首子午线子夜0时”开始。第三部分与这个事实有关：华盛顿会议的建议只是建议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研究一下1884年华盛顿会议的“余波”，因为余波表明，规范世界的努力产生了不均衡的后果。
多条本初子午线的问题
众多制图和观测的本初子午线杂糅并存并造成诸多难题，曾为安妮女王担任皇家地理学家的地图制作者约翰·塞内克斯（John Senex）想必对此了然于心。他在《新版普通地图集》（New General Atlas，1721年）中写道：
西方国家虽然同意把它（本初子午线）定在欧洲大陆的西部，却没有就具体地点达成共识。托勒密和古人把它定在幸运群岛当中的一座岛上，如今通常认为幸运群岛即加那利群岛。部分阿拉伯人对托勒密亦步亦趋，另外一些人把它定在赫拉克勒斯之柱（Hercules Pillars），即直布罗陀海峡一带。现代人有的把它定在特塞拉，有的定在佛得角群岛或佛得角本身，还有的定在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岛之巅（Pike of Tenerife）。西班牙人把它定在托莱多；葡萄牙人把它定在里斯本。简而言之，只要愿意，各国均可把它定在本国首都。但多数人遵照托勒密，并且可能会继续遵照，特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听从能干的数学家的忠告，于1634年4月23日颁布法令，让臣民把本初子午线定在加那利群岛中最西边的费鲁岛。
如今，从地理学家设定首子午线的地方向西或向东计算经度已经成为惯例。
他们（在这里，塞内克斯指的是各国地理学家，主要谈到的是制图的子午线）对确定这条子午线的意见分歧在地图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有时很难查明各地的经度……目前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描述各条本初子午线所在的地点及它们之间的相对距离。
西班牙人自从征服西印度群岛后，就把首子午线定在托莱多；与其余欧洲人相反，他们此后由东向西计算经度。
荷兰地理学家布劳（Willem Blaeu）和他的多数同胞把首子午线定在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岛之巅。
我们已经听说，法国人一般把它定在费鲁岛，有的定在巴黎。
我们英国地理学家如坎登（Camden）、斯比德（Speed）等把它定在亚速尔群岛；有的定在科尔武岛，还有的定在圣迈克尔群岛（Isles of St. Michael），这个观点追随者甚众。后来有人把它定在伦敦。6
各国自行其是，塞内克斯的论证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古代，古典地理学家和部分伊斯兰学者把本初子午线定在加那利群岛。法国1634年颁布御令，正式承认这个定位，规定法国的本初子午线经过加那利群岛最西端的费鲁岛，这条御令以数学建议为依据。但塞内克斯告诉我们，法国人还用另一条本初子午线—巴黎开展测量。荷兰人也把本初子午线定在加那利群岛，而且定在“特内里费岛之巅”。英国人的做法又不一样，他们把本初子午线定在亚速尔群岛或伦敦（通常指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塞内克斯心中想的是，使用不同的本初子午线给从地理角度理解和表述世界造成了诸多难题，而围绕使用哪条本初子午线用于何种目的，天文、地理和海事各界各自为政，使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化。
在19世纪末和此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随处遭遇并忍受着数不清的本初子午线。每一条都是一国的政治权威和科学惯例的反映。评论家知道，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依照商定的全新标准测量地球的地理空间和时间，对科学进步、国际政治和迅速现代化的世界至关重要。我们在这个背景下考虑一下桑福德·弗莱明（Sandford Fleming）的观点。生于苏格兰的加拿大铁路工程师弗莱明是1884年华盛顿会议的英国四人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知道，科学和通信的进步要求对地球的时间和经度进行标准化。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时间标准化和唯一通用的本初子午线：他因此被誉为“标准时间之父”。7
回首19世纪，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遭遇电报、铁路、速度的文化影响和技术效果及地球空间的闭合，现代学者称之为“时空聚合”。8弗莱明等人生活在时间未经规范的世界，体验着使用二十多条本初子午线引起的地理学混乱，在他们看来，现代性要求人们共用一条本初子午线。弗莱明说：“设定一条起始经线或本初子午线，让各国用作计时的公认起点，这件事对整个文明地区产生影响，它的位置选择也许会引起相互冲突的意见。因此，必须本着宽容的世界主义精神考虑这个问题，以免触犯民族感情和成见。”9
“相互冲突的意见”成了国际子午线会议谋求解决的问题。在各国内部，科学家等各界相关人士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根深蒂固的成规惯例，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许多条本初子午线。整个近代时期，至少西欧对设在加那利群岛费鲁岛（Cap Ferro）[1]的本初子午线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塞内克斯的论证大体证实了这一点。不同的本初子午线在17世纪后期，尤其是18世纪出现，是各国相对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反映，是启蒙运动的学者对大地测量学、理性的力量和用数学划分空间发生兴趣的组成部分；它们也是地理和天体测量的基准线，以满足地理学家、航海家和天文学家的要求。在制图史学家马修·埃德尼（Matthew Edney）看来，这些本初子午线的选择充当了“把制图实践的各个时期相互区分的标志，从文艺复兴（大西洋上多座岛屿）、启蒙运动（特内里费岛、费鲁岛、伦敦）到现代（格林尼治、巴黎、加的斯等）”10。
[1] 费鲁岛西南部的一个岬角。——编者注
但各个时期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对于使用哪条本初子午线，各国和科学界内部的做法各不相同。地理学家和制图师在地图上标记不同的0度并作为参照（有人竟然在同一张地图上标记若干条本初子午线）。大地测量学家和天文学家只好不断地校正自己的测量结果，把使用过的多个基准经度考虑在内。水手有时在海上必须参照路过的外国船上航海家的数据，调整自己的经度。他们要么用计时器，要么通过天文观测确定自己的位置，参照不同的地理特征进行计算，比如瞄准器中最后一块陆地或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等—为方便起见，把这些特征当作本初子午线的起始点。地形测量人员发现，他们的运算必须不断地重新评估：国家和地区的版图形状和大小似乎随着别国的本初子午线，甚至在一国内部使用多条本初子午线而发生改变。
这个问题和由此造成的混乱并不限于各国我行我素，也不限于地理图书、航海实践或描述方法。进入19世纪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国家还在使用多条本初子午线。1882年，国际上对全球共用一条本初子午线的关切达到顶峰，发出了共聚华盛顿的邀请书。西班牙海军的水文学家唐·胡安·帕斯托林（Don Juan Pastorin，华盛顿会议代表之一）在谈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体会时说道：“为数众多的子午线的存在一直让我觉得可悲。在海军大学的课堂上，我不能理解测量经度的不科学方法何以为数众多，连教授和我们所学的课本都公开表示声讨，但这种情况却丝毫没有改变。”图书和航海教学中长期存在的错误已经足够糟糕的了，西班牙国内在不同时期还存在许多条本初子午线，更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帕斯托林接着说，西班牙“以直布罗陀海峡、托莱多、古老的瓜尔多海军学院、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古今两座天文台在两个地点）、费罗尔、卡塔赫纳、马德里马约尔广场（Plaza Major）、马德里天文台、科英布拉、里斯本（基于三座依次排列的天文台，分别设在三个地方）、马尼拉大教堂、费鲁岛（设在多个点，其中几处令人生疑）为原点计算经度—如今，又有人胡乱提出一条供参照的子午线”11。
本初子午线各不相同问题的存在凸显了以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点可以作为测量空间和时间的依据。随着对这个基准原点的需求日趋强烈，19世纪以明确的先例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事实：问题不仅是科学、航海、地理等各界人士各自为政，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本初子午线。时间缺乏标准化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在1884年的建议之前，没有标准时间或者公认的民用日（civil day）。此外，两套计量标准即英制和米制（公制）同时使用，特别是线和面的测量。在1884年华盛顿会议很久以前、会议期间乃至会后，问题同样存在，有人表达过诉求，指出世界的测量需要使用单一的全球标准。辩论中，国家视角与全球福祉的倡导者相互对抗。本初子午线问题从根本上与这些问题相互牵扯。要设定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就要在一个各行其是的世界选择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方法，用作规范时间和空间的依据。
本初子午线的解决方案：
1884年华盛顿会议和全球唯一的本初子午线
挑选格林尼治作为世界的计量基准线绝非事出必然。华盛顿的代表们围绕几条重要的备选本初子午线各自的利弊展开了辩论。柏林、格林尼治、巴黎、华盛顿乃至白令海峡—叫作格林尼治的“对向子午线”—都得到了认真考虑。意图达到的结果是各国达成“一项新协定”。代表们宣称“绝对中立”，受科学准则的动机驱动。但他们对七项决议的投票模式有时显得模棱两可，而在其他会议活动中，他们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宣扬与本国的科学和政治利益相关的不同意见。1884年会议上，华盛顿、格林尼治、柏林和巴黎也许是世界本初子午线的几个主要备选地，但会场外提到或者先前的科学会议上讨论过的另外几个地点并未彻底排除。
到1884年，人们提出或使用着二十多条本初子午线，试举几例：耶路撒冷、北京、费城、罗马、加那利群岛费鲁岛、奥斯陆、新奥尔良、马德里、麦加、京都、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格林尼治、巴黎、柏林、普尔科瓦（Pulkowa）、伯利恒和吉萨大金字塔等。有几个国家（包括美国）同时把多条本初子午线用于不同的科学目的。海军少将罗杰斯在欢迎词中呼吁达成一个全球共用的结果：“我们只谋求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为发展科学和贸易寻求一条各国均可接受的本初子午线。”罗杰斯和与会代表们在为全球唯一的本初子午线展开辩论时，还面临着一个难度不算小的问题：怎样为会议日程建立基础。会议的召开该遵循什么原则？代表们该依据哪些证据做出决定？国家惯例怎么调和，才能达成国际乃至全球协议？诸多问题将在下文加以探讨。对1884年会议的内容和组织方式的评估揭示了本初子午线问题的复杂性，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华盛顿会议提出了七项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全球测量的决议，这些决议只是建议而已。作为决议，它们对各参与国的政府不具有约束力，对缺席国的效力就更小了。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没有最终解决本初子午线问题。
本初子午线的余波
1884年会议建议把格林尼治定为地球的0度，但是全世界并没有立即予以实施。1884年后，有几个国家继续在地形图和航海图上使用格林尼治以外的本初子午线，继续使用各自的地方时。但我们不应该认为华盛顿会议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会议。
各国反应不一，原因不仅在于决议不能在世界各国强制执行，还在于我们必须理解，每项决议对相关各界—天文、地理、航海—以及公众都具有不同的意味。采用格林尼治的提议引发了持久而纷繁的余波，对余波的考虑是本初子午线问题的一个关键要素，因为它揭示了这个结果的地理、体制和社会影响范围。这些计划旨在实现全球共识，消除长期存在的国家差别，它们越过国界，在科学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回应。人们尤其反对决议第2条，即把格林尼治定为世界的“首子午线和经度原点”；但是支持决议第6条，即把天文、航海（和民用）日相统一的提议。当时，世界上存在各种公共计时制度。民用日从子夜开始计量，持续时间为24小时。民用日往往分成两个12小时（上午和下午），但24小时的天文日从正午开始计量，在民用日开始以后。航海日基本上相当于民用日，英国从19世纪初、美国从19世纪40年代才形成这种情况。标准时间与铁路运营相关，是19世纪末的新生事物，桑福德·弗莱明等人呼吁全球共用一套计时系统—他用了各种叫法：“标准”时间、“宇宙”时间或“世界”时间等—在这样一个世界，不难看出华盛顿提出的“解决方案”绝不只是一个答案，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适合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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