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越千年 : 一部关于中国纸币演变的文明史

本书首次将中国纸币一千年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书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纸币图片，集知识性、趣味性和收藏价值于一身。

 

本书是一部通俗的千年纸币史，在内容上有三条线：一是以时间为序，从纸币的雏形——唐代“飞钱”开始，到宋代官交子诞生，再历经元明清及民国，最后延续至当代人民币，力求通俗易懂地讲述纸币千年演变的历史，使读者从中能领悟到中国纸币文化的博大精深，透过纸币观察中国历史，阐释纸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二、本书侧重以官方发行的纸币为主线，选取珍惜度高的、有重大节点的、故事性强、趣味性多的纸币，并点缀一些民间私钞。三、我们还能从纸币的设计、用纸、防伪等方面，看到货币印制技术的进步，感受中国工匠的智慧。

王纪洁，女，考古学硕士，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钱币》杂志编委、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钱币学与货币史、红色金融与货币、钱币文化与钱币鉴定。在专业报纸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货币卷》《赤币：红色钱袋子传奇》，科普著作《中国博物馆大发现——神奇的古钱币》。

孟祥伟，男，助理研究员。2010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钱币博物馆征集保管部。主要研究方向为钱币学与科技史，已发表各类文章20余篇，合著有《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一书。

方晓，女，《中国收藏》杂志主编、中国收藏家协会钱币分会秘书长、北京市钱币学会会员。从事收藏行业媒体工作20年，多次获得全国性新闻奖项。出版专著《连环画收藏与投资》。

第一章 唐代，纸币的滥觞时期

 

大唐雄风：“飞钱”产生的社会背景　 　002

盛世荣光：“飞钱”的使用方法与历史作用　 　008

 

第二章 两宋，纸币正式面世

 

裂纸为币：交子孕育而生　 　016

敢为天下先：交子为什么在成都诞生　 　022

山西人薛田：“纸币之父”美名传　 　029

盐钞：可以当钱花的票据　 　035

会子：南宋流通最广的纸币　 　040

“永嘉学派”先驱周行己：纸币发行准备金理论第一人　 　047

南宋东至关子钞版：已知现存最早的假钞版　 　051

 

 

第三章 金代，继续发行纸币

 

先印钞后铸钱：这个仅有现象为什么发生在金朝　 　060

毁誉参半：金章宗的几次货币改革　 　066

耳闻目睹：范成大日记中的金人纸币　 　071

“圣旨回易交钞”铜版：半块也珍罕　 　076

 

第四章 元代，纸币制度影响深远

 

东方见闻：马可·波罗眼中的元朝纸币　 　084

元朝纸币：见证大元帝师八思巴的传奇人生　 　089

元朝最完备的纸币法令：《至元宝钞通行条划》　 　096

揭示元朝灭亡的原因：元曲中描写的“开河”与“变钞”　 　101

声驰海外：元代纸币的深远影响　 　108

行币有道：传奇谋士刘伯温的货币观　 　113

再现辉煌：从铜钞版看元朝的印刷业　 　118

 

第五章 明代，通行唯一宝钞

 

重走纸币之路：朱元璋的无奈之举　 　126

从中书省到户部：

“大明通行宝钞”印制机构的变化与朱元璋加强皇权　 　131

从朱棣即位说起：

为什么“大明通行宝钞”只有洪武一种年号　 　137

户口盐钞：酷吏陈瑛积极倡导　 　143

明末的闹剧：崇祯皇帝荒唐的发钞行动　 　147

票幅尺寸最大：“大明通行宝钞”设计之美　 　152

 

第六章 清代，钞券品种多样

 

追根溯源：“钞票”一词的由来　 　160

特殊的发行背景：同治年间印造的甘肃司钞　 　168

中国通商银行券：中国第一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175

最早的官方铜元票：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　 　185

满汉官员双人头像纸币：

光绪三十年湖北官钱局拾两银票　 　192

精美绝伦：大清银行载沣像兑换券　 　198

台南官银票：台湾人民打击日寇的例证　 　208

完美呈现：纸币上的“二龙戏珠”　 　214

 

第七章 辛亥革命时期，军用票发挥大作用

 

“中华民国金币”券：美洲洪门与孙中山海外筹款的见证　 　228

陆军部军事用票：黄兴筹集军费的方式　 　237

中华银行军用钞票：陈其美弥补财政开支的手段　 　243

五彩龙银票：陕西军政府财政开源之路　 　251

 

第八章 民国票券，折射社会的动荡

 

中华国民银行券：第二次护法运动的见证　 　260

国色天香：民国纸钞上唯一的“五女图”　 　267

实业救国：张謇与淮海实业银行兑换券　 　276

南三行：夹缝中求生的民国私营银行　 　283

虎虎生威：民国银票上的“猛虎下山”图　 　289

招财符号：民间钱票上的“聚宝盆”　 　295

金圆券：民国政府最后的催命符　 　303

 

第九章 革命政权纸币，传承红色血脉基因

 

第一张苏维埃纸币：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　 　312

红色战旗漫卷：湘鄂西苏区鄂西农民银行纸币券　 　317

共和国央行的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　 　327

一次成功的币制改革：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335

土琵琶伴奏歌飞扬：北海银行及其纸币　 　345

 

第十章 当代人民币，见证辉煌成就

 

迎接曙光：成立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356

埋头苦干：第一套人民币上的最美劳动者　 　369

风格独特：人民币不断丰富设计主题　 　389

科技兴国：人民币上的航天探索　 　403

体育兴国：人民币上的奥运精神　 　407

外汇兑换券：四十年前的“香饽饽”　 　413

后　记 　422

 

本书深怀着对中国千年纸币的纪念之情，对中国千年纸币历史做了简要回顾。中国千年纸币斑斓如画，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越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强盛！

——戴志强 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该书以唐代的“飞钱”为起点，跨越北宋交子的诞生，直至当前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串联起了一部跨越千年的中国纸币史,充分展示了纸币的传承与发展脉络。书中传递出诸多关于我国古代纸币的相关历史信息，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货币文化的源远流长及历史价值。

——戴建兵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敢为天下先：

交子为什么在成都诞生

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北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尤其是在城市经济方面发展迅猛，城市商业的发达与繁荣带动了许多大型城市纷纷涌现，其中最繁华的四座城市分别是都城汴梁（今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洛阳）、临安（今杭州）和益州（今成都），堪称千年前的“北上广深”。作为最早的金属货币符号、最早的纸质交换媒介，交子为什么会在成都诞生，而没有在京城开封或者同样繁华的杭州、洛阳二地出现呢？

交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与货币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它在北 宋时期的益州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有其自身特殊的条件，产生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货币交易模式、货币形态、商业信用等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北宋的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茂盛之景，而成都因为地理、物产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交子首先在成都出现，是与北宋时期成都地区繁华的经济贸易状况紧密相连的。

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赞美的对象，留下了许多描绘其繁华景象的诗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从建城之初，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商业之都。秦汉以来，成都地区的农业一直非常发达，土地肥沃，百姓辛勤劳作，是全国重要的水稻产区。唐朝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北宋建立后，成都平原仍是当时的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有一部分就迁至蜀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 年），四川人口就达到 114 万户，占当时宋朝总户数的 17%。由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粮食产量很高，经济作物如茶叶、桑树等种植也非常广泛。北宋“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间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在宋代，四川地区有 8 处产茶之地，其中 7 处分布在成都和成都平原周围。茶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是蜀地商人重要的经济活动，同时也是朝廷的赋税来源。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 年）爆发的王小波和李顺起义就是不满朝廷对茶叶的专卖，给茶农带来的困苦导致的。如此巨大的茶叶交易量，要求交易方式一定要简单、快捷、安全。所以，有学者撰文说茶叶在交子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巴蜀地区纺织技术也获得较大的发展，纺织品如锦、绸、绫、缎的产量和质量均超过历史水平，闻名天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迅速，蜀锦、丝绸、造纸、盐业开采等居全国前列。例如，丝绸业规模扩大，品种增多，蜀锦花样由唐时的十多种发展到宋朝时期的四十多种，每年成都上交的丝绸制品，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 以上。这些都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此背景下，成都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都土特产品市场比唐代更加繁荣，当时有着历史上最超前的商品交易博览会——十二月市。赵抃在《成都古今记》中记

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

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每月一次的大市集，是成都及周围百姓交换商品的场所。由于十二月市的名气巨大，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前来进行贸易活动。政府设立专门化市场在当时利于货物的集中贸易，对于商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如蚕市由正月到三月，时间长，市集多达 15 处，而且规模较大，并由此发展成为聚集百货的交易市场。药市每年在二月、三月、九月举行 3 次，上市的药材不仅来自四川盆地内部，还来自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地区。众多来自全国各地且携带巨款的远方商人，从事着大宗的茶叶、药材以及蜀锦等贸易。这些商人包括辽人、西夏人、金人等，均进入四川境内前来交易购物。

所以，宋代的成都是一个经济与文化皆高度发达的城市，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的重要性，成都已经发展成为名动全国的“西南大都会”。就经济特点而言，四川历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北宋时期的四川不仅在地理环境上自成一体，在社会经济上也是自立门户，虽然与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很频繁，但依然拥有自身的独立区域市场。成都地区虽然商品经济异常发达，但该地区使用的货币却是铁钱。四川地区是北宋朝廷实行特殊货币管理政策的铁钱专用区，铁钱单位价值低廉，但却十分沉重，进行大宗商品买卖交换时，需要数量众多的铁钱，携带不甚方便，故而民间才出现“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铁是一种贱金属，价值比铜低。按照北宋朝廷规定，四川铁钱十当铜钱一行用。大型铁钱每千钱 25 斤，中型的（应系折二钱）13 斤，这对于商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此外，小平铁钱虽然每枚重一钱，可是购买力却极低，1 匹罗要 2 万枚铁钱，折合今重 130 斤。当时成都地区 1 斗米 20 文到 40 文，丰收时大米 1 斗 10 文，绢一匹 300 文到 400 文，棉花 1 斤 200 文到 280 文，茶叶 1 斤 30 文到 60 文。当时铜钱与铁钱的比值基本是：小平铁钱为 1 ：（6 ～ 10）（即 1 枚铜钱可值 6 到 10 枚铁钱）；折二钱为10 ：（12 ～ 15）（即 10 枚铜钱可值 12 到 15 枚铁钱）。所以，购买 1 斗米要使用小平铁钱 180 ～ 300 枚，1 石米则用 1800 ～ 3000 枚，重 6.91 ～ 11.52 公斤；10 公斤茶叶则用铁钱 300 ～ 600 枚，重 11.52 ～ 23 公斤。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尚且需要如此众多的铁钱，购买其他物品更是需求量巨大，一个人携带这么多铁钱去交易的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众所周知的蜀道难，自古就令人望而生畏。唐代诗人李白就曾写道：“噫吁嚱，危乎高哉 !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交通不便的状况，给铁钱的长途运输造成极大的困难。类似的困难情况在南宋时期也有文献记载，如绍兴六年（1136 年）十月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的李纲曾说：“四川山路峻险，铁钱脚重，难于赍挈。故以交子为便。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钱百万贯，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物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数量

众多的铁钱体积大、重量沉，携带不便，搬运起来更是困难。宋人唐士耻编撰的《益州交子务记》中对此就有描述：“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谋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人病懋迁而质剂兴焉，主以十六户。”书中所说的“懋迁”就是使用铁钱导致的“迟重难迁之患”。为了贸易方便、不受蜀险之阻，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轻便的货币，在此情况下，简单、方便携带的交子便应运而生。现代史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汪圣铎在《两宋货币史》中指出：“显然，交子在当时四川产生，铁钱沉重不便贸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怀疑的。

    促使交子诞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铁钱铸造量减少，造成“钱荒”加剧，流通领域筹码减少，为弥补货币不足，才印制交子。四川古代铁矿资源丰富，从汉代就开始铸有铁五铢钱，自此以后，四川地区基本上历朝都有铁钱。北宋初期，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发展迅猛，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后被朝廷派军镇压。起义导致政府停止铸造铁钱，社会上现钱减少，人们交易不便，故而成都的一些大商户为了安全和方便，出于共同的目的，自行发明、设计、印刷交子作为代用货币。据史料记载：“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铁钱罢铸，民间钱易少，故私以交子为币。”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淳化四年（993 年）二月，由此可以界定民间“私交子”最早出现是在 993—994 年。

按照现今金融学理论，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也就是说，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其本质是价值符号，它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那么，在一千年前的北宋社会，交子的诞生同样需要一定的信用保证。

北宋时期，成都地区的商业信用非常发达。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为了加快商品流通速度，就需要及时解决现钱兑换问题。为此，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商业信用方式在民间开始兴起并快速发展。在商业信贷关系的基础上，宋代商品买卖中已存在“赊”的现象。买主可以先行拿到货物，将货物出售后，再反过来给卖主支付现钱。“赊卖”的兴起，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一个突出方面，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进步。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最大利益，朝廷颁布相关法律，限制债务人的权限，让其诚信守约，减少债权人的信用风险。对赊买，立法比现钱交易严格，不仅要立契，而且要抵押、担保。如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 年）六月敕令：“在京都商税院并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后如将行货物色，并须只以此一色见钱买货，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或客旅不切依禀，只令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别无有家业人委保，官中今后更不行理会。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活，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诳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并乞严行决配。”这条敕令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关“赊卖”的立法，即赊买人、担保者必须是“家活物力人户”，且须三至五人联保。这样，一旦出现赊买人因故偿债不能的情况，担保者在履行代偿债务时，保证其有能力代替主债务人“填还”债务。

买主所写的“期限文字”就是一张保证如期偿还的期票。通过这样的一个赊买

过程，卖主与买主之间就形成了债务关系，而买者赊购商品所欠的款项在约定时间内必须用货币支付。这样一来，北宋时期的货币职能进一步扩大，不但具有等价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而且具有支付手段的职能，由此证明当时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朝廷的禁榷制度、货币供给的有限性、货币割据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主

要障碍，而交子等大量创新信用票据和信用货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些不利因素。宋代信用的繁荣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宋代的信用也为之后历朝历代和其他区域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交子的诞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造纸和雕版印刷技术发达。交子的产生与当时四川地区造纸印刷技术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早在唐代，成都麻纸就已被确定为皇家用纸，每年要大批地送入宫中。《唐六典》记载：唐代宫廷藏书有四部，共二五九六一，“皆以益州麻纸写”。最好的宫廷藏书都使用成都生产的麻纸，可见这种纸的质量在全国是最好的。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鼎盛时期，四川在北宋时期有着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从而在印制方面为交子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四川作为当时的造纸基地，所生产的楮皮纸坚固耐用，细白光滑，是纸币材料的最佳选择。北宋诗人梅尧臣云：“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而且，印刷纸币的技术比印刷普通书籍要高，若想纸币有效安全地流通使用，必须具备独特的防伪技术，这就需要有复杂的技术来完成暗记的制作。四川素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说，由此看来，成都地区已具备大量印刷纸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也是交子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交子是一种信用货币，作为铁钱的价值符号和代表来行使货币的支付职能和流通职能。交子的出现，是北宋时期成都地区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了成都地区商品交换的进步和发展。

交子的制造成本低，且易于保管、携带与运输，而且避免了金属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它的诞生，给四川的商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稳定了四川社会经济。时人说：“（交子）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钱）不如楮（交子）便也。”而且，交子的诞生，繁荣了成都市场，加快了商品的周转，使成都得以成为北宋第二大都市。

交子诞生在成都，证明了北宋时期成都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社会信用

可靠。成都人敢为天下先，实现了人类金融史上的伟大创新、重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