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88525
☆3大主题，走进近代中国微场域，直指3000年未有之变局的种种异象
本书考察近代中国三大领域：思想与人物、政治与经济、国族与国民，从诸多细节入手，涉及胡适、章士钊等知识分子的上下求索，土匪、列强、豪绅、军阀诸多势力盘踞的宛西“乱”世界，乃至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在近代引发的新讨论……小切口，纷纭万端，但样样不简单。
☆著名史家沈松侨先生研究成果之大成，史料丰盈，史观新颖
作者透过“满铁”档案、时人调查、近代报章、私家日记等多样史料，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和实证论据；此外，作者熟谙中西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诸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安东尼•史密斯、费希特、列奥•施特劳斯等跃然纸上，使其论证问题超越近代中国本身，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为什么是宛西？从经济史的视角，细看一个被众多学者忽略的区域
作者在全书第二部分细致考察了河南（尤其是宛西）的“全生态”，烟草与棉花、精英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在这个布满土匪、列强、豪绅、军阀的空间内，各色生民为生存而相互博弈，构成一个微观的近代世界。
本书为著名近代史学者沈松侨力作。胡适倡导文学改良，章士钊代表“五四的另一面”，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精英们有着怎样的复调构想？从“中国的一日”到“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生活叙事透露出大众怎样的国家认同？在一个盘踞土匪、列强、豪绅、军阀的宛西世界里，为了“活着”，各色生民又展开了哪些博弈与突围？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读近代中国的风雨如晦，细看巨变之下的思想争锋、区域社会与身份认同。
代 序
召唤沉默的亡者：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族历史？
上篇 思想与人物
一代宗师的塑造
——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
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
中篇 政治与经济
从自治到保甲
——近代河南地方基层政治的演变（1908—1935）
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
——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
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
——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1906—1937）
下篇 国族与国民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国权与民权
——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
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
——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
后 记
代序 召唤沉默的亡者：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族历史？
1929年5月，知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编著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因为否认三皇五帝的存在，遭到国民政府下令查禁。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因此，三皇五帝的历史真实性，只能局限于学者的讨论，却万万不能在教科书中明白点破，“否则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顾颉刚则在答辩书中一再强调，“我们的民族自信力应当建立于理性上”，三皇五帝既然无法通过史学知识标准的检验，“万无维持其偶像之理”。如果真要团结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经历过无数次磨难，“这磨难中的牺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
回顾这一段历史轶事，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戴季陶与顾颉刚表面上针锋相对，势同水火，实际上，两人却有着一项共同肯认的基本前提：历史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为国族利益服务；历史学者应该是“国族”这个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的忠诚信徒与护卫。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历史学甫行诞生之际，这项知识门类就与国族主义意识形态纠结缠绕，结下了不解之缘。1902年，梁启超在其掀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的名篇《新史学》一文中，便这样地大声疾呼：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正如梁启超所期望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始终在国族主义的宰制之下；历史教育，也一直被视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正因如此，各类政治势力莫不争相致力于历史记忆与历史诠释的攘夺与垄断，以之为打造特定国族认同的手段。在一片扰攘与喧嚣声中，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更不免染上高度政治化的色彩，自觉或不自觉地化作为特定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历史学者纵或有过微弱的呐喊与反思，历史学，作为一个独立自主、自具尊严的“客观”知识门类，长久以来，依然是象牙塔内少数学者的“高贵梦想”。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近代中国的历史知识工作者，历史学与国族主义的共生关系，毋宁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姑不论举世各国历史教育与国族计划（nationalist project）千丝万缕、难分难解的紧密联系，19世纪，当历史从传统的业余嗜好正式转化为一门拥有特定研究对象、操作程序与规训系统的专业学科时，无论是在老牌的国族国家如英、法等国，抑或在新兴的国族国家如德、意等国，历史学者对于“过去”的建构与再现，大抵也都难以摆脱国族阴影的笼罩。鼓吹档案研究、强调历史知识客观性，从而被中国新史学中坚之“史料学派”奉为圭臬的德国史学大家兰克本人便曾担任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史家；对他及其后辈而言，书写历史乃是为国家服务，而为国家服务，便是为上帝服务。国族国家，作为上帝的观念（ideas of God），乃是只能顺从与膜拜而不容置疑的神圣存在。同样地，在几个伟大的名字，如麦考莱（T.B.Macaulay）、基佐（F.Guizot）、克罗齐（B.Croce）、迈内克（F. Meinecke）诸人的笔下，历史不多不少，便是国族主体，源起自邈远的过去，在线性进步的历史时间中，实现其伟大使命的特定过程。经由这样一套国族主义化的历史叙事策略，原本只是菲利普•科里根（Philip Corrigan）与德里克•塞耶（Derek Sayer）所谓的“文化效应”（cultural effect），只是由包含历史书写在内的各类论述所建构出之人为产物的国族，却被物化为神圣而永恒的历史主体。历史只能是国族的历史，而史学自然也被提升为孕育、捍卫“国族精神”的堡垒。历史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学的历史时，把史学家与国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比作罂粟种植者与海洛因吸食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戏言。
不过，事实与价值之间并无必然的承续关系，历史学与国族主义在历史中偶然缔结的深厚渊源，并不足以在知识上与道德上为国族历史提供坚实的正当性基础。霍布斯鲍姆同时也指出，伴随国族，俱生共荣的“历史”，绝非汲汲维护知识尊严与伦理规范的专业史家所应提供的历史。勒南（Ernest Renan）在其著名演说《何谓国族？》中，固然高度强调国族建构过程中历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也敏锐地观察到：遗忘历史，乃至扭曲历史，才是国族创立的真正枢纽。国族历史，其实只能是一套“神话历史”（myth-history）。
然而，这种借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安娜•玛丽亚•阿隆索语）所建构出来的神话历史，却极其有效地形塑了一套强大的“真理治权”（regime of truth），将“国族”缝合成为一个至高无上、同质的、本真的（authentic）、永恒的自然事物，从而要求其成员无私无我地牺牲奉献。性别、阶级、族群与种族等多样的身份与差异，只能驯从于国族认同的宰制；个人与弱势群体的存在与记忆，也只能在国族不断自我再现的炫目光芒中，被抹除，被湮灭，从集体的“过去”中涤荡净尽。殖民时期的印度，为着维护国族的纯净本质，丧夫的寡妇被迫投身柴堆，纵火自焚。争取独立的国族主义运动期间，无以数计的印度农民，在甘地的号召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建国大业，却在独立建国之后，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书写的国族历史抛弃于印度的国族国家之外。在中国，20世纪初期以黄帝祖源神话为核心的国族主义运动，驱使章太炎立意重新编写一部上起轩辕，下迄洪、杨，由汉族“明王圣帝”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从而将鲜卑、女真、蒙古与满族等少数族群，从国族的历史记忆中排除出去。1949年后的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重新打造国族认同的文化实践，也使得一整个世代的本地知识分子沦为失语与失忆的边缘群体。……翻检这些难以直面的斑驳史页，我们在国族历史这座辉煌璀璨的大理石教堂之下所看到的，或许乃是一道幽暗的深渊，里面埋葬着无数沉默的死者。国族历史或许正如乔伊斯所言，是我们最为深沉的梦魇。那么，作为历史知识的工作者，我们在形塑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意识时，是不是应该像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对大英帝国历史所做的反思，不停地追问：“谁需要国族？”“谁需要国族的历史？”是不是应该像印度的贱民研究小组那样，割断我们与国族的共谋纽带，转而面对这群沉默的死者，让久遭遗忘的贱民，终能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鼓吹的，把历史从国族的宰制下拯救出来？
对于这些问题，我个人没有能力提出任何明确的答复。环顾当今的政治现实与知识状况，告别国族、告别国族化的历史书写，或许还是难以企及的梦想。杜赞奇的努力，只能在主导性的历史（History）之外，拯救出若干旁生歧出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ies）。伯顿在其由后殖民论述出发，试图解构不列颠国族历史叙事的过程中，终不免警觉到，会把国族“从后门带回来”。
虽然，就像顾颉刚那样，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从事一些局部的、最低限度的尝试，在国族所宰制的历史之外，尝试书写和建构“建立于理性上”的另类国族历史。
首先，我们今天当然已经无法再像19世纪的史学家，对历史的客观真实性抱持着无比乐观的信念。但是，对于基本历史事实的尊重，依然不失为史学专业维系其自主与尊严的最终基石。1930年代，兰克史学所遗留的资产——史学客观性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便为法、德、意三国的学院史家，提供了免于全面屈从法西斯政权国族历史霸权叙事的解毒剂。我们不必再执着于史学知识的本体性意义与客观价值，但是在历史知识生产的场域中，史学工作者或许如林•亨特（Lynn Hunt）等人所言，还是应该自觉地秉持着一套策略性的“实践的实在论”（practical realism），还是应该遵循尊重史实、考辨史料、审慎诠释等史学操作的清规戒律。唯有在这样的共通前提下，不同的历史诠释之间，在对彼此差异性的肯认与尊重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多元对话，才有正面、积极的意义，也才不致沦为敌对的整体性国族历史论述之间互不兼容、你死我活的恶性斗争。
其次，犹如戴季陶与顾颉刚的论争所显示的，国族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实体，而毋宁是一个各种想象与论述彼此对抗、争逐与协商的场域。戴季陶所想象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植基于祖源关系的血缘群体；顾颉刚所建构的国族，却是一个由历史纽带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同样地，我们当然不是没有重新想象一个更开放、更具包容性之国族共同体的空间。我们当代的国族历史，当然也可能是更为多元、更为宽容的叙事模式的产物。回到本文经常引据的德国经验，1986年至1987年间，在联邦德国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将纳粹历史“正常化”所引发的“史学家论争”（historian’s debate）中，哈贝马斯砥柱中流，极力持守的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立场，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足资持守的典范。而1996 年美国历史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n Goldhagen） 撰著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所造成的历史事件，更是值得我们再三玩味。这本“污蔑德意志民族”的著作在统一后的德国史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时，德国社会大众所选择的立场，却是不受国族主义右派的蛊惑，宁可正视自身过去的罪恶与创伤，与异国学者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对抗本国保守主义史学界的攻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透过对过去的再书写，有意识地抛弃长久以来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不神圣联盟，致力于抵拒任何本质化、排拒性的国族认同， 从而为这个社会培育出一种更为诚实、更合乎公义、更能包容“他者”的历史意识，或许不失为一种可能？
历史学者基于专业的习性，大抵对非历史的、普遍性的抽象价值与理想，抱持着怀疑的态度。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liberal ironist）。根据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解释，“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总是认真而严肃地面对自己最核心信念与欲望的偶然性，他们秉持历史主义与唯名论的信仰，并不相信那些信念与欲望的背后存在着任何超越时间与偶然性的基础。不过，在“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所仅有的无坚实基础的信念中，却包含着一项卑微的愿望，亦即世间的苦难会减少，人对人的侮辱会停止。这或许是历史学者在他的斗室中书写过去时，所能自我期许的最低目标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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