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355497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的通论性、入门性的著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为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吴宗国教授主编的，由中国古代史各方向专家集体写作的一本官僚政治制度通史，对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监察机制、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等进行了简明扼要而又全面的论述。
书中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帝国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结，时间上涵盖了从秦汉到明清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宋元以前部分没有作全面的铺叙，而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重点探讨一些问题。明清时期文献材料更加丰富，对当时的官僚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描述。
绪论 吴宗国/ 001
一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001
二中央政治体制的演变/ 006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012
四官僚构成与用人体制/ 014
五政治体制的演进和调整/ 016
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阎步克/ 019
一官僚帝国体制的奠基/ 019
二文吏体制和律令秩序/ 038
三尊儒改制与儒、吏分合/ 053
四官僚阶级的士族化/ 071
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 阎步克/ 088
一变态与萎靡/ 088
二专制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105
三胡汉融合与历史出口/ 119
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隋唐五代 刘后滨/ 136
一隋唐之际中央集权的加强和三省制的确立/ 136
二使职体系的发展与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 162
三中书门下体制的结构与运作/ 189
四选官制度的发展变化/ 211
“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 邓小南/ 227
一宋代的“祖宗之法”及其深刻影响——宋代官僚政治与
制度述略/ 227
二理性政治倾向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245
三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 265
四宋代的官僚管理制度/ 273
回归与创新——金元 张帆/ 297
一贵族政治回归与皇权的膨胀/ 298
二以一省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制/ 319
三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 359
分化与重组——明 何朝晖/ 397
一中央决策机制中诸因素的演变与作用/ 398
二明代的六部——中央行政体制的主体/ 423
三地方行政体制中的分化与整合/ 432
四繁密的多重监察体制/ 437
五明代的官僚士大夫/ 443
帝国终结时期的官僚政治体制与运作系统——清 郭润涛/ 456
一绪论/ 456
二中枢机构/ 461
三中央政务部门/ 475
四地方行政/ 494
五理事衙门/ 527
六清末改制/ 540
后记/ 563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绪论绪论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对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界定，分歧较大。国外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政治”或“官僚制”概念，从法律规章、职业分工、权力分层、专职化与人事任用上的考核任免与薪俸等方面，对官僚政治制度做了若干较为严格的界定。不过，中国学者更愿意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与使用官僚政治制度等概念。而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的研究，同样也深化了对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范畴的认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源远流长，古代贵族政治中其实已经孕育演生出官僚政治制度的若干因素。但一般而言，官僚政治更是由封建贵族政治向帝国皇权政治转化的产物，是皇权政治赖以运行的基本政治体制。
构成官僚政治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亦即本书主要加以论述的官僚政治制度。二是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这将由祝总斌教授所撰《中国古代官僚机器运行机制研究》加以论述。三是官僚，本书将适当加以论述。
一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中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开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先声。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国家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全新意义上的官僚体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出现了郡县制、客卿制度，这些变革对新型官僚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所以，不妨把战国时代视为官僚政治制度真正的产生时期。
封建贵族政治是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当中，并且世袭享有这种特权。因此，战国时代李悝和吴起变法，都企图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秦国的军功爵，其目的更是要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强调军功而淡化世袭身份，是后来一些民族由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时常用的一种手段。
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中华文化的发展，在其早期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殷周时文化贵族，就已探讨着治国之道并向理论升华。自春秋而入战国，百家并作而诸子蜂起，纷纷为“救世”而驰骋言辞。一个由学士构成的文化群体及其纷繁歧异的政治理论对当代政治的重大影响，在当时不可避免也无从回避。统治原则须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和得到论证，政务举措须得合于某种权威学说，这构成了传统政治的重大特色。由此，战国秦汉间法术、道术和儒术在政治上的此起彼伏，构成了政治文化史上的奇观。
法家持历史进化论，认为政治措置应该适应“贵贵而尊官”和“争于气力”的当代社会；持“性恶论”，经常警告说不能轻信人的善意，治国只能依靠暴力强制，并通过周密设计的法律来禁人为恶。儒家主张贤人政治、强调道德感化，韩非则认为这做法的结果难以预测、效率难以保障，并以“郢书燕说”“巫祝之言”嘲笑之。法家的基本精神是“理性行政”，即通过可计算预测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合理技术的手段达到政治目标，为此，拥有专业训练的文法吏，就成了治国的最佳人选。由此，法家全力投身于专制官僚政治的理论研讨和规划建设。诸如《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等，对制定法律、分官设职、选官考课、理财积谷、徕民垦田等富国强兵的措施，都有深入细致的卓越论述。儒家在此就相形见绌了。法家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精密的国家机器，对内能令社会井井有条，对外能够取威称霸，为此，他们不能不对富国强兵的可操作手段作深入探讨。但也正因法家是国家主义者，并以专制寡头为国家代表和官僚机器的最高操纵者，所以视人民为国家的工具而无视其幸福，并把自由的文化活动看成是法治的障碍，从而主张文化专制，把知识群体的学士斥为蠹虫。
战国君主为富国强兵计而大抵倾向法家法术。尤其在秦国，由法家巨擘商鞅亲自主持变法；秦始皇对韩非之书一见倾心，声称得见此人与之游则死而不恨；李斯以法术辅秦，曾向秦二世称说“督责”之术；秦二世自幼从赵高习法。百家学士、尤其是儒者，遭到了“焚书坑儒”的沉重打击，“文法吏”则构成了帝国的行政骨干。
汉初承秦政之酷和秦火之余，百物凋零而百废待举。值此之时，道家的“清静无为”之说，一度为统治者的“休养生息”提供玄妙的论证。汉初陆贾作《新语》倡言“夫道莫大于无为”，申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曹参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方针治齐九年，为汉丞相后仍坚持“因循”方针；文帝和窦皇后都遵奉黄老之术。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种《老子》和《经法》等四篇黄老著作，是此期流行黄老学的反映。道家学说奉“道”为宇宙法则，它与“自然”或初民状态具有同一性，文明的发展、礼乐法度的出现则被视为“道”的败坏。人不应汲汲强有所为，“道”能把万物自然调节到适宜状态。汉承秦制，但对秦之“亟役万民”则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把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的转速降至最低，避免对社会的骚扰和破坏而让自然复苏。适应于“无为”方针，与秦代“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的能吏风貌大异的所谓“重厚长者”，便受到格外青睐。
然而在社会逐渐恢复了元气后，又一个重大的政治文化转向发生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这当然和汉武帝为其好大喜功的政策寻求文化“缘饰”有关，但从宏观看这也反映了时代趋势。秦以三晋法家指导政治，汉初黄老学显示了南方楚文化的影响，而儒家独尊，则是东方齐鲁文化的胜利。儒家传承着五经，这是五种最重要的古代经典，为此儒生被公认是古文化代表和社会教育家；儒家所倡言的仁义忠孝，都是那个社会的基本道义观念。这就使得儒家在诸子百家中，拥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发展潜势。
汉儒对秦帝国的暴政给予了激烈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在后世大多变成了老生常谈，但对那个初创的帝国却意义深长。汉儒斥责秦政，说它缺乏使权益分配合于“仁义”的道义指导，听任君主任意扩展其个人权势欲和享乐欲，申言君主的责任是保障民生，应该对社会太平和民众幸福负责；斥责秦政迷信繁密严酷的成文法，这种东西对乡土村社往往变成了引发敌意的陌生物，而礼乐教化才更贴近乡俗人情，道德教化才是通向一个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斥责秦政缺乏约束君主、纠矫失误的规谏机制，要求统治者“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为了使道义足以制约君主，汉儒还不惜将“天”神化为一个有赏善罚恶能力的最高主宰，以期“屈君以申天”。
最终，汉儒将秦政之弊，归结为缺乏一批能够承担道义、教化和规谏之责的君子贤人，为此他们对文法吏加以力斥。贾谊：“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董仲舒：“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盐铁论·申韩》：“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儒生认为“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淮南子》。按，《淮南子》虽为道家著作，但也融有不少儒家之言，所引即是。“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苟有忠良之业，疏拙于事，无损于高！”《论衡·程材》。
按照现代官僚制理论，“理性行政”意义上的“官僚”，是严格依法律工作的受训专业人员，秦汉的“文吏”就很近于这种定义。儒家的“君子治国论”，却把拥有古典修养但未必以行政见长的学士，看成是治国的首选。这种“君子”的独特功能，就在于他们是与“政统”相对独立的“道统”维护者。这种“君子治国”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秦式官僚政治的运行机制。这样一点，是理解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独特性的关键之一。
汉文帝两次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虽然没有说以儒生为对象，但礼贤下士征求治国之道，毕竟是儒者一贯主张。董仲舒按照儒经中的“贡士”之义，建议让郡国贡举“吏民之贤者”，这便推动了汉武帝时孝廉察举的创立。汉人把孝廉之举称为“举进士”，有“以孝贡察，宾于王庭”之语，皆是取自“贡士”古义。参看《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坚传》注引《续汉书》及《山阳太守祝睦碑》。按，《礼记·王制》：“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是为“举进士”及“宾王庭”之所本。这种根据居家之“孝”来录用治国之吏的制度，既为商鞅、韩非之所斥，又为秦朝所未闻。贤良、方正、孝廉等察举科目，都是以德行立科的，明经科则以儒术为标准，至如“文学”一名，在战国秦汉几乎就是儒生、儒术的代称。参看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前言”，中华书局，1992年，第7页。国家设太学以“厉贤才”，其弟子从最初的50人，逐渐增加到西汉末年的万人以上。郡国也广置学官，一郡学徒多者可达数百、上千。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宫廷侍从往往以名士为之，皇帝要借重他们的儒学修养随时提供咨询。这些侍从之官的人选通常有二，一是贵游子弟，一是儒生名士。《初学记》卷一二《侍中》条：“初，汉本用旧儒高德，备切问近对。然贵游子弟荣其官，至襁褓受宠位。”《北堂书钞》卷五八《给事中》条：“胡伯始云：给事中常侍从左右，无员，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国亲。”太子师傅，被赋予了培训一位儒家式贤君的重责。儒生经常担任大夫、议郎，和博士一道参与朝议，为大政献策。郡国也相应设有明经、文学、议曹等，他们除了传经外，也发挥着类似于博士、大夫、议郎的责任。太学博士并不是单纯的经师，还承担着议政、制礼、藏书、试策、出使多项职能。而“议政、出使是其政治职能”。张汉东：《论秦汉博士制度》，收入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博士有“三科”之选，博士任职一定年限后，便可迁补行政官员，从而扩大了精通儒术的行政官员比重。许多行政官僚都在官务之余收徒授经。帝国官僚的成分与来源，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公卿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孔子逐渐被尊为“素王”，其学说成了汉政的南针。统治者表示他们将承担“仁政”而“为民父母”，把民众福利作为决策的参考。汉廷“多以经义断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皇帝诏书、公卿奏议无不引经据典。正如“春秋决狱”一类现象反映的那样，除法律之外，经术成了支配帝国政治的又一规范。儒生官僚日益发挥出“据道谏君”功能，贤良对策、下诏求言、吏民上书以及臣工的廷诤面折，都成了朝廷上的经常景象，而这都是文法吏充斥朝廷的秦廷所不常见的。董仲舒举贤良时上“天人三策”，促成了儒术之独尊；盐铁会议上儒生纵论时政，横斥公卿，“辩讼于公门之下，汹汹不可胜听”，当途者亦无可奈何，依然部分地听取了其意见，并任之为官。赵翼曾指出汉人“上书无忌讳”，“多狂悖无忌讳之语”，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圣德矣！”同时“汉诏多惧词”，诏书中经常有“朕甚自愧”“朕以无德”“是皆朕之不明”等语，同上。这与“上书无忌讳”正成对照。皇帝的游猎、宴乐、兴造等奢侈之举，时时遭儒生的百般谏阻；谷永、匡衡曾上书论后宫妃德，刘向曾上书论薄葬，连皇帝的私生活甚至死后丧葬，儒生都加干预。汉人观念中，“侍中、大夫、博士、议郎，以言语为职，以谏诤为官”，《潜夫论·考绩》。“谏诤”已被认定为正式职责。
秦朝那种君主绝对专制、文吏忠实执行的政治形态，到了汉代，由于儒生群体进入政权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专职的言语、谏诤之官，以及太学、察举等制度，显示了王朝尊儒方针的影响，一直波及制度层面。
秦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秦末民众“苦秦久矣”，纷纷攻起而攻杀秦之长吏。汉代的儒生官僚的风貌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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