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355185丛书名: 无
本书是汉语、乌尔都语对照节译本，全套两卷，汉语取自《三国演义》原文，乌尔都语是在2015年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乌尔都语版）前五十七回节译本基础上修订、补译而成——这也是世界范围内《三国演义》的第一部乌尔都语译本。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此对照译本对于中国经典的海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本书已入选古代文化典籍外译项目《大中华文库》，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本书共两卷，是《三国演义》前五十七回的汉语、乌尔都语对照节译本。《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描写了公元 3世纪前后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始于黄巾起义，止于三家归晋，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既包含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也兼容以说书、戏曲、占卜等等为表现的俗文化；既有生动而丰富的故事情节和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又蕴含历史积累的巨大智慧。小说中的许多故事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民间各个角落，成为妇孺皆知的话题，渗透到中国民间文化意识的深处。本书已入选古代文化典籍外译项目《大中华文库》，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在古往今来的小说中，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如此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三国演义》所表现的“义”，曾经被社会相当一部分的人们崇奉为最高道德准则，小说虚构的关羽夜读《春秋》成为人们膜拜的神格化关羽的标准像，小说中的许多故事，直接的或间接的通过戏曲、曲艺和其他通俗文艺形式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民间各个角落，成为妇孺皆知的话题，从而渗透到中国民间文化意识的深处。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创作而成的。明初贾仲明《续录鬼簿》著录有罗贯中的小传：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由此推算罗贯中应当是生于元代，卒年多半在明初。所以我们一般称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续录鬼簿》称罗贯中为太原人，与《三国演义》早期刊本署“东原罗本贯中”相吻合，“东原”即太原古名。从《续录鬼簿》的著录中，还可以知道罗贯中在元末动乱的年代里飘泊无定所，性格孤傲，长于通俗文艺。《续录鬼簿》著录他的杂剧作品有三部，现仅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而署作者“罗贯中”的小说作品，除《三国演义》之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等。
罗贯中是怎样创作《三国演义》的呢？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曾这样概括：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从故事情节的编排和人物形象的描写这些具象的层面上，罗贯中是既“据正史”，又“采小说”。从虚与实、雅与俗这些艺术原则的层面上，罗贯中力求虚实相间、雅俗共赏。高儒的概括基本上符合《三国演义》创作实际。
关于汉末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分天下的一段历史，晋代陈寿撰著的史书《三国志》作了比较完整的记载，陈寿死后约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宋裴松之又搜集大量史料为之作注，注文多过陈寿本书数倍，极大的丰富了《三国志》。高儒说罗贯中“据正史”，指的就是裴注《三国志》。但《三国志》是纪传体史书，它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不是以事件为中心，叙事体例不符合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要求。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是一千三百多年的编年体通史，包括汉末三国的历史。它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使事件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全过程分明的呈现在读者眼前，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不过《资治通鉴》篇幅过长，购置不易，亦不易卒读，于是便有节略本出现，节略本中最有影响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通鉴纲目》所叙三国历史不仅较《资治通鉴》为简，而且在观念上有重大的改变。《资治通鉴》沿袭《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而《通鉴纲目》则把正统转移给刘备的蜀汉。朱熹一反传统观念把正统授予刘备，自然是与南宋和北方金朝的对峙的时势有关，然而这种政治倾向恰好与长期以来民间“拥刘反曹”的倾向一致起来，构成了《三国演义》的思想基础。
高儒说罗贯中在“据正史”的同时，也“采小说”。“小说”一词的含义在古代很宽泛，一切民间传说均可谓“小说”。它因为有虚构成分，不可为史之据，故与实录的“正史”对举。关于三国的历史传说，很早就以多种方式在民间流传。东晋王隐的《蜀记》和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书就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民间传说。《晋书》“乐记”中详细的记载了民间演唱的三国故事，其故事规模已初具《三国演义》情节梗概。文献记载，唐代寺院俗讲中有三国的节目，而晚唐诗人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唐代戏剧演出的张飞、邓艾扮像对小孩子也很有影响。宋元“说话”更有“说三分”的专题，北宋文学家苏轼《东坡志林》卷六中记载：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眉蹙，有出涕；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可见北宋“说话”中讲三国故事已相当普及，甚至成为儿童喜欢的节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录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瓦肆伎艺中有霍四究说《三分》，可以证明《东坡志林》的记载属实。宋、金杂剧院本演出的三国故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记载，就有《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五种，元代杂剧的三国戏就更多了，据有关元杂剧剧目的文献资料记载，至少有四十多种，现存有二十一种，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就编有《关大王单刀会》和《关张双赴西蜀梦》两种，其他署名作品如高文秀《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郑光祖《醉思乡王粲登楼》和《虎牢关三战吕布》、朱凯《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等等，也都是影响较大的作品。
与《三国演义》关系最密切的当数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是由口头文学“说话”转变成书面文学“小说”的早期形态，还带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的胎记，叙事也比较粗拙，但它已经具备了后来的《三国演义》的情节轮廓。现在尚不能断定《三国演义》是依凭《三国志平话》创作的，因为宋元“说三分”决不只此一家，罗贯中接触到别的“说三分”以及它们的话本完全有可能，不过《三国志平话》代表了元末三国故事的发展水平，而这个水平正是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新起点。
有人说《三国演义》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三国的题材经过了世代累积是不错的，但说它是“集体创作”就不符合实际了。将历代民间传说以及小说戏曲讲述的三国故事与《三国演义》比较，足可证明罗贯中不是一个编辑整理者，从元杂剧三国戏和《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这中间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通过作家创造性的艺术劳动而实现的。罗贯中除了依据史料对各种民间传说进行选择和加工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在小说的人物情节描写中，在小说的艺术构思里，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思想和愿望。元末群雄并起，战争连年，也曾形成类似汉末三国的局面，北方是元朝，江东是朱元璋，四川是明玉珍，朱元璋在当时就自比东吴，把明玉珍比做西蜀，将元朝比做曹魏，那局面虽不及汉末三国那样壮观，但那样的社会背景无疑使罗贯中获得了创作《三国演义》所必要的经验和灵感。
《三国演义》是用浅近的文言写成，如高儒所说，“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便于雅俗共赏。它的早期刊本分卷分则，全书二十四卷，共二百四十则。每则有七言单句标目，如“祭天地桃园结义”之类。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些刊本把二十四
卷改成六卷、十二卷、二十卷不等，而天启、崇祯年间的一些刊本则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并为一百二十回，使回目变成七言双句。清代康熙年间的毛宗岗评本又改订为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并修改双句回目，使之成为对偶的七言或八言。毛宗岗评本畅行于世以往各种刊本渐至湮没，于是毛宗岗评本的分卷分回以及回目成为通行的样式。
《三国演义》描写公元3世纪前后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始于黄巾起义，止于三家归晋。罗贯中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十分鲜明。不仅把刘备集团安置在情节的中心位置，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直到诸葛亮秋风五丈原，构成情节的主干，使刘、关、张
和诸葛亮的命运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全书的人物配置和描写上也始终突出刘备集团的人物。
刘备被赋予理想仁君的品格。他以织席贩履的平民而与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既没有像袁绍那样“四世三公”的家族门阀优势，也没有像曹操那样的政治网络势力，他仅有桃园结义的三个异姓兄弟，他所能凭藉的只有仁义的旗帜。他高扬恢复汉室的政治纲领，处处以汉室忠臣的面貌出现，恰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和阴鸷形成对照。小说以饱满的笔墨描写他在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如何实践仁义这个最高准则。襄阳战役失利，他率军撤退，而军队拖着数以万计的愿意依附他的父老乡亲，因此行动迟缓，眼看要被曹操的骑兵追上，但他宁愿全军覆没，也不肯抛弃跟随他的百姓。这种仁政爱民的表现，又与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形成强烈的对比。关羽在麦城战死，刘备誓死要为兄弟报仇，他明知兴兵伐吴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但他却要一意孤行。这种似乎是丧失了政治家理智的行为，充分表现了他把兄弟情义放在政治得失之上，“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场伐吴的战争以火烧连营的惨败而告终，但刘备的义气却在悲剧中得到了壮美的升华。与刘备这种品质相对应的则是曹操对属下的冷酷和曹氏子弟以及曹操集团内部的互相猜忌和残杀。显然，罗贯中在刘备的形象中寄托着自己的封建政治理想。
诸葛亮的形象更具有理想色彩。他是刘备集团的首席谋士，小说描写他是操纵三国全局的人物，在追逐权力的铁马金戈的战争中，他始终保持着某种超脱尘俗的风范。作者把他写成智慧的化身。他隐居隆中，却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他以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和联吴抗曹的策略，使转战多年而无所建树的刘备从此走出黑暗和低谷。赤壁大战，他以败军之将说服孙权联手抗曹，一战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刘备死后，阿斗无能，蜀汉疲弊，他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鞠躬尽瘁，苦心经营，安定了西南，然后有五出祁山之壮举。诸葛亮功高盖主，但他对君主忠心耿耿，没有萌生丝毫的个人野心。作者在他身上寄托着中国士人的理想人格，即对个人权力毫无所求，只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诸葛亮的性格与曹操集团的司马懿恰好构成对比，曹操死后，司马懿大权在握，篡位之意由隐而显，最后司马氏终于取而代之。
关羽是义勇的象征。斩华雄，割颜良，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水淹七军，处处凸现了他神勇的英姿。而封金挂印，千里独行，则集中表现了他对刘备的兄弟义气，这种义气高于他的荣辱生死。华容道放走穷途末路的曹操，从另一方面表现他的义气甚至超越敌我利害关系。张飞鲁莽直率，性烈如火，怒鞭督邮，古城相会，三顾茅庐，据水断桥，都贯穿着他的这种性格精神。关羽令人敬畏，而张飞却逗人喜爱。
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在《三国演义》里却是一个奸雄。小说描写他在逃亡中屠杀热情接待他的吕伯奢一家，极其鲜明的表现了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灵魂。曹操的确具有雄才大略，不过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在他争霸天下的斗争中处处都显露出他的权谋奸诈。他的胆识、气魄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往往与他的自私奸诈形影相随。官渡之战从缴获的袁绍军中档案里发现一批自己部属通敌信件，他一件不看便付之一炬，以此而稳定了内部并收买了人心。征讨张绣时，他的坐骑受惊而践踏了青苗，按他的军纪应当斩首示众，他当然不会自戕，但又要维护军纪的尊严，于是割发代首，保全了作为统帅的自己，又震慑了全军。他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显示了他的政治眼光和气魄。厚待关羽又终于放弃关羽，表现了他延揽人才的胸怀和气度。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展露出他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所以有人评论说曹操是古今奸雄的第一奇人。
总之，《三国演义》着力描写刘备集团的君臣如兄弟的真诚而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揭露曹操的损人利己、冷酷残暴的灵魂和曹魏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暗算和倾轧，由此形成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鲜明对比，烘托出小说的政治道德主题。
《三国演义》的主题不只是政治道德的，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说是多元的。小说基本上忠实于历史，而三国的历史本身就蕴含有极其复杂和深厚的文化内容。《三国演义》基本上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描写当时各种政治军事集团的分合以及力量的消长。董卓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并且控制着皇帝，其政治军事优势无人可以匹敌，但他残暴贪婪，政治上鼠目寸光，不多久便土崩瓦解；吕布武艺超群，有万夫不当之勇，纵横中原，威震天下，但他只是匹夫之勇，且见利忘义，反复无常，终不免丧身于白门楼；袁绍袁术出身豪门，袁家故吏门生遍天下，其家族声望和政治势力居于群雄之首，但袁术不明时势，抢先称帝，成为诸侯众矢之的，袁绍则如曹操所评，“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官渡之战以优势兵力而一败涂地；曹操虽然出身微贱，但他审时度势，老谋深算，广纳人才，扫荡中原统一北方，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刘备本来势孤力薄，然而政治上以匡扶汉室为旗帜，接受并执行诸葛亮的战略策略，联吴抗曹，西取巴蜀，终于开创了以蜀汉为一角的三国鼎立的局面。这其间，各个政治军事集团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次外交的角逐，经历了长期的智力和物力的较量。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多方面的斗争策略和经验。从小说所描写的谋略着眼，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智慧的小说。
罗贯中为了实现他所构思的主题意图，为了使人物形象更鲜明和情节更富戏剧性，就不能拘泥于史实，就不能不在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有所虚构。《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它的基本属性是小说，小说就离不开意想和文采。问题在于虚与实的度的把握。过去有人评价《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忠实于历史的。的确，《三国演义》描写主要人物的特征和重大情节的走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没有改动重大历史事件的框架，也没有歪曲历史的真实走向。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在改动史实和虚构故事时，又依据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具体背景和人物的性格逻辑，使之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它虽然在历史上不曾发生过，但它在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势下完全有可能发生。改动史实的例子如张飞“怒鞭督邮”，史书记载“怒鞭督邮”的是刘备而不是张飞，但是《三国演义》这一改，我们反而觉得更真实，因为“怒鞭督邮”的举动更符合张飞的嫉恶如仇的暴烈性格。虚构的就多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如桃园结义、连环计、借东风、单刀会、空城计等等都是作者吸收民间传说而虚构的。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自立有一个原则，就是力排虚构，但他对于桃园结义这类合情合理的虚构仍然加以保留。《三国演义》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有时弄得虚实难辨。像清初大文人王士禛竟然也误以为庞统死于落凤坡为史有其事，作诗凭吊，成为笑柄。
《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是在综合中国古代史传体例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全书总体以时间为顺序编织情节，体现了古代史传“编年体”的特点。当叙述到一个重大事件时，作者为了把这事件的来龙去脉完整的呈现给读者，往往又突破整体编年框架，只保证这一事件的时间顺序。这种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结构方式，正是古代史传“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在展开具体事件涉及到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时，作者不免要介绍这个人物的家世、品貌和以往经历，这就又突破了事件本身的时间顺序，显示了以人为经、以时为纬的“纪传体”的特点。《三国演义》继承史传叙事传统而有所创造，它总体按时间顺序，局部却抓住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的重大事件逐一加以描写，从容的、详略不同的展开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场景，并且在情节和场面中尽可能的表现人物的性格面貌，从而将三国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形象的再现出来。
这种着眼于历史全局的宏伟结构方式以及它所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决定了小说不可能描写与重大事件无直接的日常生活场景，不属于政治谋略一部分的爱情婚姻生活也都在小说的视野之外，在叙述重大情节和场面时，也很少用浓重的笔墨去描写具体环境和心理活动。《三国演义》的风格正如它所描写的历史内容一样是雄浑、粗犷和悲慨的。
《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现存各种版本中刊行最早的是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书题“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首有弘治甲寅七年（1494）庸愚子序、嘉靖壬午元年（1522）修髯子引。此本有1929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和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稍后有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各卷卷端书名有异，其卷二、五、七题“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其十卷二百四十则，首有嘉靖二十七年（1548）钟陵元峰子序。此本仅残存八卷，藏西班牙爱思高利亚尔静院图书馆，有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影印本。这二种版本的文字比较接近，而且都有许多相同的小字注，应当肯定它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稿。但这二种版本分卷不同，正文文字也有差异，其“论”、“赞”、“评”文字与小字注有明显不同，叶逢春本较为后出，但它并不直接依据嘉靖元年序刊本。
万历年间及以后，出现了多种《三国演义》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建安各种刊本中多了嘉靖刊本所没有的花关索的故事，如卷九“花关索荆州认父”，说花关索是关羽之子，关羽逃亡时，关索尚在母腹，七岁时被索员外收养，又拜花岳先生为师习武，故名花关索。其后情节里花关索多次出现，并说他死在刘备之前。这些都是嘉靖刊本包括福建建阳叶逢春本所不曾有的。这花关索的故事是原本《三国演义》已有而被嘉靖刊本删除的呢，还是为万历建安诸本所插增？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若细按文字，即可发现有关花关索的叙述有前后抵牾和不接榫之处，相信它是福建书商依据在民间盛传的关索故事插增进去的。
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以往的《三国演义》版本作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对情节细节文字和诗词论赞进行了增删改动，并加以系统的评点。作为修订本，它的文字更雅驯畅达，但毛氏父子尊重原本不够，时有以己意强施于原本的情况。尽管如此，毛宗岗评本由于它的可读性最强，压倒了其他各种版本，成为清代最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现存最早的毛宗岗评本是清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序醉耕堂刊本。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毛宗岗评本为底本，参照嘉靖元年序刊本进行校订，调整了个别字句，改正了一些人名、地名和制度等历史名称上的讹误，1973年又进行了再次修订。本译本所据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校订本。
《三国演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既包含着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也兼容着以说书、戏曲、占卜等等为表现的俗文化；它既有生动而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形象，又蕴含有历史积累的巨大的智慧。它既通俗又高雅，从而获得上至贵族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刘、关、张的结义，曾被后世许多人仿效，关羽崇拜已成为一个至今不衰的文化现象。《三国演义》所提供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的策略和经验，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借鉴。
《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很早就流传到海外。外文译本以日本元禄2年至5年（清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刊行的湖南文山译本（吉田三郎兵卫版）为最早，此本共分五十卷，是《三国演义》的全译本。译者“湖南文山”是月堂的笔名，此书先由月堂之兄、天龙寺僧义辙翻译，义辙译至一半不幸去世，由其弟月堂续译完成。据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研究，此本的底本不是毛宗岗评本，而是李卓吾评本，译文还参考了陈寿《三国志》，对原文有所修订。此译本在明治、大正时期，曾由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影响很大。截至目前为止，日本《三国演义》全译本有十数种之多，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在日本受到欢迎的程度。英文翻译《三国演义》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了，最初是片段情节译文在期刊上发表，第一部英文全译本由邓罗（布鲁威特—泰勒C•H•Brewitt-Taylor）翻译，上海别发洋行1925年出版，共二卷。此译本有美国拉特兰佛蒙特查尔斯E•塔特尔公司重印本（1959年）、日本东京塔特尔重印本（1959年）。法文的最早译本的译者是西奥多•帕维（ThéodorePavie），由巴黎B•迪普拉书局1845年出版第一卷，1851年出版第二卷。第二卷译至《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俄文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1954年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二卷。译者巴拿休克（B•A•Панасюк）。越南文最早的全译本由洪越（HongViét）翻译，河内福志出版社1949年出版。朝鲜文最早的全译本由朴泰源翻译，朝鲜国立文学艺术出版社1959年出版。此外，还有拉丁文、德文、荷兰文、波兰文、爱沙尼亚文、泰国文等文字的节译本和全译本。中国外文出版社于1994年就出版了罗慕士英译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在世界的传播情况，足以说明《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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