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91679
○ 本书系上海市哲学学会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和发展的重大主题展开理论研讨，承担“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课题的最终成果。
○ 上海市哲学学会实施“５３１００”研究系列，用５年左右时间出版３本著作逾１００万字：《唯物史观新视野与中国梦研究》《唯物史观新视野与新发展理念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学术话语》。其中第一本和第三本书获评上海市级理论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
现代化运动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从一个区域性的概念转化为世界性的概念，使得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对“现代化之问”的探索性实践与理论性回答，作为一个重大政治概念和重要学术概念，对其阐释要把握精确的政治内涵和多维度的学理性内涵。“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哲学层面明晰中国式现代化是侧重“目标样态”的创新，还是突显“过程方式”的独特，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命题和急需回答的学术理论命题。
本书用新的话语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作出新的理解和深入阐释，要进一步阐明现代化的起源、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意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能革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问题。
序 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１
第一章 现代化的起源及其本质规定１
一、唯物史观中的“现代”和“现代化” １
（一）唯物史观的“现代”概念２
（二）现代化的两个历史阶段４
（三）现代化的普遍性和具体性６
二、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两重关系７
（一）肯定性：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的推动８
（二）否定性：资本主义对现代化本质的背离１０
（三）当代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限度１１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及其历史定位１３
（一）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三个环节１４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１６
第二章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与特色１９
一、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逻辑１９
（一）“振兴中华”的期盼：从洋务运动到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１９
（二）道路选择：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２２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２５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实践逻辑２８
（一）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百年目标的主题２９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３３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４０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特色４０
（二）“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突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性特色４１
（三）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取向特色４３
（四）新发展理念和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特色４５
（五）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性特色４７
第三章 中国式现代化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５１
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起源与发展５１
（一）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５１
（二）列宁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５７
（三）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５８
（四）邓小平理论人民主体观的形成６２
（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主体观的形成６３
（六）科学发展观是人民主体观的实践体现６５
二、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主体思想的新时代弘扬６６
（一）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引领６６
（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文化渊源６８
（三）近代西方人本思想为当今提供了历史借鉴７０
三、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主体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特征７３
（一）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主体思想的主要内容７３
（二）中国式现代化人民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８３
四、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创新意义８４
（一）创造性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８５
（二）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发展的新篇章８６
（三）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８７
第四章 中国式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８９
一、中华文明有深厚的“民本”思想文化传统８９
二、中国式现代化之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９２
（一）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９２
（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显著特征９３
（三）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价值向度９９
三、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１０１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１０１
（二）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１０３
２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
（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１０６
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多重辩证关系１０８
（一）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１０８
（二）效率和公平的辩证统一１１１
（三）先富和后富的辩证统一１１３
五、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历史意义１１５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１１５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标志１１８
（三）共同富裕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１２１
第五章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１２３
一、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１２３
二、改革开放开启人的精神世界的重构１２６
三、四个多样化倒逼人的精神世界建构１３０
四、社会快速转型中人的精神世界建构１３３
五、新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系统性建构１３６
六、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重要维度１４０
七、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基本经验１４３
第六章 中国式现代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１４６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生成１４６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提出的历史源头１４６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理论基础１４８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践行方略１５１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１５３
（一）发展绿色生产力，创新绿色科技１５３
（二）警惕资本逻辑陷阱，合理规制资本１５５
（三）加强并完善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１５７
（四）普及绿色文化教育、推行绿色生活理念１５９
（五）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维度建设１６１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意蕴１６３
（一）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１６３
（二）丰富了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路径１６５
目 录 ３
（三）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１６７
第七章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１７１
一、西方现代化旧模式使人类社会面临挑战１７１
（一）资本无序扩张，全球经济秩序遭到破坏１７１
（二）霸权主义横行，非传统安全威胁巨增１７３
（三）强推“普世价值”，冲击意识形态安全１７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世界各国发展新模式１７６
（一）“生命共同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１７６
（二）“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 １７９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１８２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１８５
（一）凝聚价值共识，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１８５
（二）弥合传统国际秩序不足，共建国际新秩序１８８
第八章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的新的文化建设１９４
一、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成的中华文明突出特征１９４
（一）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征是中华文明最为基础的特征１９４
（二）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突出特征１９８
（三）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征２００
（四）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特征２０３
（五）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征２０５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２０６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２０６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２０８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２１２
三、新时代的新的文化建设及其意义２１４
（一）在解决古今中西问题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２１４
（二）在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中，把握中华文明的新特点２１６
（三）从新时代的新的文化建设到新的文明建设２１８
第九章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２２１
一、文明形态概论２２１
４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
（一）文明形态历史起源２２１
（二）文明形态的存在特征２２２
（三）文明形态的演进２２６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２２７
（一）新文明形态的内涵２２９
（二）文明新形态的建构特点２３３
（三）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２３８
（四）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举措２４１
三、中国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２４３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化２４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人类文明形态升维提级２４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探寻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新路径２４５
结语２４７
后记２４９
序 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
吴晓明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立足点———意识到必须把现代化这一普遍的任务同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立足于自身的现代化。当这样一种立足于自身的现代化实践全面展开之时，在此实践基础上的整个上层领域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亦即在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等。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植根于一种本身是独立自主的历史性实践中。
一
现代化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首次开辟出“世界历史”，从而结束了以往地域性的历史或民族性的历史，使之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过去那种地方的或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但是，那无远弗届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也不是一个任何民族可以在上面自由表演的舞台，因为它同时还是一种权力架构，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它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世界历史的这种基本架构中，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化无疑是一种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规避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
应当怎样来理解和把握这种普遍性呢？流俗的观点往往把现代化（它的原则或原理）当成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并且把这种普遍性运用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但是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这种观点就已经是幼稚的和无头脑的了，确切些说，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如果抽象的普遍性果真具有实际的效准，那么，现代世界早就变成一个同质的和齐一的世界了。然而，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在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东亚和南亚、美洲和非洲都是相当不同的，这一进程在诸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表现也是杂然纷呈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尽管现代化的任务是普遍的，但这一任务的展开和实现却是非常具体的：普遍的现代化任务是在相当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除非这一任务能在如此这般的基础上展开，否则它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换句话说，它就只不过是停留在抽象中的主观幻想而没有任何的现实性。在这里，就出现了理解普遍性的更高的思想理论要求。黑格尔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同样，马克思把他的方法最为简要地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而且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评论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因此对于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真正理解，就要求一种具体化，要求一种根据特定民族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而绝不是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并将它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黑格尔把这种抽象普遍性的运用叫作“外在反思”，并将它看作“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黑格尔曾多次批评他十分敬仰的拿破仑说：这位伟大的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毫无疑问，法国的自由制度在当时是更高的也更合理的；同样毫无疑问，拿破仑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当时是世所罕见且绝无仅有的。但为什么这位不世出的天才竟无法将法国的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呢？因为尽管法国和西班牙在我们看来差别很小，但两者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除非法国制度的原则能够根据西班牙的国情被具体化，否则它就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
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谈到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德国的现状无疑是相当落后的，法国革命的原理无疑是更高也更合理的；但由于德国非常独特、非常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德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同样，在马克思晚年时，有不少俄国的先进分子来请教关于俄国道路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清楚明白且直截了当：俄国道路存在着多重的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实现唯取决于俄国具体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如果试图以英国的租佃方式来摆脱俄国农村公社的困境，那将是完全徒劳的，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更加广泛地说，如果试图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强加给俄国，甚至把它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以强加给任何其他民族，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对其历史理论从根本上来说的严重曲解——它“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为什么马克思要严词拒绝这种曲解呢？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它没有要求任何一种具体化，而是完全非批判地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因而也就完全无头脑地将这样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了任何对象。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现代化无疑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逃脱或规避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只有在它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中，才可能真正展开并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与它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现代化，是在其国情中得到具体化的现代化。那种试图将抽象的普遍性（实际上仅仅是来自西方的观念）先验地强加给其他任何民族的设想，不仅在理论上是幼稚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毫无现实性可言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样的设想只不过是人们把在自己头脑中构造的梦想当作真实可靠罢了。
一个简要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一般来说，任何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从而使这一现代化进程获得必要的社会基础。如果说，这样的社会革命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是普遍的，那么，这场社会革命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它在政治斗争方面激烈到何种程度，则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的独特国情，亦即取决于该民族独特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离开了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具体化，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和说明一场为现代化进程奠基的社会革命。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１６４０年的英国革命就极大地不同于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它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１６４０年的英国和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具有相当不同的情形，除非我们能够具体地把握两者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否则就根本无法说明这两场社会革命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事情难道不更是如此吗？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化进程同样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却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如果中国革命不采取这一定向，那么它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而当中国革命历史地采取了这一定向时（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从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并将这一事业的领导权托付给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２０世纪初的历史环境，取决于由之而来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取决于种种“假设历史”的抽象观念。即使是稍有头脑的西方历史学家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写道：“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１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黯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１５年。”
由此可见，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固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的展开与实现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依循中国国情而来的具体化才是可能的，并且才会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包括革命和建设），都意味着现代化的一般使命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结合，意味着普遍性在中国的个别性中充分地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定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或依其本质来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二
当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命运在中国降临时，中国并不是一张白纸，就像人们认识事物时他的头脑也不是一块“白板”一样。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中国是在自己独特国情的基础上承担起现代化任务的；而这样的国情不仅包括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且包含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总是显而易见地起着关键作用，那么，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极其深远的。文化传统仿佛是在地心深处缓慢地活动并且起作用的，这种深湛的作用虽然看起来并不特别显著，但却无所不在地弥漫于特定民族的整体生活及其历史性行程之中———这一点对于“轴心期”民族来说尤其如此（中国、印度、希腊和希伯来在大约公元前５世纪几乎同时创立了它们的独特哲学，并将之保存在伟大的经典中）。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形态不仅是由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而且是由其文化传统和文明类型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这条道路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并因而使其文化传统在历史上表
现出深厚广阔的支配力和辽远恒久的影响力。谢林在感叹亚述、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古老帝国的没落之际，大大地惊诧于中国像一条不知其源头的河流始终在从容地流淌。如果说，这种国运毕竟与其文化品格有关，那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如此地独特和坚韧，以至于这个民族实在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甚至被称为“第二人类”）。罗素在２０世纪初游历中国之后这样写道：“中国有极古极繁复的文化，在现在世界当中，老的资格，真可称最。中国的习尚，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从前在哲学上、美术上、音乐上有过极大的贡献；但这种艺术全然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和古希腊文化各不沾边。以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的基础，全不相同于基督教的社会，要教一个欧洲人去了解它的状况，已经要费多少的劲；何况再加以中国近代的事实，宜乎欧洲人想定出一个方式来改造中国，常常要走入歧途了。”
然而，当现代性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并建构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时，中国文化的先前传统便面临着一种根本性的挑战。这样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它意味着无论一种文明多么宏伟强大，无论一种文化传统多么悠长坚韧，它都必须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并经历这一进程的全面考验和洗礼；否则，它就不可能在现代世界生存，更不用说积极地生存了。伴随着中华民族决定性地进入现代化进程，它也必然开展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而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使得我们在几乎所有方面（当然也包括思想、理论、学术、文化等方面）都进入了一种“学徒状态”。我们且以学术为例来表明这一点。当中国的学术以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开辟出其现代化进程时，它也在总体上进入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不仅大部分的学术、学科是从外部引入的，即使是传统的学术（例如，中国的语文、哲学、历史、政治等等），也开始采用外来的话语尺度和方法加以解释和阐述。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学徒状态延续已久。必须首先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成果丰硕的和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由大规模对外学习而来的学徒状态，就像中国整个现代化实践的开展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成果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各种学术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人们的成长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样。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转变，几乎可以被看作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例如，中世纪的哲学曾长期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只是在特定的转折点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才开始摆脱了它的学徒状态并获得了自我主张，笛卡尔也因此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同样，近代的“历史科学”曾长期处在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只是通过１９世纪末的“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科学才摆脱了它的学徒状态，并成为一门如科林伍德所说的“自律的”“自我—授权的”科学。个人的成长经历大体也是如此。当学生步入学校并开始各阶段的学习时，他们也就一般地进入了某种学徒状态；而学生的真正成长以及老师的真正愿望，难道不是有朝一日学生能够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甚至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吗？这里很容易得到理解的是：“学徒状态”是绝对必要的，是不可能被匆匆越过的；“自我主张”只有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才能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它在成为学术上成熟的标志时，乃是学徒状态之意义的真正实现。
当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已经到达并且决定性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时，学术上或文化上的相应转折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亦即积极地形成学术上或文化上的自我主张。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其基本性质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指仅仅具有一些中国元素、中国色彩或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指摆脱了学徒状态并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只有这样的知识体系，才可能
真正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如果说，学术上的情形是如此，那么，更加广泛地说，文化整体的情形同样如此。它意味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志的历史性实践转折的基础上，思想、理论、学术、文艺，等等，也要通过相应的转折来获
得它们的自我主张；而这样的自我主张在文化的整体上就意味着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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