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北大讲鲁迅：与鲁迅相遇

本书根据钱理群在告别北大讲坛之前的最后一次讲鲁迅的课堂讲稿整理而成。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充满了全身心的激情投入，是生命与生命的慰藉、心灵和心灵的对话、思想对思想的碰撞。畅销二十年，精编升级版

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走近鲁迅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与鲁迅的特点有关？——

当然，这或许只是我们这一代的经验，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会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刻，什么瞬间，和鲁迅相遇。

——钱理群

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多年来都是北大热门选修课。与学院派研究追求感情零度介入相反，他选择全身心的激情投入。在感受到生命困境和现实困扰之际，他总是回到鲁迅那里探寻答案。而他对鲁迅的读解，也因此超越知识与学术的范畴：他的课堂，是生命与生命的慰藉、心灵和心灵的对话、思想对思想的碰撞。

本书是钱理群在告别北大讲坛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的现场录音整理讲稿。钱理群试图把鲁迅还原到历史现场和时代氛围之中，对其生命足迹、思想脉络和文学作品一并进行“文本细读”。隐约回荡在这纸面和文字间的钱理群的动情的声音，在春日阳光漫漫的课堂中，把不再是神话人物和历史雕像的鲁迅与年轻学子们系在一起。

  钱理群，1939 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60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十八年。198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他以对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

开场白 与鲁迅生命的相遇 ………………………………………………….1

第一讲 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 ……………………………………..14

——1936年的鲁迅

第二讲 以“立人”为中心 ………………………………………………..78

——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

第三讲 十年沉默的鲁迅 ………………………………………………….120

第四讲 “为人生”的文学 ………………………………………………..138

——关于《呐喊》与《彷徨》的写作

第五讲 关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 ……………………187

——1918—1925年间的鲁迅杂文

第六讲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231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第七讲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294

第八讲 《朝花夕拾》和《野草》 ……………………………………….330

第九讲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359

后记 …………………………………………………………………………..392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讲五四以后的“老北大的故事”了。我想从一个不大不小的“讲义风潮”说起。［2］

    风潮是由讲义引起的。蔡元培主掌北大后，对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上课必须发讲义。——而发讲义，鲁迅和胡适的风格也不一样。据学生回忆，鲁迅的大纲非常简要，没几个字，而胡适的讲义总是开一大堆书单，非常详细，这样的讲义当然受学生欢迎。但是日子久了以后，校方就发现了两大弊病：有些学生以为反正有了讲义，到考试了只要一背就混过去了，这就给一些偷懒的学生有可乘之机；另外北大上课都是敞开的——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甚至形成一个传统：该听课的不听，不该听的（即不在籍的）听课反而更积极。蹭课的学生来得早，把讲义全拿光了，正式的学生来了，就没有讲义了， 只得不断地印，讲义费用就吃不消了。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北大经蔡校长提出，校评议会通过决议，要收讲义费。不料却引起了学生的不满，1922 年10 月17 号下午，就有几十个学生拥到红楼前请愿。当蔡元培先生赶来时，学生已经散了。第二天上午，又有数十学生到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讲义费，人越聚越多，最后达到几百人，秩序大乱。蔡元培解释说：“收讲义费是校评议会做的决定，我只能把你们的要求转达给评议会，由评议会做出最后决定。”并且答应暂时先不收费，将来评议会做出最后决定再收，这段时间的费用由自己个人支付，这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年轻气盛的学生不听，坚持要他当场做出决定，而且话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极端。平时温和的蔡元培勃然大怒，将写好的字据撕掉。据在场的蒋梦麟回忆，蔡先生拍案而起，怒目大叫：“我跟你们决斗！”校长要和学生决斗，这在北大，以至中国教育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书里指责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行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并自责“平时训练无方”，“惟有恳请辞职”。紧接着总务长和其他行政负责人都纷纷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辞职，事情就闹大了。学生召开大会商量对学校局势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我们学生是有点过激，但校长要走，我们也不挽留。有的则认为应承认过失，力挽蔡校长。第三派主张有条件地挽留，条件是取消讲义费、财务公开。这三派辩论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这也是北大“传统”：好辩论而无结果。于是就有学生建议，大家都到操场上去，分成三队，每派站一队。当时学生还不懂民主的程序，没办法就站队，结果秩序更乱。不过，看起来主张挽留和有条件挽留的占多数。于是赞成者又集合起来派代表去见蔡元培。但蔡元培当天就走了，到西山去了，找不到了，而且校务会议已经做出决定，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学生暴动”，并认定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应即除名”，同时宣布“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在校方的强大压力下，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据说有人出主意将责任推到因劝袁世凯称帝而声名狼藉的杨度身上，说他想来当校长，当天鼓噪的人群中就有杨派来的人起哄。这样的无端诬陷显然不够正大光明。最后学生一致通过决议，说是“二三捣乱分子，别有用意，利用机会，于要求取消讲义费时作出种种轨外行动”，因此同意将冯省三除名，并称“如再有捣乱行为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蔡元培和评议会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蔡校长又回到了学校，这场风潮也就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

    今天我们重看这场“讲义风潮”，或者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蔡元培、胡适、周氏兄弟对这场风潮的不同反应和态度，就很耐人寻味。

    蔡元培是当事人，他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在激愤之中宣布要与学生决斗，这就很能显示他的独特思想与个性。后来，他在全校大会上，曾把这次风潮称为“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暴举”。可见他之提出要与对他非礼施压的学生决斗，正是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在他看来，他与学生，不仅存在着校长与学生的不同身份，更是独立的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彼此是平等的，学生绝没有权力因为自己是学生，或者凭借人多势众来围攻自己，他也绝不能屈服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即使是自己的学生。蔡元培的这一态度是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的。但是蔡元培毕竟不是普通的个人。当他和校行政方面把学生的过激行为宣布为“暴动”，并加以“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等罪名，不但未经充分调查，即以冯省三作为替罪羊而除名，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声明“曾否与闻”，并以辞职相威胁，显然是运用校长的权力对学生施压。据说他曾对校长室秘书章川岛说，他所以要辞职是因为“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这时他所要维护的就不是个人的人格，而是校长的权力与权威了。

    胡适的反应很有意思。事情发生时，他不在北京。但事情发生后，他马上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认定这是“少数学生”的“暴乱”，并且提出“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但私下在日记中，又表示校方“用全体辞职为执行纪律的武器”是“毫无道理的”。在学潮平定后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胡适又进一步批评“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因此他希望从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 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注意了”。他显然希望把学潮引向制度建设。据说后来他曾建议学生组织自治会，由各班代表组成众议院，以每系一人、每年级一人组成参议院，在北大内部实行西方民主实验，对学生进行民主的训练，以防被少数人利用。这是典型的胡适的思路。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实际主持校务的总务长蒋梦麟的反对，说搞什么参议院、众议院，学生就更要捣乱了。冯省三被开除后，曾经找到胡适求助，要求回校当旁听生，但遭到胡适的拒绝。胡适显然不喜欢冯省三，把他看成是暴乱分子。有的研究者说，胡适可以容忍弟子思想上的异端，却不能容忍行为上的过激，这大概是符合胡适的思想实际与处事原则的。

    最有意思的是周氏兄弟的反应。我们说过，鲁迅和周作人无论在《新青年》内部，还是在北大，都是“客卿”，讲义事件本跟他们无关，在风潮发生过程中，他们也未置一词，与胡适“非表态不可”的心态完全不同。但风潮过去，几乎所有的人——校长、老师、学生——皆大欢喜，以为没事儿了，鲁迅却提出了问题。他在1922年11月18日，也即风潮结束一个月以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即小见大》，抓住这件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小”事情不放，追问不止：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这次风潮难道真是冯省三一个人掀起的吗？鲁迅提出了质疑。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冯省三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大家——从闹事的学生到宣布辞职的校长、教职员——都可以下台。这本是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鲁迅却偏要点破，这正是鲁迅不识相之处，也是鲁迅之为鲁迅。而且他还要进一步追问：“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其实，校方也得胜了——钱注），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满意了：校方满意了，维护了你的威严；学生满意了，达到了你们的要求；但是你们就没有想到那作为牺牲者的冯省三，他个人的处境与痛苦。这正是要害所在：“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散胙”，就是中国古代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为群众牺牲的人，最后反而被群众吃掉——“即小见大”，鲁迅从北大讲义风潮所看到的，正是这血淋淋的“吃人肉的筵宴”。这样的历史悲剧在辛亥革命中发生过，鲁迅因此写有《药》；现在，又在被称为五四发源地的北京大学重演了，鲁迅的忧愤也就格外地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