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 北大叶炜教授重磅新作，解密安史之乱后唐皇权的

关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皇权表现形式与行使方式的最新力作

《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唐后期，即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的皇权，从政务决策与君臣关系中皇权能动性的角度，考察皇权的表现形式和行使方式。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聚焦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控制、皇权对议题及议政程序的控制，以及皇帝构建、强化与大臣的私人性关系。唐后期皇权行使的方式，既包括直接干预异姓爵袭封等公开层面的显性权力，也包括皇帝有意识地通过对信息控制、议题控制及人格依附关系构建等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这从整体上加强了唐后期皇帝在政务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强化了皇帝对决策的干预能力，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运用方式在技术层面的演进。

叶炜，祖籍苏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著有《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合著）、《中国古代史十四讲》等。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研究视角的选择 …………………………………………1
二、篇章结构 …………………………………………………9
唐后期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控制
第二章 唐代皇帝与中央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 …15
一、问题的提出：既制变化所见唐代皇帝的信息难题……15
二、规范层次与程序：安史之乱以前相关制度的调整…21
三、强调直接与个别：安史之乱后的相关制度调整………28
四、小结………………………………………………………46
第三章 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 …………………………50
一、问题的提出与讨论对象的选择…………………………51
二、翰林学士与宰相议政方式的差异………………………56
三、翰林学士与宰相议政方式差异的制度性基础…………63
四、皇帝在政务信息流通中的支配地位……………………72
五、小结 …………………………………………………82
第四章 释唐后期上行公文中的兼申现象 ……………………83
一、唐后期上行公文的兼申规定……………………………84
二、从闻奏兼申中书门下类公文看其“报告”属性 …91
三、唐后期上行公文兼申的意义……………………………97
四、小结……………………………………………………108
唐后期皇权对议题的控制
第五章 唐代的集议与皇权 ………………………………………113
一、研究对象的确定 …………………………………………114
二、唐代集议的特点………………………………………117
三、唐代集议中的皇权因素 …………………………………125
四、唐玄宗前后集议的变化………………………………138
五、小结 ……………………………………………………152
第六章 从独见到共识：元和七年议个案研究 ………………154
一、唐代集议诏敕与议状的格式 …………………………155
二、关于韩愈、署名元稹两篇议状的系年问题 …………159
三、元和七年之前的唐代货币政策…………………………166
四、元和七年议与此后唐代货币政策的调整……………175
五、小结 ……………………………………………………184
第七章 对唐代皇帝搁置行为的初步考察 ……………………186
一、搁置的表现：疏奏不报与留中 ………………………187
二、搁置的决策功能：压制潜在议题……………………194
三、搁置与唐后期皇权 ……………………………………201
四、小结 ……………………………………………………210
唐后期大臣对皇帝人格依附的加强
第八章 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 ………………………………………………………215
一、唐代文献中的“批答”………………………………215
二、唐代藩镇长官所获批答数量与类型的变化 …………219
三、“敕书”的分化与政务性“批答” …………………223
四、小结：唐后期的“批答”与皇权……………………232
第九章 唐后期同时上呈皇帝、宰相类文书考 ………………235
一、问题的提出 ………………………………………………235
二、同时上呈皇帝与宰相的表状 ……………………………236
三、此类表状存在的政治背景……………………………251
四、小结 ……………………………………………………257
第十章 从中古侍臣演变看决策群体之扩展 …………………258
一、问题的提出 …………………………………………………258
二、门下省一中书省一尚书省：皇帝身边侍臣的构成 …260
三、侍臣、侍官、内侍：功能分化与角色定位 …………277
四、从武冠到进贤冠：冠制对侍臣演变的反映及其意义 …………………………………………………………287
五、小结 ……………………………………………………293
第十一章 唐代异姓爵的袭封问题……………………………296
一、肃、代以前异姓爵的承袭……………………………297
二、肃、代以后异姓爵的承袭……………………………302
三、异姓爵袭封制变化与唐后期皇权 ……………………307
结 语………………………………………………………………………315
征引文献目录…………………………………………………………323

结语
本书聚焦于唐后期皇权的运用方式问题。
秦汉以降，皇帝与皇权在政治运行和制度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皇权是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
就唐后期而言，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的中央集权受到很大冲击，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皇权随之衰落。在部分唐前期制度瓦解后的制度空白期，皇帝和内廷愈发成为帝国政治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翰林学士院学士、神策中尉、枢密使等与唐后期政治息息相关且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几乎都是围绕皇权的行使而构建的，它们都与皇权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唐后期重要制度的调整与变迁深刻地打上了皇权的印记，皇帝与皇权在唐后期政务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
皇帝在官员任免、军队控制、法律和制度废立等方面有制度化权力，但制度化的权力不一定能够保证皇帝对政务的主导权，主导权只有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方能更为清晰地体现出来。基于此，我们从权力运用入手，从皇权能动性的角度出发，讨论唐后期皇权的运用方式问题，重点关注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控制、皇权对议题及议政程序的控制、加强大臣对皇帝的人格依附等三方面，希望从皇帝对上述隐藏性权力的运用，探讨唐后期皇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运行方式，揭示皇帝权力及其运作方式在技术层面的发展。
唐后期皇帝通过制度调整，努力提高皇权在重要政务信息流转过程中的控制力。皇帝不再仅仅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中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亲自控制着重要政务信息的筛选和分配。在重要政务信息的掌控方面，相比唐后期参与决策的翰林学士和宰相，皇帝越发处于优势地位，有效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权。宰相和翰林学士，则由于其信息来源渠道不同，在决策中承担着不同的辅助角色。为了保证皇帝及时准确地掌控敏感和关键的政务信息，唐后期还制定了针对报告性上行公文的多种兼申规定。通过兼申，皇帝或上级机构能够与具体负责机构同步了解相关信息，有利于皇帝和上级机构对具体负责机构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唐后期皇权的行使中，注重对议题与议政程序的控制。集议在唐后期政治运行中的作用颇为重要，集议过程中，皇帝不是全程参与，但也并非只是最后环节的拍板者。皇帝不仅拥有对集议议题的批准权和否决权，而且通过在集议过程若干关节点的参与，使其意志深入到决策过程的各个关键环节之中。对议题的搁置、不决策，也是唐后期皇权掌控议题能力的体现之一。在唐代，搁置并非皇帝怠政的表现，搁置、暂不决策其实也是一种决策，使得有些政策的备选方案在进入决策过程之前就被剔除出议程。重大决策做出以后，搁置反对意见，使之不成为议题、不再讨论，实质是皇帝以其最高决策者的身份压制了相关议题。此外，对有可能引发或加剧官员内部矛盾的议题加以搁置，体现了皇帝对官僚群体的掌控能力。搁置既是皇帝处理与官僚机构矛盾、压制大臣意见的方式之一，也是皇帝处理君臣关系时的灵活手段。
唐后期皇权的能动性，还体现在皇帝致力于构建与大臣之间的私人关系上。唐后期皇帝与地方官之间、中央高级官员与地方官之间私人联系有所加强。侍臣群体的逐渐扩大，意味着皇帝试图将整个决策群体赋予“天子私人”的身份。对唐代异姓爵的袭封问题的探讨，则揭示了唐后期将大臣的制度性家族待遇变为皇帝对大臣临时、个人性赏赐。以上制度性调整，从不同侧面加强了大臣对皇帝的人格依附关系。
总之，唐后期皇权行使的方式，既包括直接命令干预异姓爵袭封等公开层面的显性权力，也包括皇帝有意识地通过对信息控制、议题控制及人格依附关系构建等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整体上加强了唐后期皇帝在政务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并强化了皇帝对决策的干预能力，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运用方式在技术层面的演进。
关于皇权的行使，六十年前，宫崎市定先生从唐宋变革论出发，以唐代贵族政治向宋代君主独裁转变的角度，对唐、宋皇帝制度进行过简明扼要的比较：
“在三省六部的组织下，天子的主权徒具形式，只在名义上握有政权，实际的运作则在天子耳目所不能及的政府中，经贵族的协议而决定，再得天子的同意而以天子之名实施于天下。……宋代政府的形态便大不相同了。如前所述，三省六部制只剩形骸，不过是记账和保存账目的事务所；决策的部分被抽出，由直属天子的机关处理，在天子的监督下运作。新的决策机关设在天子周围，构成有力的新中央政府。天子参与所有部门，以首长的身份指导。天子不再是闲居深宫的象征，他的手就像章鱼的脚一般从四面八方紧抱着新中央政府，天子变成了有实力的人。一向是中央政府首脑的宰相，则不过是天子的顾问罢了。”
宫崎市定先生对唐宋皇帝制度之间差异的敏锐观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宋史研究中，对所谓宋代君主独裁有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两宋时期，通过视朝听政，皇帝对于日常政务的介入程度日渐加深，皇帝的行事范围较以往大大扩展，对政务的参与范围与控制力度大为增强。而宫崎市定先生强调的唐宋变革，学界则有不同意见。在唐宋对比研究中，有学者从政治制度角度、特别是从中枢机构宰相制度考虑，认为唐宋属于一个板块。本书对唐后期皇权运用方式的研究也表明，宋代皇帝对朝政干预、控制能力的提升，及其掌控范围的扩大，难以构成唐宋之间质的变化，宋代皇帝制度处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皇帝制度演进的延长线上。
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在技术层面的演进，大体包含两个方向：一是在皇帝怠政的情况下，制度能够保证国家政务基本正常运转；二是皇帝参政时，制度保证其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之所以向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方向演进，是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基本特点分不开的。首先，在秦汉至明清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帝位传承原则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依据血缘关系确定继承人，其目的在于减少潜在继承人之间的竞争，以达成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但嫡长子继承制并非选贤任能，难免会出现能力平庸、精力不济或者干脆不愿过问朝政的皇帝，因此制度的演进趋向于确保在这种极端情况出现时，官僚机构依然能够基本维持正常运转。其次，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下，国家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由这一家一姓把持，制度演进的另一个方向便是确保并加强皇帝对各项政务的干预权力。唐后期皇帝对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丰富了皇帝对政务的干预手段，提升了皇帝对政务的干预能力，强化了皇帝对政务决策的主导权。
本书所勾勒的唐后期皇权中的隐藏性权力，是属于皇帝专制权力的一部分，此类权力的使用并非始于唐朝，但在唐后期被更为主动、更加综合地运用起来。唐后期皇权隐藏性权力的运用被宋代继承并进一步精细化，而且成为皇权工具箱中的常备品。后代皇帝诉诸专制权力时，这些手段时常会被采用，在专制皇权发展到巅峰阶段的帝国晚期尤其明显。研究显示，明清两代皇帝都致力于通过直接掌握信息渠道与信息内容来强化皇权。清雍正皇帝希望建立内廷机构来辅佐他治理国家，因为这更便于皇帝积极插手干预政务。雍正皇帝还减少大规模正式、公开的朝会，采取步骤减少外朝通信体系的公开性，目的是保证他自己垄断或操纵信息。当乾隆皇帝力图整肃官僚队伍时，他首先致力于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同时他也以强化君主与大臣个人关系的方式，加强大臣对皇权的依附，以有效控制大臣。清代皇帝垄断信息的方式，还包括所有奏折皆须由专门渠道径达御前，由皇帝根据所奏内容及其机密紧要程度决定留中不发或发交讨论处理机构，通过控制信息流转而掌控议题。与唐后期异姓爵袭封制度异曲同工的是，清朝皇帝通过恩封，将爵位的自动世袭权改变为皇帝对功德劳绩的奖赏，以突破制度的方式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加强对大臣的掌控。
唐后期皇权运作中对隐藏性权力有意识地综合利用，加强了皇帝的政务决策主导作用，并强化了皇帝的决策干预能力，但对皇权约束的天然缺乏也增加了皇帝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隐藏性权力是不同于强制式权力的同化式权力，权力的运用者通过信息控制、议题设置以及个人吸引力等同化手段，得到他希望得到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唐后期皇帝对决策干预能力的加强，并未使皇权得以脱离官僚机构，而是使皇权的行使与官僚机构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制度、政策的顺利出台与推行，有赖于君臣之间的共识。对唐后期来说，其结果便是皇帝致力于君臣之间形成共识，当然是皇帝所希望的那个共识。会昌年间，即使武宗和宰相李德裕不顾群臣反对，决意讨伐泽潞刘稹后，也进行了一场集议。司马光《考异》云：“君相诛讨之意已决，百官集议及宰臣再议，皆备礼耳。”所谓“备礼”，司马光认为在君相决策意向已定的情况下，集议不过是走过场。但即便走过场，也是有必要的，因为集议有助于确立、扩大或巩固共识。皇帝与大臣、特别是参与决策大臣共识的形成，是一些皇帝努力追求的。如第六章讨论，元和七年集议之前的元和三年诏，从结果来看，更像是宪宗在解决钱货问题上的投石问路。而“德宗以〔李〕元谅专杀，虑有章疏，先令宰相谕谏官勿论”，宪宗“欲复用〔韩〕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等举措，可以看出皇帝在小心地争取与宰相或其他重臣之间获得共识，这些大都发生于正式讨论之外。对制度周边问题的进一步发掘，或可拓展并深化对皇权运作方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