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中国研究奖获奖图书，豆瓣英文原书9.1分口碑传记。《新京报》专题推荐，《出版人》杂志年度传记作品，许知远播客推荐。

☆澳大利亚汉学界白杰明代表作。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汉学家和翻译家。讲汉语字正腔圆，并用中文写了不少杂文，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混迹于中国学术、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的文人圈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

☆知名作家、学者止庵、倾情推荐：“丰子恺的一生可以“纯真”二字概括，为人如此，创作亦然，既体现于文字，又体现于绘画。他始终童心未泯，所写所画都很纯粹，很干净。特别是到了晚年，还能保持这种纯真，这是很难得的。他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这部广泛搜集文字与图像资料写成的传记，很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立场客观，分析深入，尤为难得。”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朱万章推荐：“《此生已近桃花源：丰子恺传》不仅是一部艺术家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如何以艺术之心面对生活的启示录，使我们认识到丰子恺及其多彩的艺术人生，走进一个离我们渐行渐远渐的特殊时代。”

☆权威、客观、中立、严谨。考证严谨，注释翔实，堪称学术传记典范。由于作者中文功底强，全书阅读感流畅，富有诗意，是难得的佳作。

☆第一次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完整描画丰子恺。从清末童子、辛亥少年、民国青年，到共和国知识分子、老艺术家。清朝灭亡、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在变幻无常的时代，丰子恺始终保持了艺术家的人格与自由精神。

☆通过丰子恺，透视20世纪中国动荡的历史。丰子恺与现代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个人与时代的命运水乳交融。

☆与苏东坡、陶渊明比肩的文化偶像。揭秘丰子恺漫画雅俗共赏、长久不衰的魔力。古典诗歌、文人绘画、日本浮世绘、童心、佛教……原来都是子恺漫画民族风的构成元素。

这是一部融合了传记、艺术和历史的作品。讲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政治动荡中，出现的最有天赋和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丰子恺的生平。作者在书中呈现了一幅交织并行的图景：作家、画家、翻译家丰子恺的生活和20世纪中国动荡的历史。他考察了丰子恺审美眼光的形成，以及它如何与中国传统及当代的文化背景相联系。

作者认为，丰子恺的写作与绘画根植于自我表达的哲学。难以归类的丰子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谜：他同情劳苦大众，并得到很多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但也是个浪漫的人；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是自然和儿童的近距离观察者；他的艺术看似温和，却常常传递着强烈的信息。在众多关于丰子恺的著作中，本书第一次检视丰子恺在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位置，第一次在中国的艺术、宗教和文学传统的背景中讨论他的位置。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白杰明在中国

作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汉学家和翻译家。讲汉语字正腔圆，并用中文写了不少杂文，出过两本集子，其风格介于鲁迅杂文和英国随笔，堪称非华裔的华文作家的佼佼者。混迹于中国学术、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余年，对于中国的文人圈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17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主要作品有《西洋镜下》《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紫禁城》等，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代表作《丰子恺传》曾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

译者：贺宏亮，1975年生，重庆万州人。现居重庆，供职于市级某机关。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武氏祠真伪之辩》等。

这本书的故事，至少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故事、历史的结束有关。

1975年9月，丰子恺¹去世。这一年，是自1966年开始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文 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的前一年。这期间，像丰子恺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全都销声 匿迹。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开启 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革命历程成为20世纪中国史 讲述的主要内容。新时期开始后，无数的个人历史才有了新的起点。

虽然丰子恺没有活到看见伟大领袖去世及其主导时代的结束，但他个人隐秘的艺术创作生涯其实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1979年改革开放后，丰子恺取得 了巨大的公众声望，这种声望倒是他在晚年不曾拥有的。本书想讲述的是一个独特生命的历程，并试图探讨这个生命故事所折射出的20世纪中国历史。

这本传记既围绕艺术家个人的经历，也取材于其他书籍、论文等出版物，这 当中有的是找来复印的，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从故纸堆里重新发掘出来的。这 样一本关涉文化和文学的传记，其写作本身也是作者个人的文化、阅读和经历的 一种记录。我第一次接触到本书所记载的世界，还是少年时期在澳大利亚悉尼， 我读到母亲所藏的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大概在同一时期，我的祖母给我介 绍罗桑伦巴的著作，无意中有助于我后来完成大学的佛学课程)。而当我于“文 化大革命”结束前夜来到中国时，才发现这位“典型的中国人”²居美期间撰写 的充满东方色彩的大众读物在中国大陆居然难以觅见。

丰子恺去世前夕，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此前我从澳大利亚的大学毕业， 在大学里我学习了梵文和中文，并于1974年作为交换生去北京学习。和复旦的  同窗一样，我学习的是充满革命样板文章和鲁迅作品的“文化大革命”版中国文  学史，并因此得以窥见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隐秘之处。那时，我们的学习内容包  括“批林批孔”,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从阅读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引申出 的对投降主义的狂热批判。

当我开始认真阅读中国大陆的出版物时，我带着消遣和迷恋的心态逐渐养成 了某些嗜好，掌握了一些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炼才能明白的奥秘。例如，每天早晨 报纸送到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以粗黑字体印在 报纸头版右上角的框里，即“报眼”处。这个本应刊登天气预报的位置登载的宏 大说辞，很可能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道路指明方向。

一位中国同学教会了我解读《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语录的微妙技巧。这位同 学曾当过红卫兵，下乡后又当过干部，后来被推荐到大学学习。作为那一代人中 的精英分子，学会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准确领悟毛主席庄严的最高指示，不是一门 可有可无的学问，而是保全政治生命和求得心灵安宁的技巧。

很快，我也学会了从报纸文字的字号、粗体、斜体、字体(从仿宋到魏碑)、 横排竖排、标题的微妙，以及对经典著作含糊其辞的引用中看出端倪。更重要的 是我初步掌握了解读新闻照片的技能，不仅要看出修饰过的照片中有谁没有谁， 哪些人能够填补空出来的位置，连那一页上留下的空白都会在心中暗自估量。

我必须学会“读懂”《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登载的每一张新闻照片背后的 含义。读出谁站在哪个位置、前后左右又是哪些人，揣摩其中的等级意义，需要 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和一个能够捕捉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头脑。在这个变化无常的 世界中，就如后来的地产广告所言——位置就是一切。

简短而含义深奥的最高指示保证着国家的稳定，引导着人民的忠心。城市巨  大的标语牌和在出版物中不断重复的口号令我兴趣盎然。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 是写在复旦大学正门一块大标语牌上的红底白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 提醒人们随时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要与反革命分子和走资 派做殊死的斗争。

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外国学生来说，这种经历充满了奇幻的色彩，令人陶醉。当和我年龄相仿的嬉皮士们乘坐飞机到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在异国情调中醉生 梦死之时，我们这些在中国的西方学生其实也在进行一场政治和文化的旅行。虽 然我们相信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会改变世界革命的进程，但是生活的现实却猛 烈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每天早晨就着稀饭和腌菜听到的隐语和小道消息吸引着我 这种外来的好奇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传言却与他们的政治生命和个人 前途关系重大。阅读每天的新闻报纸也逐渐变得令人丧气和沉闷。

将近二十年后，我才有机会读到丰子恺在1974年到1975年和他儿子的通信。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也正是我在上海读书的那段时间。这些通信收录于1992 年出版的七卷本《丰子恺文集》的最后一卷，显示出了丰子恺小心翼翼地跟随着  当时出版物所反映出的种种政治风潮变化。对政治风向的观察，于我而言是一项  有趣的任务，但对于丰子恺那样的人，却与他和亲人们的命运休戚相关。

实际上，除了报眼位置的最高指示，所有的文章和新闻中都充斥着粗黑字体  的毛泽东语录。无论是长篇理论说教，还是生铁产量分析，处处都要引用马、恩、 列、斯、毛的语录来装点门面。甚至在课堂上撰写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章时， 老师也指点我们要援引马列经典著作。这种情况很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流  行“后学”时的状况。无论在冗长的序言里，还是滔滔不绝的致谢里，人人都要  称引本雅明、霍米 · 巴巴或者德里达，仿佛只有这样引经据典才能证明跟上了潮流。

而我在中国学习时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却是在脚注中碰见的——五四时期关于 文化的大辩论(1917—1927)、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出版的盛况、左右翼之争、 革命派与反对派的论战，更不用说颓废派、新感觉派、浪漫派的作品等等。所有 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出版物中，只能从官方审订的鲁迅文集的注 释里略窥一斑。鲁迅是被中国共产党神化的文化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书 籍被禁被烧，图书馆关闭大门，作家纷纷噤声，鲁迅是唯一被保留在大中学教材 中的作家。正是在上海出版的鲁迅著作的注释中，我找到了丰子恺和很多与他有  交集的作家，例如林语堂和周作人，他们的作品和观点将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重 点讨论。

丰子恺的一生可以“纯真”二字概括，为人如此，创作亦然，既体现于文字，又体现于绘画。他始终童心未泯，所写所画都很纯粹，很干净。特别是到了晚年，还能保持这种纯真，这是很难得的。他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这部广泛搜集文字与图像资料写成的传记，很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立场客观，分析深入，尤为难得。

——知名作家、学者  止庵

《此生已近桃花源：丰子恺传》不仅是一部艺术家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如何以艺术之心面对生活的启示录，使我们认识到丰子恺及其多彩的艺术人生，走进一个离我们渐行渐远渐的特殊时代。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朱万章

（丰子恺）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的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泰戈尔

如果在现代要寻找陶渊明、王维这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日本汉学家 吉川幸次郎

（丰子恺的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朱自清

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

——朱光潜

然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情识之表，乃与婴儿为近。婴儿任天而动，亦以妄想，缘气尚浅，未与世俗接耳。今观子恺之贵婴儿，其言奇恣直，似不思议境界。盖子恺目中之婴儿，乃真具大人相，而世所名大人，嵬琐忿矜，乃真失其本心者也。

—— 马一浮

书极好。厚重深沉，严谨又大气。传记作品典范。每一章都附有百余条参考文献，作者真的沉潜做研究，唯有报以感佩和致敬。我手头有丰子恺不少著作，以前也看过一些研究丰子恺的文章，但直到读过了这本书，我汗颜自己的所知浅陋，才算真正开始系统、全面地了解丰子恺，他的文艺理论、思想演变以及那个时代给他、给很多人的烙印和扭曲。

——豆瓣热评

将丰子恺放在时代中考量的细腻之作，不是泛泛的生平，而是平生的每一个转角，都紧紧地牵系于时代与他人，几乎是每个转弯都有详细的交代。附在作者的目光中，丰子恺走的每一步，都是切实有据的。中国的近百年是沧桑巨变的、安居大不易的年代，艺术家置身巨浪颠簸中，还要小心翼翼地保全自身的才能，力求与时势的妥协中还能再画两笔，实为不易。让人看得很痛苦。

——豆瓣热评

第三章 抒情漫画家

丰子恺在东京学习绘画和音乐，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这段经历对他绘 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他在神田 一家书店与竹久梦二画作的邂逅。同样重要的是20年代初，正是他对自己的绘 画追求感到不满和迷茫的时期，而这恰恰成为他在绘画艺术之路上迈向成熟的重 要一步。当时丰子恺在西洋画上毫无进展而深感沮丧，最后甚至不愿意再尝试西 洋画法。他在第一部画集的序言中说，最初接触西洋画或者说西洋画法的画作是 在东京留学期间。当然，他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也从教科书和艺术概览一类的书籍

中看到过不少著名油画的复制品。但直到去了日本，他才在东京的各大美术馆中  看到油画原作和明治、大正时期融合了东西方精髓的艺术革新作品。这对他而言， 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

回国后，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新同事中包括陈望道。当时，陈 望道因激进的文化活动刚被杭州的学校开除教职，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美 学家。丰子恺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陶元庆(1893—1929)的年轻人，后来成为鲁迅 颇为赞赏的木板画家和书籍装帧艺术家；另一名学生钱君(1907—1998),后 来为开明书店设计了很多图书封面。开明书店在当时是一家领先的新式教育出版 社，编辑部成员包括丰子恺和他的许多同事。²丰子恺在日本游学期间，妻子徐 力民生下次女麟先，回国后的贫困生活和养家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同时在吴淞中国 公学兼课。吴淞的同事包括朱光潜和教育家匡互生。³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学校之间奔波教学令丰子恺备感疲惫，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  的国文老师夏丐尊之邀，离开上海，到新建的上虞春晖中学担任美术和英文教师。 上虞在上海南边，靠近绍兴地界，私塾教育质量优异，学风炽盛。

丰子恺《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图片 来自《春晖》双月刊，1922年第4 期(1922年12月16日出版)。

春晖中学由当地富商陈春澜于1921年捐资创建，陈希望通过捐出生意上赚  的钱来支持教育事业。4而新学校创立背后的原动力则是丰子恺在浙江一师的校  长经亨颐。杭州当地的保守政治势力和富豪对经亨颐的教育政策一直不满，尤其  是他支持学生参加打破旧儒家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最后导致他被赶出浙江一师。 1920年，经亨颐在五四运动的巅峰时期离开杭州。和同事、朋友夏丐尊一样，经  亨颐也是上虞本地人。?依靠在当地的人脉关系，他们吸引了大批有思想抱负和  主见的年轻人来任教。这些人中许多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文学和文化界的领军人  物，如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朱自清与朱光潜，还有王任叔(巴人)。?在经亨颐  担任校长的短暂时间内，春晖中学成为著名的教育和文化实验中心，一度获得“北  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坐落在白马湖畔的校园充满了田园风情。20年代及后来的数十年间，无数关于这里的回忆文字和诗歌为世人描绘出一个陶渊明乌托邦似的“桃花源”,一个 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宁静天地。校园三面环水，绿树成荫，拥有当时全国最好的校舍 这些建筑大多取有颇具诗意的名字，主教学楼叫作“仰山楼”,学生宿舍称作“曲 院”和“西雨楼”。?尽管20年代初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上虞却为这些年轻 的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而超脱的田园所在，一个与繁华上海近在咫尺 的隐居之地。

丰子恺的住处是白马湖边夏丐尊的居所“平屋”旁的一幢日式房子，学校的  大多数老师也都住在附近。?在夏丐尊最受推崇的散文《白马湖之冬》中，他描   述了1921年年初到白马湖的情景。这里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除了湖的一面  有新建的学校外，再无其他什么好的建筑。他的房子四面透风，外观破旧不堪， 一点都看不出是新造的。当夏丐尊一家在那个冬天从杭州搬到这“荒凉的山野”

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0丰子恺和妻子，以及刚离婚的姐姐丰满(法名梦忍， 1891—1975)住进了和夏家房子一样简陋的居所。他们在院墙边种了一株杨柳， 因了这株树的缘故，丰子恺把这处新居称作“小杨柳屋”。”夏丐尊曾描述白马湖  的冬夜是松涛如吼，丰子恺的这株杨柳大概是白马湖畔的第一株杨柳吧。

这株杨柳一度成为丰子恺绘画的主题，以至于散文家、诗人俞平伯赠他一个 “丰柳燕”的称号。但丰子恺后来表示，他为此树作画并不是刻意的，而是搬到  白马湖后有人送了他一株小柳苗，随着这株树苗的长大，他常常为杨柳写生，不  自觉地在画中多画杨柳。¹²子恺后来戏称，如果当时种下的不是杨柳而是荆棘， 他很可能会把这处房子称作“小荆棘屋”,或许会因为专画荆棘而出名也未可知。 丰子恺对非要将他最初与杨柳的结缘归因于古典诗词对杨柳无限赞扬的解读表示  十分不屑。他当然知晓古文中常将杨柳比作美人，也知道清初文人张潮就认为柳是天地间感人最深的四物之一——“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乐莫如琴， 在动物莫如鹃，在植物莫如柳”。苗条的女性常被称作“柳腰”,黄莺和夏蝉都最  喜栖息于柳荫之中，微风轻拂柳枝掀起“柳浪”,西湖十景中便有一处名胜是“柳  浪闻莺”。³另外，人们还可以说，丰子恺钟爱柳树的原因是他喜欢的诗人陶渊明 也在住所旁种了五株柳树，并在自传中自号“五柳先生”,此文也是古文中的名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 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4

陶渊明就是这样无拘无束之人，宁肯放弃荣华，隐居山林，过自给自足的贫困日子。这也许是年轻的丰子恺居于白马湖畔时所逃避的画面，尽管到了中年这 些东西也不曾从他的思想中淡漠。虽然中国传统文学对杨柳的热衷让丰子恺不太 感兴趣，但他也坦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描写柳树，认为杨柳较权贵文人所 推崇的高贵植物，比如牡丹，更加优越。柳树不需要昂贵的肥料或精心栽培，就 能强健而美丽地生存，这也是它更多地出现在诗画作品中的原因。他说，杨柳的 美主要在于它的简单与自然。还说从哲学角度来看，杨柳是一种向下生长的树木， 长长的枝条呈S 形，垂向给予它生命的土地。杨柳是最能代表春天的树木，春天  是他最喜欢的季节。他赞杨柳的主要美点是下垂，而花木大都向上发展，红杏能 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  忘记了下面的根。杨柳常常温柔地贴近地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 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s

假如没有这些诗意的想象，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和五柳先生的居所一样不过是 一处摇摇欲坠的破屋子。他的同事朱自清(字佩弦，1898—1948)曾描述这屋子 有一个小得像“一颗骰子似的”客厅，而且“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丰子恺的 邻居是历史老师刘叔琴，夏丐尊的邻居是数学老师刘薰宇。¹7四个家庭无论从哪 方面来说都十分接近，经常轮流坐庄，聚在一起畅饮叙谈直到黄昏。朱光潜和朱 自清没有家眷，住在学校宿舍，但也经常受到邀请。他们喝的绍兴酒是当地非常 受欢迎的一种米酒。?即便有了这个新工作，丰子恺仍未摆脱经济上的困境[1922 年4月，徐力民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三宝(1922—1924)],同时在宁波第四中 学兼课，辛劳奔走在两个城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