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3531823
★ 一本研究中国姓氏的趣味科普书。十大主题探索姓氏历史，多学科视角解答姓氏谜题。
★ 你的姓氏从哪来？封地、国名、官职、职业、音变、汉化……总有一款适合你。
★ 短剧霸总为什么爱姓厉？厉是君主赐恶姓的典型，过去自带反派感，如今成为霸总优选。
★ 李王张凭啥成为三大姓？这些姓可能都是“职业姓”，凭借地位优势实现人口扩张。
★ 为什么陈林半福建？西晋八姓入闽事件中，陈林两姓率先迁徙定居，塑造姓氏地图。
★ 人在家中坐，改姓天上来，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口音的扭曲？
★ 绝嗣是常态，存续是偶然。你的姓氏是数千年文明选中的优胜者。
★ “您贵姓”背后，藏着中国的人口迁徙、权力博弈和文化演变。
★ 《中国话》《南腔北调》作者郑子宁力作。轻松有趣，知识密集。
★ 翻开本书，读懂姓氏文化，让生活多点乐趣。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姓氏的趣味科普作，探讨关于姓氏的十个问题。
姓氏不仅是区分名字的符号，更是中华文明的见证。本书从姓氏的起源出发，结合Y染色体的遗传规律揭示姓氏发展的科学逻辑，继而研究李、王、张等大姓的崛起，及陈、林、冯等南方姓氏迁徙分布，呈现姓氏的地域分布演变，并探讨历史上“同姓不同宗”、改姓、改读音、复姓等现象。
本书融历史、科学与社会观察于一体，以多学科视角解答姓氏谜题：用分子生物学辨别名人的同姓后代，用语言学追溯姓氏的音变轨迹，用历史学还原姓氏背后的权力博弈。无论是西域改姓的历史印记，还是霸总姓厉的影视偏好，都能在姓氏文化中找到源头。
翻开本书，读懂姓氏文化，让生活多点乐趣。
D一章丨姓氏与宗族：中国姓氏的起源与传承
如何区分同名的人
悠久的姓氏传统
D二章丨姓氏里的遗传mi码：Y染色体与姓氏分流
姓氏传承的生物学原理
姓和氏的起源与分流
第三章丨凋零与兴旺：数学规律下的绝嗣
绝嗣——数学规律下的必然
用穷举法证明绝嗣
用概率论证明绝嗣
第四章丨超ji父亲：中国三大姓的崛起
“超ji父亲”的前世今生
中国三大姓——李、王、张发迹史
第五章丨瓶颈与奠基者：姓氏的地域分布与迁徙
迁移过程中的两种效应
南方大姓——陈、林、冯迁移史
第六章丨同姓不同宗：同一个姓就是同一个祖先吗
滴血认亲有效吗？
名人后裔争夺战
第七章丨异姓本一家：人在家中坐，改姓天上来
虚心纳谏与姓氏分拆
口音趣事与强制改姓
第八章丨你会读姓吗：姓氏读音知多少
这个姓怎么念？
方言对读音的影响
不同来源，不同读音
第九章丨优雅的复姓：复姓的来源与演变
复姓的出现与分布
复姓的拆分与合并
第十章丨冠以中国风的姓：外来姓氏的融入
吴郡陆与鲜卑陆
北魏改姓事件
西域来客改姓记
试读丨中国三大姓——李、王、张发迹史
从我们今天的姓氏分布来看，zui大的一些大姓往往都曾有较为显赫的过往，一般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发迹。其中zui为典型的，莫过于当今中国zui大的三个姓，李、王、张。
李姓早在战国玺印的姓名玺中就很常见，有良好的基础，经历了唐朝三百年的统治后，李姓更是迅速膨胀成为全国性的超ji大姓，延续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皇shi所属的陇西李氏，一般声称自己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裔，但是在北魏时期尚有陇西李氏的墓志铭里声称是李广的族弟李蔡的后裔，可见皇shi也必未能免俗，有攀附之嫌）。王姓也是在战国时期就奠定了成为大姓的基础，后来又经常有各路王室成员加入，成为大姓不足为奇。张姓虽然并未像李姓那样当过国姓，但是在战国玺印中也很常见。
要弄清三大姓为什么演变为超ji大姓，就得探究一下三个姓氏的起源。
中国绝大部分姓氏都是内生的。既然是内生，则姓氏也可以看作是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如各种恶毒的“赐恶姓”就是通过“赏赐”含义不好的字为姓来达到羞辱目的。今天我们有些姓仍然受到汉字本义的一定影响。譬如很多石姓女性有过被人误认为石先生的困扰，因为石在汉语中是有实际含意的，而这个含义则容易和男性化的坚硬、粗糙产生联想，以至于会被默认当成石先生。
但是我们的姓氏起源非常古老，很多时候已经很难弄清楚含义。就算一个姓用的字有比较常见的字义，我们也往往并不会产生很多联想。譬如很少有人会真的把李姓和李子联系到一起，更何况如前所述占汉语姓氏大部分的是地名起源的姓氏，这些姓氏对贵zu来说往往来自封地，对平民来说则基本来自居地。尤其是在迁徙到外地之后更是有采用来源地为氏的做法，非常类似后来的“籍贯”。如楚国在攻灭江汉平原诸多小国后，这些小国的遗民就多以故国国名（基本也都是来自地名）为氏，和本来的楚人相区分。这类姓氏中的大姓一般对应当时国力比较强盛、人口较多的诸侯国。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些姓初始的种子人口会更多，更容易发展成为大姓。譬如赵、宋、齐、秦、韩、魏、郑、吴等姓都是由周朝诸侯国中的大国发展而来。
南方非常普遍的陈姓，其基础陈国虽然算不上大国，但是陈国早早就被楚国征服。陈国所在的河南南部是古代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楚灭陈后大量的陈国后人向南迁徙，在南方开发的过程中占得了先机，使得陈姓成为南方zui大的姓之一。
在开发比较早的中原地区，人们直接以地名来作氏，而在当时的华夏文化圈，由于多民族混居，有些人就直接以民族来源为氏。如春秋时期就有长狄侨如，在原来楚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也出现了几个“蛮某”。以“蛮”为氏，则这些人应该本属于南方蛮族，加入楚地社会体系之后，就以民族属性为氏。
地名之外，身份、父亲的字等，都可以被用作一个人的氏。早期的氏相当随便，甚至有些人也可能会有多个氏。如春秋时的郑相子产，因为父亲字“子国”，就以“国”为氏，同时因为家族居住在郑都的东里，所以也可以称东里子产，还因为是国君之孙也为公孙氏。
还有的氏其实来源于姓的特殊转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曾经长期被北方中原诸国视作蛮荒之邦。若论起源，楚国祖先本来来自中原地区，历史上先是从祝融之墟（今河南新郑）迁往河南南部的淅川一带。西周中晚期才进入汉水流域。楚国早期青铜器的形制也与中原一带基本一致，楚国王室对自己的世系追溯也相当清楚，比吴国泰伯奔吴的故事要可靠很多。
然而楚国人名中往往也有一些较为古怪的名字。如楚国知名的令尹子文，是楚国王室的分支，为鬬氏，名为?於菟。这个名字的含义《左传》明确给出，就是老虎哺乳的意思。其中老虎对应於菟。这个名字显然很难用普通的汉语来解释。春秋时期也多有北方诸国之人听不懂楚人说话的记录，因此当时楚地的语言应该和北方有所不同，里面掺杂了一些南方当地语言的词。按照传统的说法，楚国王室是芈姓熊氏。不过这个说法很有可能有问题。“芈”的写法zui早出自秦国的《诅楚文》。楚国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主要对手之一。秦国诅咒楚国的文章里对楚国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话，其中带有侮辱性的把楚国的姓写成了表示羊叫的一个字。楚国自己则把王室的姓写为嬭。后来由于秦国文字成为标准文字的基础，我们才把楚人的姓写成了芈。
然而和其他上古姓不同，嬭姓似乎只和楚国王室有关。考虑到楚国王室为熊氏，今天壮语、泰语等语言的熊就是memimui，和嬭读音接近。楚国可能一开始采用这个来自南方部族的词作为楚人的标识，即姓。由于这个姓的来源zui早并非汉语，也没有合适的汉字表示，于是楚国人就用了音译的嬭来书写。嬭字加上女旁看起来就和多数上古姓更加接近了。
从氏来看，传世文献里楚国王室的氏是熊。但是先秦时期楚国人自己写的时候一般写作酓氏。这个字的本义是饮酒，和今天的“饮”字关系密切，上古时期和“熊”读音稍近，并且楚国人确实有崇拜熊的现象。如楚国追溯祖先有个叫穴熊的人物，可能就是人格化的熊神。所以可能起初楚人确实有过以熊为氏的阶段，或者说早期的楚国直接把自己的姓的音译版本当作“姓”，意译版本当作“氏”，后来楚国王室认为这种以猛兽为氏的做法不大雅观，就改为了一个当时的近音字。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对手秦国仍然坚持把楚国的氏写成熊，甚至把楚国的姓也写成了表示羊叫的字——芈。
从中国的姓氏起源来看，制造姓氏的方法和其他文化还是颇有共同之处。和其他文化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姓较少有来自某位祖先自身生理特征或是绰号的。大概姓氏就算可以改易，对中国人来说终究是个较为严肃的话题，尤其是氏在起源时本是对有身份者的尊称，中国人并不习惯在正式称呼中像欧洲人那样用诸如“小个子（法语姓Petit）”“胳膊壮（英语姓Armstrong）”作为区别标识。
尽管当今中国的姓中，地名来源的姓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但是从人口来说，李、王、张这三个中国zui大的姓，则并非来自古代的地名。
三大姓中，李、王孰前孰后，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结果，不过这两个姓人口的规模数一数二则并无争议，张姓处于第三大姓的地位也基本是确定无疑的。这三个大姓对其他姓氏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三大姓加起来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左右。
有趣的是，这三大姓都不来源于地名。中国古代并没有叫李、王、张的地名，更没有叫李国、王国、张国的诸侯国名，按道理来说，这三个姓似乎并不具备发展壮大的先天条件。
但是，在全世界很多文化中，有一类姓是由职业发展而来的。这类职业姓由于跨越了地域，其中由一些常见职业形成的姓会发展得相当庞大，譬如英语世界D一大姓Smith本来是铁匠的意思。在古人的生活中，铁匠很重要，数量也很庞大。人数多的铁匠群体就为Smith姓的登顶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中国的三大姓，李、王、张也正来源于这种职业姓。
这其中，王姓zui容易理解。王字从古至今意义变化不大，是用来指统治者的。王作为氏，zui主要的来源是周王室的各个后代分支。由于来自周朝的王室，就以“王”作为氏族标识。
我们之前已经多次展示，由于贵zu相对来说生活更充裕、资源更丰富，在古代会有更高的生育率，代代累积下的人口膨胀是相当惊人的。王室作为贵zu中的贵zu就更不用说了。就算作为旁支，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一般来说仍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更高的生育率。其中一些分支更是长盛不衰。譬如中古时期的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都是从汉朝延续到唐朝的望族。两者同宗同源，都是延续自秦国名将王翦。传统说法认为，王翦的祖先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乔。实际上王翦家族在王翦之前缺乏记录，王子乔和王翦的关系、甚至王翦与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具体关系，都很难坐实，似有攀附之嫌。但是无论如何，这两支王氏家族是实打实地显赫了好几百年。在那个讲究出身门第的年代，王氏一直以顶ji贵zu的面目出现，以至于有“旧时王谢堂前燕”之说。
以今天的中国人对古代的想象来看，一个家族自称“王氏”，可能大逆不道。但在中古（大约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前，想要加入王氏并没有太大障碍。除了周王室的后代，商朝王室的后代也有姓王的。甚至战国时期田齐的后代，在丢了齐国王位之后，也有改姓王的，两汉之交的篡汉的王莽就是这支王姓的后代。可见在当时，拥有这么一个姓并没有什么难度。历史上有记载的改王姓事件多不胜数。我们甚至可以合理猜想：早在战国时期，不少王氏可能根本不出自周朝王室或者各诸侯国公室甚至贵zu家庭，而只是有些普通家族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自称王氏。反映到Y染色体单倍型的特性上，就是王姓人士的Y染色体单倍型类型非常复杂。中间占据较大优势的分支，占比也远远不及同为大姓的刘氏。比如，目前看起来较为广泛分布在山东地区和浙江地区的王姓人口，其中的O-MF23934染色体单倍型一系，共祖时间为2340年前，很有可能就是诞生了王羲之等名人的头等士族——琅琊王氏的所属类型。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是王氏家族中zui显赫的两支，而且按照传统说法也应该同宗同源，家族发迹很早，如果是其他姓氏，恐怕会在姓氏内部占据相当的优势，但是这个Y染色体单倍型类型在中国的王姓男性人口中占比顶多也就在1%上下，可见王氏在遗传学上的来源之复杂。至于理论上应该和琅琊王氏同宗的太原王氏，家谱自称属于太原王氏后裔的王氏家族中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多种多样，横跨O、C等类型，至今难以确定中古时代的望族太原王氏究竟是哪个类型，甚至是不是当时就已经很复杂。
在中国姓氏中，李姓是难得从人口上可能和王姓一争高下的姓氏。自古以来，李姓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姓。然而，古代并没有一个叫“李”的地名。和王姓一样，李姓也是从职业发展而来。在今天，“李”指的是一种水果。以中国古代的农业习惯来看，一般来说，大多数农民会以种植粮食为主，兼种些经济作物，很少有专业种植果树的农民。在商品社会建立起来之前，指望靠着专门种植李子，以李换粮为生，这是一件很高风险的事。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一大批专业李农。所以，早期的“李”并不专指今天说的李子，而是泛指各类果实。就算如此，专业果农在当时也是不常见的。
既然李姓并不是因为祖先爱种李树，那李姓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传统说法认为，李氏出自皋陶。皋陶在舜帝时就任“大理”之职，他的三子恩成继承了“大理”之职，辅佐夏启，从此以理为氏。这也是唐朝皇shi采信的版本。只不过这个故事很难说有多少事实依据，皋陶毕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乃至舜帝是否真实存在也有存疑。就算这两个传说人物确实存在或者至少有原型，先夏时期的官职体系和后世也很不一样。以目前能见到的史料来看，“大理”作为官职名称是在西汉景帝年间，由廷尉改来，这个时间点相距先夏时期有数千年之久，皋陶不大可能任职“大理”，更别说子孙后代世袭罔替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很靠谱的故事却可能隐藏着一个重要细节，即“李”并不是真的来自李，而是来自“理”。
李氏的发迹史非常奇特，在春秋时期还基本默默无闻，到了战国晚期突然膨胀，史籍中不断涌现出以“李”为氏的人物。但是战国七雄里并没有李国，诸侯国也没有出现大量李氏卿大夫以作为人口快速繁衍的种子。这说明大量出现的李姓很可能并不是因为生育率优势的逐渐累积，而是从其他的氏改过来的。
确凿无疑的“李”字zui早发源于战国时期的秦文字。战国时期文字并不统一，如“李”在楚国的文字写法就是上“来”下“子”。这个经常出现的楚人氏，好歹还较为明显，和秦国的“李”能对应上，然而在其他各诸侯国的文字中，“李”几乎是无影无踪。
以后世李姓分布之广泛、人口之多来看，这个氏在战国时期不可能是仅仅分布在秦、楚两家的地方性的氏。尽管战国的李姓名人的确实有不少秦人和楚人，但知名的政zhi家李悝就是来自魏国的李氏名人。另一边，赵国则有李牧和李兑，前者还被中古时期知名士族赵郡李氏认作祖宗。从李氏各支系的追溯来看，甚至可以说，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地区才是李氏发源的核心地区，而地处秦、楚的李氏，反倒像是扩散或者移居到当时位置较为边远的诸侯国的。因此，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不可能没有李氏，只是李氏的“李”字，在秦、楚之外，不一定采用这一写法。
在李氏种种可能的写法中，zui容易想到的就是理。虽然后世的李姓追溯到大理的传说未必可靠，但是春秋时期确实已经出现了里氏，在这些里氏中，至少其中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后来的李氏的前身。在战国到秦朝的文献中，“理”“李”可以通用，如“受理”写成“受李”就相当常见。这两个字今天在普通话里是同音字，在古代也一样。“里”和“理”只是加了个形旁的区别，在文字尚不稳定的先秦时代，一个字也经常会出现加形旁和不加形旁的不同变体。
尽管“大理”是后来出现的官位，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把许多办事人员称作“理”，皋陶曾经担任“理”职也是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的说法。这个用法延续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会使用诸如“经理”“监理”“助理”“副理”这样的词。
这也解释了李姓是如何发展为大姓的：可以想象，正如中世纪欧洲村子里都有铁匠一样，先秦时期的各类机构也总是会雇用大批的办事人员，这些理事员就以他们的职业“理”为氏，或许也可以简写为“里”。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群，给后来的李姓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不过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上古时期和“李”读音相近的并不止“理”一个字。只是下面这些字，用今天的普通话可能就没那么容易识别了。
汉语中不少字互相之间其实有派生关系。在派生初期，其发音尚接近。我们的祖先也能意识到这些字之间的派生关系，有时候干脆在字形上不作更改，有时候也会采用同个声旁加上不同形旁的方法书写。譬如“登”“蒸”“增”“层”“升”，这些字都有“上升、高”的意思。今天我们从这批字的读音仍然可以看到韵母的共同之处（都是-ng结尾），声母则变化比较大了。这一系列的字就组成了一个词族。天长日久，属于一个词族的字意思发生演变，读音也可能变得不再接近，我们就把这些字当作各自独li的词来使用了。
“理”和“李”就同属于一个相当庞大的词族，这个词族的意思和“处理、整理”有关。我们今天的文字使用中，李字的指代范围已经基本缩窄为姓氏和一种特定的植物。作为植物的“李”大概只是一个凑巧同音的字，并不属于“理”的词族，但是常用词“行李”则保留了上古时期的用法，和古代的“受李”相当类似。
除了完全同音的李、理，这个词族的成员还包括吏、史、使和事。这些不同意思的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还尚未分化，统统使用一个字符书写，这个字符就是今天的“史”字的前身。早期，这个字符的形状类似一个手持某种工具的人。“吏”和“事”明显是由“史”分化而来，“使”是加了个形旁，“李”则可能是把字符下半部分换成了“子”，字形又稍作演变的产物。“理”则虽然语言上属于这个词族，但是文字则另有来源，属于借用了同音字或近音字来表音。
在这个词族中，“吏”和“理”仅有声调上的区别，意思上也相当接近，指的是办事人员。在古文字的用法上就有写李为吏的现象。如赵国名将李牧，在一件战国时期的弩机上，他的名字就被写成了“吏牧”。说明在当时的赵国文字中，李氏是写成吏氏的。
“吏”和“理”属于一个词族，尚且容易理解；但是“史”“事”又怎么会和读音相差悬殊的“理”扯上关系呢？这要从上古汉语的特点说起。
我们仍然从“吏”出发。“吏”是“使”的声旁，也就是说，在祖先造字的时候，他们认为“使”的读音和“吏”足够接近，因此吏作为声旁可以起到提示发音的作用。这种提示如果放到今天的普通话乃至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里，只会起到误导作用。我们上古时期的祖先并不会干自找麻烦的事，因此这种读音上的相近在当时必然是存在的。
今天普通话以声母l开头的字，在上古时期多数是以r开头的。我们可以从一些周边语言的早期汉语借词中，发现这个r的踪迹。如越南语把房梁称作r??ng，牛栏称作ràn。这两个词都是汉朝时从汉语进入越南语的。而到了唐朝晚期，进入越南语的汉越音，即越南语对汉字梁和栏的读音，则分别读作l??ng和lan，这说明从汉朝到唐朝间汉语发生了从r到l的音变。
因此，吏、李、理这几个字，在上古时期的声母一度是r，这些字和史、使、事的关系则可能和上古汉语的复辅音有关系。今天的汉字用各方言读声母基本都是一个辅音，但是在上古时期则可能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辅音组成的声母，这些复辅音声母经常采取某个声母加r的方式。我们一些看起来奇怪的形声字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复辅音造成的，譬如“各”是“路”和“洛”的声旁。
这些复辅音有些可能是词根的一部分，有些则可能是起源自语法的前缀。在声母前添加的s-前缀，是上古时期一个常见的词缀，在上古时代可能有重要的语法。这个前缀继承自汉语、藏语和缅甸语等语言的共同祖先——原始汉藏语。我们至今仍然能够在汉语的亲属语言中看到s-前缀的影响。这个前缀很重要的功能是把动词变为使动词。
“史”的读音就很有可能是本来的基础声母r-加上前缀s-形成的sr-演变的结果。不同于sm-在后来s-前缀完全鸠占鹊巢成为声母，sr-则发生了融合，s受到r的影响出现卷舌化，变成了今天普通话里的卷舌音sh。本来表示“处理、整理”的动词词根“理”在添加了s-前缀后，变成了名词“史”，即办事员。
今天我们说的词“历史”，本指“史”在特定范围的产物。早期的史则可以指各种事情。处理各种事物的官吏，也可以被称作史。在一些比较古早的词中，“史”仍然有办事人员的意思，如太史、长史、女史等。“使”的意思和“史”颇为接近，或者可能“使”本身就是s-前缀让动词使动化的结果，可以理解为“让处理”或“使处理”，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受命办事的人员（特使）。至于“事”，有可能也是这个词族的进一步派生，“士”也是如此，古文字也出现有把“卿士”写作“卿李”的，《左传》的人物“士离”在《史记》中写成“李离”，可见“李”字在古时也能表示更加复杂的读音。在战国晚期分化的吏字则可能是这个词族某个词去掉前缀的一种分化形式，用来专指某类办事人员。
由于这个词族早期意思和发音上的联系相当明显，因此在先秦时期经常用一个字形来书写。尤其是在三晋（韩、赵、魏）的私印和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大量写成“史/事/吏”的氏。由于三晋文字这几个字尚未完全分化，很难说得清楚当时到底写的是哪个字。就譬如之前说的“李牧”写成“吏牧”，如果说写成“史牧”或者“事牧”也未尝不可。
从遗传学上看，尽管李姓作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姓，Y染色体单倍型多样性非常高，但是其中的O-Y29876和其下游分支仍然非常突出，这个大约发生在距今2400—2500年左右的突变，可能对应早期李氏族群的扩散。今天属于这一Y染色体单倍型的人，分布正中正是华北旧属三晋的地区。而在其下游，距离非常近、可能只相差一两代的O-FT299443染色体，则对应今天华北地区的许多史姓人士。可见毫无疑问，不少史氏和李氏有共祖关系，二者很有可能是一个氏，由于写法不同而造成分离。可以合理推测，在三晋地区曾经有规模相当庞大的“史/事/吏”氏（下文称史氏）。这些三晋的史氏移居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秦和楚之后，他们的氏就按照当时或许是很常规的做法，直接转为李氏。
留在三晋地区的史氏，则在文字被秦文字统一之后，有的选择按照秦国的习惯写成李氏，有的则选择直接按照文字对应关系写成秦文字的“史”。从今天两姓人口上的悬殊差距来看，可能前者是更为通常的做法，但是有些地区可能政策执行尚未到位，就直接按照“史”来写。随着后世“史”和“李”读音差距的扩大，人们渐渐忘却这两个氏本来的共同来源。史氏就把自己的先祖追溯到周朝太史史佚而非皋陶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史氏起源于华北地区，今天史姓的分布也是北高于南，但是南方却有一个高频出现的地区——江苏溧阳。这支史姓的先祖是东汉初年的溧阳侯史崇，由于发展较早，史姓成为溧阳的著姓，位居溧阳第四大姓，远胜史姓在全国80位左右的排位，人口大约占溧阳人口的2.5%左右，不可谓不兴盛。今天南方许多地区的史姓都把祖先追溯到溧阳史崇。但是这支史氏家族的Y染色体单倍型标记O-MF20640，却并非之前所述的华北地区李氏/史氏常见的O-Y29876的下游类型。可见，作为庞大的“办事员群体”，李氏/史氏的源头确实相当复杂。
张姓起源的传统说法是来自黄帝的孙子挥，他是弓的发ming者。据说他是在观星时观测到了组成弧的张宿（南方七宿之一），这才得到启发，挥担任弓正的职位，负责制造弓。因为射箭时有张弓的动作，挥就被赐姓张，作为后世张姓的祖先。这个传说存在漏洞。如果说“皋陶为大理”这一传说当中，出现了把后世的官位安到了远古时代的问题，那么张挥造弓则恰恰相反。中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弓箭，可以作为箭头使用的石镞至少有28000多年的历史。zui早的弓实物则是浙江出土的漆弓，距今8000年。总之，都远远早于传说人物黄帝可能生活的年代。可以说，早在中华文明成型前，就已经有了弓。因此，不可能有人因为发明了弓，又因为运弓需要将其张开，所以得氏为张。
我们仍然需要从氏产生的周朝古文字，来推算张氏的来源。除了传说中的张挥，张氏zui早的知名人物可能是周宣王时期的大臣张伯和张仲。遵循古代伯仲叔季的排行传统，两人是兄弟关系。北宋官员和学者刘敞曾经在西安收购了一些青铜器，里面有出自蓝田白鹿原写有“张仲”“张伯”的两件青铜器，它们在当时分别称为张仲簠和张伯匜。这两件青铜器今天均已经不知去向，但在当时广受包括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刘敞的朋友）在内的广大金石学者们的追捧，留下过一些记录，乃至这个“张”字也被临摹了下来。这个所谓的张字看起来有点像“弡”，刘敞和欧阳修均认为就是张字，似乎确实在西周宣王时就已经有了张氏。
可惜的是，这个zui早的张氏名人事件，可能是一场乌龙。把这个字解作张，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不同意见。到了清朝，又有一个青铜器上出现了“张叔”，此时已有学者提出这个字大概可以解作“弭”。到了20世纪，蓝田又挖出了一系列青铜器。由于有大量较为清晰的原始铭文作为参考，学者们发现，这个家族的氏其实就是“弭”。蓝田一带在周朝有个弭国。弭仲、弭伯和新出现的弭叔，应该都是出自这个弭国的公族，以地名为氏，并不是张氏。弭仲和弭伯也并非周宣王时期的张仲和张伯。
实际上张氏在早期几乎都是写成“长”氏，这个氏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如西周穆王时期曾经有一位长甶得到了周穆王的嘉奖，他将这件事情记录在了一个青铜盉里。加了“弓”形旁的“张”氏在战国才开始出现在燕国和楚国等地的文字中。先秦典籍里，有些张氏人物的氏还在张和长之间摇摆。譬如《墨子》里面提到了“张武”，此人在《左传》中称作“长武子”。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典籍，很多文字会按照后来的规范重新厘定，《墨子》应该也是如此。
给“长”氏增加偏旁的初衷是为了让文字更加精que，把作为氏的“张”从常用字“长”的使用中剥离出来。虽然今天看来大家意见很统一，都是加“弓”，但是在战国时期也有加上其他偏旁的。譬如河北中山国的文字就有加绞丝旁的。此外，楚国文字和汉朝的章都显示，当时还有一个“伥”氏，来源不明，可能是“长”添加偏旁时的另外一个写法，或许是因为汉朝皇shi来自楚地，因此继承了一些楚地的用字习惯，后来，伥氏从历史长河中消失，有很大概率是直接串入了张氏。不过战国时期仍然存在直接写作“长”的，并且尚是主流。“张”这个写法成为标准，已经是汉朝以后的事了。这种早期写法与汉朝以后相差巨大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另一个大姓“赵”，在战国时代基本都写成“肖”。汉朝以后则基本都添加了走旁，变成了“趙”；杨姓则由战国时期包括“阳”“昜”等在内的数个氏组合而成；来自楚国王族分支的景氏在楚国实际是写成“竞”的。可见汉朝之前中国人对于氏的改变确实较为随意，汉朝以后这种无特定原因、大改写法的事就比较少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姓的写法，直到更晚的时期才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如辽东大姓“佟”，直到东晋时期，朝鲜乐浪郡的辽东首领——佟寿本人的墓葬中，自己的名字还是写成“冬寿”的。
作为后世张氏的主要来源，长氏则类似李氏的前身那样，来源于各类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同的是，他们在得氏时可能层级要更高一些，混得更加如鱼得水，已经成为了长官。因此被周围人尊称一声“长某（某）”。不难想象，和李氏一样，这些长官们在遗传学上当然不会是单个源头，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分支组成。这样一来，上古中国各地担任过长的家族就为后来的张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家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然也会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有可能繁衍更多的后代以实现长（张）氏的扩张。
由于三大姓的来源突破了血缘和职业，因此李、王、张三大姓的多样性程度非常之高。尽管今天三大姓人口众多，但是其同姓人士有血缘关系的可能性其实要远低于来源较为单纯的姓氏。所谓“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正是由于三大姓的来源广泛，李、王、张早在战国到秦汉这一时期就已经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姓氏中翘楚的地位，并维持至今。如果没有什么重大意外的话，在可预期的未来，三大姓卓尔不群的状态还将长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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